權力和資本一結合就開始向著腐敗的深淵狂奔，沒有人能阻止。蔣經國為了挽救腐朽的王朝對著官僚資本動手了，他的目標就是"天下無虎"，然而資本的老虎給他上了生動的一課，在硝煙不起的上海，蔣經國徹底的失敗了。只是那些老虎們想不到，蔣經國的失敗也是他們的失敗，正是他們對財富的貪婪讓國民政府徹徹底底失去了民心，退守臺灣是他們的最後一條路。
抗戰勝利後，蔣介石發動全面內戰，造成軍費激增，連年赤字，法幣貶值，通貨膨脹，國民經濟出現了嚴重危機，瀕臨崩潰邊緣。戰場上的不斷失利，更加快了崩潰的速度。
1948年秋，國民黨政府經過一番醞釀，決定實施經濟改革，以擺脫政治、經濟危機，維持其搖搖欲墜的統治。上海是全國的經濟中心，也是國民黨搜刮金銀外幣的重要目標，蔣介石打出一張王牌，派太子蔣經國坐鎮上海。於是，蔣經國上海灘打虎轟動一時，誰料只維持了70天，便有始無終，草草收場。
一套無中生有的把戲
1946年6月，蔣介石悍然撕毀停戰協定，向各解放區發動全面進攻，但很快在各個戰場上遭到解放區軍民的沉重打擊。1947年，在西北戰場上國民黨軍隊三戰三敗，損兵折將，被殲滅數萬人。之後，東北戰場上又被解放軍殲滅47萬餘人，東北全境解放。內戰使大量社會財富消耗在戰火中，國民黨政府還要供養數百萬軍隊，財政不勝負荷，赤字高達900萬億元。據統計：1947年財政總收入為13萬億元，而支出近40萬億元，其中軍費21.3萬億元，佔財政總支出的52%。為消滅赤字，濫印法幣，印大額鈔票，面值25萬元一張的關金大鈔問世，法幣貶值390萬倍。由於法幣貶值，城市大宗買賣已用黃金、美鈔計算，農村則以糧食作價格標準，偏僻地區已恢復銀圓來往，物物交易成風。物價狂漲，各種稅收的增加，更使民眾不堪重負，上海、南京出現了聲勢浩大的反內戰、反飢餓遊行示威。國民黨政府的財政經濟和軍事一樣日益惡化，民心浮動，社會不安，不得不開始醞釀穩定經濟的具體辦法。
1948年7月29日，在莫干山避暑的蔣介石，召見行政院長翁文灝、財政部長王雲五、中央銀行總裁俞鴻鈞等高階經濟幕僚，密議幣制改革初步方案。8月13日，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與蔣介石會談，就經濟改革一事取得美國認可。8月19日，國民黨政府公佈《財政經濟緊急處分令》，內容歸納如下：一、自8月19日起發行金元券，以替代法幣和東北流通券。頒佈《金元券發行辦法》，規定金元券每元兌換法幣300萬元、東北流通券30萬元，限11月20日以前兌換完畢。二、限期收兌人民所有的黃金、白銀和外幣。頒佈《人民所有金銀外幣處理辦法》，規定黃金、白銀、外幣禁止在國內流通。黃金每市兩兌金元券200元，白銀每兩兌3元，銀元兌2員，美元每元兌4元，兌換期止於9月3日（後延至10月31日），逾期任何人不得持有，違者嚴辦。三、限期登記管理本國人民存在國外外匯資產。頒佈《中華民國人民存放國外外匯資產登記管理辦法》，規定所有中國人（華僑除外）應於1948年12月31日前，向中央銀行申報登記外匯資產數量，並移存中央銀行保管。四、整理財政並加強管制經濟，以穩定物價，平衡國家預算及國際開支。公佈《物價管理辦法》，規定所有貨物必須凍結在8月19日的市價上，不許超過。
實施經濟管制是幣制改革的重要環節，國民黨政府在行政院之下專門成立經濟管制委員會，由翁文灝任主任委員，王雲五、陳啟天、俞鴻鈞、張勵生、嚴家淦、蔣經國為委員。下設上海、天津、廣州三個督導區，派俞鴻鈞、蔣經國為上海經濟管制正副督導員，並賦於行政及警察指揮大權。以後行政院還決定將江蘇、浙江、安徽、南京的經濟管制工作，由上海督導區統一兼管。由於上海經濟管制的成敗，關係全國經濟管制的成敗，也關係整個幣制改革的成敗，面對這個所謂千斤重擔，俞鴻鈞提出願負政策指導，實際執行，建議由蔣經國全面負責。
在這同時，蔣介石與翁文灝邀請一些民意代表及南京、上海金融界人士面談，要求經濟各界人士支援政府的經濟管制，實行幣制改革。上海的金融界人士說了一些金融界的困難，並指出各項辦法之間有矛盾衝突。如限期收兌金銀外幣，新幣金元券大量出籠，立即增加龐大的購買力，對市場壓力和衝擊很大。會後，蔣介石又在勵志社召見上海金融界人士，發表了一通希望大家擁護新幣制的講話。聲稱“這次幣制改革處於國家民族生死存亡關頭，只許成功，不許失敗”。這些人士明知情況不妙，只得表示竭力擁護。
儘管國民黨政府把經濟管制、幣制改革的目的，標榜為挽救崩潰在即的社會經濟，是為穩定物價、安定民心，但實際上是利用沒有任何物資準備的幣制改革騙局，對人民手中的金銀外幣進行搜刮掠奪。再則，限價政策能不能堅持，是幣制改革成功與否的關鍵，按發行20億金元券，摺合法幣為6000萬億元，超過流通法幣面值近9倍，必然引起物價上漲，金元券就必然會重蹈覆轍。當時，輿論對用行政手段管制經濟，強制推行幣制改革的前景，都憂慮重重。8月20日《中央日報》在社論中說：“要知道改革幣制譬如割去發炎的盲腸，割得好則身體從此康強，割得不好則同歸於盡。”
《大公報》的文章指出：“客觀觀察，政府這套經濟改革令，實在很缺少社會政策的色彩”。並批評“幣制改革方案，不是為了人民生活，而是為了“勘亂”的持續，是維護既得利益集團。”香港的《遠東經濟》評論說：“這是臨時的鎮靜劑，可以緩和經濟的貧血症，卻不能有長久的功效。”上海《經濟週報》指出：“不知是故意還是無知，政府的經濟措施，卻始終認為無中可以生有，對人民始終沒有放棄那一套無中生有的把戲。”
蔣經國抵滬
2014年底，一部講述1948年國民黨經濟全面崩潰的電視劇《北平無戰事》走紅於中國大陸，編劇劉和平藉著這部電視劇問了一個問題：1948年到1949年1月，北平無戰事，但是改朝換代了，原因在哪兒？
劇中故事的發生地北平只是幣制改革的一個分戰場，主戰場必然在經濟金融的中心--上海。改朝換代的緣由，當屬親身經歷過的蔣經國最清楚了。
1948年，對國民黨而言，是慘淡的一年，恐怕沒有人能想到，僅僅不到兩年，國民黨一度計劃3到6個月的"剿共"非但沒有成功反而被共產黨逆轉了局勢。到了這年夏天，國共掌控的地盤在不斷地變化著，而且是向著不利於國民黨的局面發展。7月，國民黨在豫東戰場丟了兩個整編師以及開封；在山東，濟南已經成為孤城，而粟裕麾下的華東野戰軍正在集結；在東北，林彪率領百萬大軍虎視眈眈的盯著北寧，遼瀋戰役一觸即發。
除了戰場上的敗退，國統區的經濟也瀕臨崩潰了。為了挽救險惡的經濟，也為了可以繼續"剿共"，蔣介石終於下定決心進行幣制改革了--操盤手王雲五只是個出版家，而蔣經國則被派往上海"督導"，阻止經濟崩潰。
不得不承認，蔣經國是有著一腔熱血的理想青年。這一年的蔣經國38歲，正是可以大有所為的年齡。除了一紙命令，蔣經國既沒有錢也沒有物資，但他在8月20日當天，以上海經濟管制區副經濟管制督導員的身份抵滬（督導員由中央銀行總裁俞鴻鈞兼任），管制全國最大工商業城市上海。
顯然，蔣經國相信自己可以"挽狂瀾於既倒，扶大廈之將傾"他以《上海向何處去？》為題發表告上海人民書，宣稱 "投機家不打倒，冒險家不趕走，暴發戶不消滅，上海人民是永遠不得安寧的。" 他向上海人民表決心："本人此次執行政府法令，決心不折不扣，決不以私人關係而有所動搖變更！"還借用范仲淹的名言"寧使一家哭，不使一路哭"，表明自己對豪門巨室決不留情，揚言要用高壓手段來實行限價："不惜以人頭來平物價！"還提出了"打禍國的敗類，救最苦的同胞！""打倒豪門資本！"等一系列口號。
與當今人們熟悉的既要打蒼蠅又要打老虎不一樣，蔣經國在"大上海青年服務隊"成立大會上，鼓舞大家對阻礙幣制改革的鉅商、富戶要有"武松打虎"的勇氣，卻對蒼蠅絕口不提。礙於當時的局勢，打老虎，尤其是大老虎才能達到殺雞儆猴的最佳效果，也最能穩定人心，可以說，蔣經國的目的極其明確。
蔣經國奉父命到上海灘打虎
上海是全國最大都市，是全國的經濟中心，也是推行經濟管制和幣制改革的重點地區，更是國民黨政府搜刮金銀外幣的主要目標。但由於上海資產階級力量比較強大，豪門權貴與各種勢力盤根錯節，和官方都有不同程度的聯絡，官僚資本及國民黨各派系在上海均有巨大利益。為此，蔣介石派太子蔣經國坐鎮這個藏龍臥虎的上海灘，這一不同尋常的任命表明，蔣介石對經濟改革下了很大的決心和賭注，他認為蔣經國赤膽忠心，有一定的經驗，曾在華北領導過反貪汙運動，查辦過平津的大貪汙案，打過幾只老虎。更重要的是為了把經濟實力控制在蔣家父子手中。
蔣經國受命後， 8月20日便赴上海走馬上任，在外灘中央銀行設定辦公處。他一面和俞鴻鈞研究上海的政治和經濟環境，並確定上海經濟管制工作計劃；一面著手組織自己的執法隊伍。在上海經濟督導區下設物資調節、物資審議、經濟檢查三個委員會，由劉功芸、吳國楨、蔣經國分別擔任主任。蔣經國首先把“勘建”第六大隊1200人調至上海，由王昇任大隊長，作為他的基本力量。同時，把贛南系青年幹校和青年軍的幹部，從全國各地紛紛調往上海，並把幾個志同道合的留蘇同學，組成智囊團，經濟學家高理文成了他的顧問。蔣經國還將中央幹校校友會和青年軍聯誼會的基金，調撥至上海集中使用。緊接著他又在上海招募12339名上海青年，組成大上海青年服務總隊，時稱打虎隊，編成20個大隊，分佈上海各區，由王昇兼任總隊長。主要任務是：一打禍國的敗類；二救苦難同胞；三做艱鉅工作；四盡最大的義務，協助“勘建”大隊執行經濟管制。當時“勘建”大隊提出了響亮的口號“只打老虎，不拍蒼蠅”。蔣經國以《上海向何處去？》為題，發表演講。他以上海人民保護者的口吻宣稱：“放棄了打擊奸商的勇氣，投機家不打倒，冒險家不趕走，暴發戶不消滅，上海是永遠不得安寧的”。並向上海人民表示自己的決心：“本人此次執行政府法令，決心不折不扣，決不以私人關係而動搖變更法令！”，“要把上海翻一個身，成為新經濟的陣地。”
接著，蔣經國調集上海金融管理局、警察局、警備司令部稽查處、憲兵、江灣以及京滬、滬杭兩路警察局6個軍警單位的全部人員，到全市大小市場、倉庫、水陸空交通場所，進行搜查強行管制，對“凡違背法令及觸犯財經緊急措施條文者，商店吊銷執照，負責人送刑庭法辦，貨物沒收。”上海青年服務總隊四處出動，設立崗哨，與軍警單位人員混合編組，組成許多3至5人的小組，檢查商店、工廠、倉庫，登記囤積物資。為方便接受民眾檢舉揭發，在全市設立了11個人民服務站，並安置了許多告密箱。
蔣經國法出令行，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勒逼上海人民兌換金銀外幣，他接連召見上海經濟界的頭面人物劉鴻生、榮爾仁、錢新工、李馥蓀、周作民、杜月笙等人，採用軟硬兼施，要他們交出全部黃金、白銀、外幣，否則即勒令停業。上海資本家都採取敷衍態度，銀行公會理事會擬集上海各行莊湊足美元1000萬元來對付。蔣經國為此大怒，揚言：“你們不要敬酒不吃吃罰酒，誰手裡有多少黃金、美鈔，我們都清楚，誰不交就按軍法處理。”
為了儘快取得成效，蔣經國不惜孤注一擲，採用嚴刑峻法，殺一儆百。9月2日，財政部秘書陶啟明，利用職權，洩露幣制改革機密，串通上海商人拋售永安紗廠股票700萬股，投機牟利約80億元，首先被判刑。接著，林王商行經理王春哲（華僑），因經營黃金、外幣搞黑市買賣，被判處死刑。警備司令部科長張亞民，稽查大隊長戚再玉，犯敲詐勒索罪被槍決。憲兵大隊長姜介美，因破壞經濟管制也被槍決。有人勸蔣經國手下留情，他說：“一路哭不如一家哭。”這是引用古賢的一句格言，竟被傳誦為蔣經國的名言。
當時，因違背經濟管制法令而先後被法辦入獄的鉅商大戶共64人。如申新紡織公司總經理（國大代表）榮鴻元、中國水泥公司董事長鬍梁國、美豐證券公司總經理韋伯祥，均因私逃外匯和黃金被捕入獄，後被迫分別交出罰款一百萬、三十萬、三十五萬美元，才得以交保獲釋。
杜月笙
被捕入獄的還有前財政部錢幣司司長戴銘禮、吳錫記棉布莊經理吳錫齡、永泰和煙行經理黃以聰、上海紙業工會理事詹沛霖、米商萬墨林、股票商林樂耕、駿馬公司經理、證券交易所經紀人杜維屏等人，都因拒絕將金銀外幣兌換金元券或拋售股票。其中，最為轟動的是抓了上海青幫頭子杜月笙的小兒子杜維屏。
據說，蔣介石同意蔣經國把這把火燒到杜月笙頭上是有原因的。當年夏天，由於法幣貶值嚴重，蔣介石几次給杜月笙打電話，要他想辦法平衡物價。杜月笙找了不少智囊謀士研究，提出由政府丟擲一定數量的物資，促使法幣回籠，市場可望穩定。這方案得到了孔祥熙認可，並上報國民黨政府，還徵求不少專家意見，多數認定可行。蔣介石便下決心出售國營企業股票和國庫券，同時拋售接收的敵偽物資和美援物資。後因這一政策制定的訊息外洩，所有物資一經丟擲，立馬有買家吃進，拋多少吃多少，結果拋售的物資都流入內地，物價仍是居高不下，國民黨政府弄得雞飛蛋打，蔣介石以為是杜月笙和投機商串通給他下套，心中怒火萬丈。所以，當蔣經國打虎打到杜月笙兒子頭上，蔣介石不但不出來說話反而覺得出了一口惡氣。
杜月笙
而杜月笙也很清楚，小兒子杜維屏丟擲永安紗廠股票2800股，和陶啟明丟擲永安紗廠股票700萬股相比，是小巫見大巫，更主要的陶啟明是利用職權以洩密罪被捕，杜維屏和洩密不沾邊，只是跟風拋售股票，正好趕上經濟管制才被抓，所以他一直保持沉默，以養病為名不出門、不見客，靜觀其變。當時，《中央日報》刊登杜維屏戴上手銬進牢房的照片，小報上登出《杜家大少爺逃跑，三少爺坐牢》的新聞。一般人都說蔣經國連為蔣介石立過汗馬功勞的杜月笙都不買賬，其他人誰敢頂風而上，杜維屏被抓，確實起到了殺一儆百的效果，稱蔣經國上海打虎是動真格的。
黃金榮、杜月笙
在蔣經國初到上海時，杜月笙、黃金榮等人屢次請他吃飯，他都婉拒，一些富商巨賈送鑽石、翡翠、古董給他，他一概拒收，他努力工作，白天開會、見客，下基層檢查工作，晚上寫日記，做自我反省和工作檢討。他在《滬濱日記》的9月18日反省錄中寫道：
“到上海來，已經有一個月了，日日夜夜的工作，雖然稍感疲倦，但是精神上則很愉快。今天只有兩句話可以保障工作的成功，就是我一無所求，亦一無所有。所謂一無所求，就是既不想升官，又不想發財。同時，在我的內心中，確確實實除了想為國家做點事情以外，絕對沒有任何私慾。同時我是一個一無所有的人，除生活能夠維持之外，沒有一個工廠，沒有一家銀行，凡是有錢的事，我都沒有份。今天我既然一無所有，亦一無所求，我相信就是失敗亦是成功。”
就在蔣經國上任剛滿一個月，警備司令宣鐵吾外調，吳國楨市長到南京遞辭呈，社會局長吳開先公開和蔣經國搞冷戰，派系和權力利益鬥爭的裂痕顯現，並不斷升級。但上海的經濟管制，在蔣經國的強力推動下，物價暫時比較穩定，中央銀行兩個月內共收兌黃金114.6萬兩，美鈔3452萬元，港幣1100萬元，銀元369萬餘元，白銀96萬餘兩，黃金美鈔分別佔國內保有量的25.4%和57.3%。可是，上海市民把積蓄的金銀外幣換回來的金元券很快就貶值，最後卻成了一堆廢紙，這是對上海各階層人民財產的一次最兇惡的掠奪。
蔣經國只拍蒼蠅放走大老虎
蔣經國在上海要做的第二件大事，就是強力推行限價政策，根據經濟管制法令，市場物價一定要凍結在8月19日的標準上，即所謂的“八一九”防線。所有庫存的物資，必須及時出售，不準積壓3個月以上，違者法辦入獄。在實行限價過程中，蔣經國給自己規定每星期二，在中央銀行的辦公處接待前來檢舉的市民。他還到處演說，高喊“不怕權貴的壓迫，不畏金錢的誘惑，不講私人情面”。
為限制物價，先要徹底掌握物資方面情況，以防奸商隱藏物資，操縱物價。蔣經國在9月30日那天，要求軍警單位，“勘建”大隊、青年服務總隊全部出動，將5600多人分成1628個小組，由王昇和警察局長俞叔平聯合指揮，對全市實施物資總檢查，宣佈限時登記存貨，規定“如發現隱匿未登記者一律查封，若登記數量不符或自行移動者，報督導處核辦。”這次行動，先後在18個銀行倉庫中，查獲存期3個月以上的棉紗3000件，棉布5000件，色布100匹。有44家民營紗廠遭搜查，10多家紗廠的所有棉紗全部被封存。有一家鞋帽公司，因標價超過了“八一九”限價線，被罰款1000元，老闆四處託人說項，蔣經國答覆是：“好！好！看你的面子加罰2000元。”成為當時一個隨意即興執法的典型例子。
蔣經國輸給孔令侃
蔣經國到上海之日，正是國民政府正式向外界公佈實行"金圓券法案"之時。該法案規定，所有企業和個人在新幣發行後都要將所擁有的金銀外幣送交中央銀行兌換。讓工商、金融大資本家主動兌換是困難的，面對蔣經國的手銬，這些人妥協了，不得不交出美鈔與黃金白銀。這還只是開始，蔣經國用米商萬墨林、紙商詹沛霖、申新紗廠老闆榮鴻元等人的入獄平抑了上海的物價。
蔣經國展現出的鐵血手腕讓上海震驚了，這久違的整肅陣仗也讓老虎們顫抖了，普通民眾似乎看到了一絲希望，上海各階層紛紛將手中金銀以及外匯換成金圓券。
然而，一樁驚天大案的發生使蔣經國的一切努力化為泡影。
8月21日，《大公報》刊文《豪門鉅富紛紛收購金公債，隱名之人曾大批拋售股票》稱："19日上午，有某匿名之人從南京乘夜車抵滬，下車後不洗面不吃東西，匆匆趕到某熟悉證券號，一個上午向市場拋售三千萬股永紗（永安紗廠），照昨天股票慘跌的行市計算，此人大約可獲利四五千億元。"
風聲傳開，不僅是蔣經國震怒不已，就連國民政府亦感到事態嚴重，若此事不能平息，幣制改革必然夭折。28日，南京總統府傳電令"限七天破案"。在警察局的協助下，交易所交出所有賬目，查出兩名涉案者：一名叫李國蘭，是財政部機要秘書陶啟明之妻。陶啟明供出自己是從財政部主任秘書徐百齊處獲悉機密訊息的，三人迅即被捕，陶啟明被處決；另一名竟然是上海黑社會老大杜月笙的兒子杜維屏，孰料蔣經國毫不手軟，以投機倒把罪將其逮捕，後被判刑6個月。
杜月笙並不是那種打落牙齒和血吞的人，兒子的被捕惹惱了他，他話裡有話："犬子維屏違法亂紀，是我管教不嚴，無論蔣先生怎樣懲辦他，是他咎由自取。不過，我有一個請求，也是今天到會各位的一致要求，就是請蔣先生派人到揚子公司查一查。"不動聲色的將禍水引向揚子公司--蔣經國打不動的大老虎出現了。
揚子公司的背景並不複雜，董事長是孔祥熙的長子孔令侃，同時也是宋美齡最寵愛的外甥，蔣經國的表弟。仗著自己是皇親國戚，孔令侃肆無忌憚的倒賣外匯、走私商品。哪怕是戰時由中央銀行管控外匯，也不妨礙孔令侃賺大錢，孔家對蔣經國的打虎行動自然視而不見，一時間，揚子公司成為最大的囤積戶。
轉眼之間，希望之星化作一顆流星。孔令侃在揚子公司被查後向姨母宋美齡哭訴，宋美齡要求蔣經國手下留情取消查處，結果不歡而散。宋美齡一怒之下將一封措詞嚴厲的電報十萬火急的打到了東北前線蔣介石的指揮部，前方戰事再吃緊也比不上後院起火，蔣介石連夜飛到上海，訓斥蔣經國"幹事太露！"勒令立即停辦此案以息事寧人。
揚子公司長期憑藉特權，在戰後處理美軍剩餘物資，專營進口貿易和採購軍火等方面發了大財。公司還炒外匯、股票，哄抬物價，欺行霸市，就是因為有孔祥熙的長子孔令侃這個老闆。孔令侃是宋美齡的外甥，也是蔣經國的表弟。當孔令侃發現蔣經國來勢兇猛，便連夜到南京，向姨媽宋美齡求助。宋美齡專程趕到上海，當面要蔣經國立即撤銷這個案子，蔣經國卻表示要一查到底。
宋美齡把蔣經國、孔令侃約到永嘉路孔宅面談，她勸說稱：“你們是表兄弟，我們一家有話好說。”蔣經國對孔令侃說：“希望你能顧全大局。”孔令侃大吼說：“你把我的公司都封了，還要我顧全大局？”兩個人吵了起來。蔣經國臨走時說：“我蔣某一定依法辦事。”孔令侃回答說：“你不要逼人太甚，狗急了也要跳牆，假如你要搞我的揚子公司，我就把一切都掀出來，向新聞界公佈我們倆家，包括宋家在美國的財產，大家同歸於盡！”宋美齡一聽，頓時臉色發白，手腳發抖，她對蔣經國說：“這件事不許你再動手！我現在就找你父親，此案必須由你父親親自處置。“宋美齡立刻發急電給北平的蔣介石，說上海出了大問題，要他火速乘飛機南下。
當時華北形勢緊張，蔣介石正在北平主持一個軍事會議，聞悉急電後，立即要傅作義代為主持會議，自己乘專機去上海。據說，傅作義對此很為不快，還戲說：“蔣先生不愛江山愛美人。”
蔣介石的專機剛在上海機場降落，宋美齡帶孔令侃首先登機，向蔣介石搶先告了蔣經國的狀。隨後，蔣經國覲見父親，尚未開口，蔣介石便訓斥道：“你在上海怎麼搞的，都搞到自己家裡來了。令侃的事情，我都知道了，這件事就到此打住。”蔣經國剛要分辨，蔣介石手一揮喝令他下去。蔣經國只好忍氣吞聲，回去收拾這個爛攤子了。
接著蔣介石在上海召見文武官員時，親自為揚子公司開脫說：“人人都有親戚，總不能叫親戚丟臉，請你們各位想一想，誰又能真正鐵面無私，我看揚子公司這個案子打消了吧！”。之後，上海警察局發言人對外宣佈：“揚子公司查封的物資均已向社會局登記。”使其披上合法的外衣，有意為孔令侃開脫。而曾經積極報道“揚子案”的上海《大眾夜報》、《正言報》很快被勒令停刊。轟動一時的揚子公司風波，就此平息，不了了之。蔣經國在他《滬濱日記》的10月9日中寫道：“本星期的工作環境，是工作以來最困難的一段，希望這是一個轉機。除了物價不易管制以外，再加上揚子公司的案子，弄得滿城風雨。在法律上講，揚子公司是站得住的，倘使此案發現在宣佈物資總登記以前，那我一定要將其移送特種刑庭。總之，我必秉公處理，問心無愧。”這顯然是自圓其說。家屬干政，豪門當道，“揚子案”使蔣經國受挫，已是不爭的事實。蔣經國曾對摯友無奈的說：“我是盡孝不能盡忠，忠孝不能兩全啊！”。
最後，孔令侃做出和解姿態，交給政府60萬美元，揚子公司又照常營業。杜月笙的小兒子杜維屏，在交出罰款後，也被宣佈無罪釋放。
孔令侃
此後，蔣經國對閻錫山和CC系官僚資本家，以及國民黨大員劉峙等在上海囤積的大量物資，都不再顧問。CC系農民銀行經理因買賣美鈔，儲藏黃金被拘留，託詞稱黃金、美鈔均為黨費，不但獲釋，還歸還原物。
蔣經國曾高喊：“政府法令，必須要人民共同遵守，無論何人，到法律面前應當一律平等。”在現實面前已成為一句空話。於是，社會上出現了“只拍蒼蠅不打老虎”、“敗打老虎”、“放走大老虎”、“縱虎歸山”等各種對蔣經國不滿和指責的議論。
至此，孔家的事情是息了，人也和氣了，可是蔣經國建立起來的整肅權威冰消雪釋，物價開始報復性上揚，限價令從11月1日起淪為一紙空文。《申報》報道稱："黃牛黨無縫不鑽，長蛇陣隨處可見，絨線香菸西藥等物無一不被搶購。"蔣經國在日記中寫道："一般中產階級，因為買不到東西而怨恨，工人因小菜漲價而表示不滿，現在到了四面楚歌的時候。"
四面楚歌並非上海一地，違背經濟規律的金圓券一經發行就引發混亂，上海是靠蔣經國坐鎮才能順利實行改革。面對崩潰的局面，南京政府急忙於11月11日頒佈《修正金圓券發行辦法》、《修正人民所存金銀、外幣處理辦法》，但對緩和局勢仍無濟於事。20日，行政院長翁文灝和財政部長王雲五被迫引咎辭職，等於宣告幣制改革失敗。此後全國物價像旋風一樣迅速狂升，甚至一天幾漲，城市居民受害尤深，南京政府成功的將火力集中於自己身上。透過金圓券改革，蔣介石將普通人手中的金銀壓榨乾淨，又將他們對政府的信任徹底踐踏，除了運往臺灣的那一箱箱黃金，國民黨在大陸失去了一切。
真正的敵人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即便蔣介石讓蔣經國順利打掉孔令侃也難以挽回局勢。國民政府上上下下都是老虎才是問題的關鍵所在，這一切的根源在於官僚資本主義。
民國官僚專制政權的資本化從推翻清朝那天就開始了，是集權官僚制度的現代形態。北洋軍閥為了加強對地盤的控制，不惜將自己買辦化，借用外國資本形成金融資本集團。他們的做法大同小異：開辦銀行、私自發行紙幣、強行收兌金銀。在軍閥混戰中崛起的蔣介石對這一套爛熟於心，當其成為國家元首後，官僚資本就以中央政府的權力控制了全國的經濟命脈。
這僅僅只是開端。進入20世紀30年代，貨幣金本位制被世界大國紛紛拋棄，國民政府透過1935年的貨幣改革，操控四大銀行強制收兌白銀，發行法幣，這一下就從民間掠走了3億多元的白銀，完成了金融壟斷。到1937年，蔣介石集團控制的官僚金融資本已達54億元，佔全國銀行業資產總值的74%。抗日戰爭的全面爆發使蔣介石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而官僚資本的壟斷也隨之加深。
1939年10月，按《戰時健全中央金融機構辦法綱要》成立中央、中國、交通、農民四銀行聯合辦事處，統稱"四聯總處"，它不僅是個借款組織，還對金融政策有決定權。直到"四聯總處"結束，蔣介石一直擔任理事會主席，這也是他從未易人的兩個職位之一，另一個則是軍事委員長。正是在一手槍桿子一手錢袋子，兩手都要抓兩手都要硬的情況下，國民黨從未離開過蔣介石的掌控。孔祥熙與宋子文為"四聯總處"常務理事，中國農民銀行被陳果夫、陳立夫兄弟控制。所謂蔣宋孔陳"四大家族"並非空穴來風，有傳言指出"四大家族"在美國有10億美元存款，也有說2.5億美元，在這方面美國人或許最有發言權。
2003年宋美齡辭世後，《紐約時報》一篇回顧文章自始至終不斷強調一件事，那就是蔣氏家族竊取了美國人的錢--用來抗戰及"剿共"的錢。在這篇報道中，當時的美國總統杜魯門曾怒斥"他們是賊，每一個人都是賊""他們從我們送給蔣政府的上十億美金裡，偷取了將近七億五千萬美金。他們偷了這筆錢，卻將這筆錢投資在巴西的聖保羅，以及就在我們眼皮底下，投資於紐約的房地產。"
蔣氏家族可以偷美國的對華援助款，其他權貴可不行，但是他們另有招數。日本投降後，國民政府派出大量軍政人員接受了日本侵華機構和偽滿洲國、汪偽政權及其他組織的金銀、外幣、銀行、工礦企業、房地產等。然而所謂的接收變成了劫收，這掀起了權貴們瓜分資產的新一輪狂潮。如果單從表面看，民營企業在增多，實際上是孔祥熙們以投資人、董事長等身份操控了這些企業，或者以政府名義介入，但利潤由當權者支配。如孔氏家族掌控的企業就有十多家，涉及金融、礦產、實業；山西王閻錫山在抗戰時期就已擁有40多個廠礦企業，加上日本投降後接收的企業，幾乎壟斷了山西全部工礦業。
權貴與資本相結合的政治體制，這才是蔣經國真正的敵人，也是他永遠無法打敗的敵人。當老虎越打越大，蔣經國已經明白必敗無疑，只是"已經騎在虎背上了，則不可不幹到底！"可惜蔣介石對蔣經國的愁苦一無所知，一頓訓斥讓蔣經國對國民黨政權失望悲觀且茫然，只能每日借酒澆愁。直到此時，蔣介石還無法體會蔣經國悲從何來，或許他的初衷是打兩隻蒼蠅向民眾交差了事。直到退守臺灣，蔣介石終於明白權力經濟只是看上去很美，卻難以為繼，最終將毀滅統治者的魔障。痛定思痛後，他及時改弦更張，用土地改革、幣制改革、外匯貿易管制，優先發展電力、肥料以及紡織工業等措施挽救了臺灣經濟，也挽救了國民黨在臺灣的統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