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古代並沒有身份證，但卻有兩樣與身份證相似的證件，那就是符牌與傳信。相比較而言，符牌側重於表明身份，傳信側重於准入通行。
在張掖市山丹縣艾黎捐贈文物陳列館裡珍藏有眾多“符牌”，它們形制各異，有漢代調兵遣將之兵符，唐代官員顯示身份地位之隨身佩符、羽林禁軍驗證身份之龜符，亦有西南少數民族官員使用的符牌和西夏時期外交遣使、傳遞資訊所用符牌，其代表的歷史特點明顯，蘊含的歷史資訊完整，為研究漢代、唐代、元代和西夏時期的政治特點、典章制度、軍事體制及少數民族歷史文化提供了重要的實物資料。
追溯符牌的歷史，它曾是我國古代朝廷傳達命令、調兵遣將、任命官員、賞賜功臣、通行關隘、表明身份以及用於各種軍政、經貿、傳驛、查驗等事務的一種憑證信物。用金、銅、玉、角、竹、木、鉛等各種不同原料製成，使用時雙方各執一半，合符以驗真假。符牌在不同時期其名稱和形制及作用亦不盡相同，經過歷代相襲沿用，規制完善，符牌制度也成為我國古代的一項重要典章制度。
符牌起源於我國古代夏商時期玉製禮器“牙璋”，後經過衍生髮展，又稱“符節”“符牌”“牌符”等。春秋戰國時期，牙璋逐步發展成為兵符而使用。《周禮·春官·典瑞》雲：“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宋代沈括《夢溪筆談·辯證》雲：“牙璋，判合之器也，當於合處為牙，如今之合契。牙璋。牡契也，以起軍旅，則其牝宜在軍中，即虎符之法也。”
關於“符”的記載最早出自《史記·五帝》：“軒轅氏北逐葷粥，合符釜山，而邑於涿鹿之阿”。符制起於此。東漢許慎《說文解字》：“符，信也。漢制以竹，長六寸，分而相合，從竹付聲。”介紹了其功能為信物憑證，可見符牌即信牌之意，其功能為信物憑證。
秦漢時期，符牌主要用於軍事行動，即為調兵之“虎符”；隋唐時期，符牌形制幾經變化，出現魚符、兔符和龜符；宋元以後，符牌制度日趨完備，不僅用作調兵遣將，而且將其作為嚴格、系統的識別標誌，融入古代政權的管理體系之中。符牌經過逐步發展演變，其形制、功用可謂多種多樣，以符牌的不同屬性劃分有不同的種類，如按符牌的材質劃分有金牌、銀牌、玉牌、銅牌等；按符牌的形制分有虎符、魚符、龜符等；按符牌的形狀劃分有長形牌、圓牌、方牌等；按符牌的使用領域劃分有象徵職位級別的腰牌、節制兵馬的兵符、守衛皇城安全的門符、用於資訊傳遞的信牌、用於交通管理的驛符等。隨著社會的發展，符牌的使用逐漸由單純的軍事政治領域擴大到其他如郵傳驛遞、經濟貿易等領域。
1漢代銅虎符
通長9.5釐米。銅鑄，兩半相同合在一起，呈臥虎式，虎頭平視，尾上翹，合符內側有三個卯榫符合。虎符銘文清晰，做工精細，造型優美。虎背部兩半有錯銀篆書銘文：“與長社太守”“為虎符左二”。
虎符，亦稱兵符，因做成伏虎狀，故名。它是古代帝王授予臣屬兵權和調動軍隊所用的憑證。《後漢書·杜詩傳》：“舊制發兵，皆用虎符。其餘徵調，竹使而已。”後遂以“分虎竹”謂官拜郡守。應劭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聽受之。”顏師古曰：“與郡守為符者，謂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以與之。”從以上記載和目前所發現的虎符看，漢代虎符皆為銅質，皆為發兵時所用，為左右兩半。
漢代的虎符銘文特徵明顯，王國維根據傳世的漢代虎符其銘文歸納了幾點：今傳世漢虎符，其文皆雲：“與某郡國或太守為虎符”；漢符傳世者，其文刻於脊上，合而後可讀；“今傳世漢符肋下皆有‘某郡左幾或某國右幾’，皆數字”；“今傳世漢符皆系錯銀。”考古學家羅振玉認為：“漢符‘與’上無字、又‘與’上加朝代，新莽諸符皆然。”學者陳直先生在《漢書新證》中考證說：“漢代虎符，有兩種情形，與諸侯王者，或稱‘漢與’（阜陵王虎符）或僅稱‘與’（泗水王虎符），與郡守者皆稱‘與’。如阮氏稽古齋鐘鼎欵式卷十，七頁，有‘與南郡守為虎符，南郡左二’是也”。從目前所見虎符來看，以上是漢符所共有的特點，銘文字型為篆書。其格式為：“與××（侯、郡守、太守）為虎符”，肋文與脊文同向，格式為“××左（右）一、二、三、四、五”等字樣，文字完整。
山丹縣艾黎捐贈文物陳列館館藏的“長社太守虎符”，其不同之處在於銘文只有脊文無肋文，但其銘文特點與上述相符，因而推斷當為漢代虎符無疑。《漢書·文帝紀》載：“二年（前178年）九月，初與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漢書·景帝紀》載：景帝中元二年（前148年），“秋七月，更郡守為太守，郡尉為都尉。”可見，郡守最早持有虎符在漢文帝時，漢景帝時又將郡守改為太守。此虎符為太守虎符，應為漢景帝中元二年後頒發的虎符。
2唐代魚符
通長6釐米，寬1.6釐米，厚0.4釐米。黃銅鑄，魚形，頭部有一穿孔，符牌正面飾魚鱗紋，合面鑄刻銘文七字 “左武衛將軍傳佩”，上方正中鑄有陽文“同”字。
魚符制度始於隋朝，《隋書·高祖紀》載：“開皇九年（589年）五月，丁丑，頒木魚符於總管刺史，雌一雄一”。“冬十月甲子，頒木魚符於京師官五品以上”。“十五年（595年），丁亥，制京官五品以上，佩銅魚符”。魚符起初為木質，之後才用銅質，佩戴權也只有五品以上的官員才能享有。唐襲隋制，後經發展，魚符的形制屢變。《舊唐書·高祖紀》載，“武德元年（618年），夏四月辛卯，停竹使符，頒銀菟符於諸郡”“九月乙巳，親錄囚徒，改銀菟符為銅魚符”。《舊唐書·輿服志》載：“天授元年（690年）九月，改內外所佩魚並作龜”。可見，唐朝建立後，高祖頒發銀兔符，取代前朝的竹使符，沒過多久將銀兔符改為銅魚符，武周時期改魚符為龜符。
關於唐代魚符的型別，大致分為五類：一是“銅魚符”，即調兵遣將所用兵符；二是“傳符”，即傳遞情報、郵驛出行的符節；三是“隨身魚符”，即顯示尊貴、表明身份之魚符；四是“木契”，即驗合財務出入的憑證；五是“旌節”，即委任官吏、賞罰臣子的符牌。唐代魚符使用與頒發有明確規制，“魚符之制，王畿之內，左三右一；王畿之外，左五右一。大事兼敕書，小事但降符，函封遣使合而行之。”這說明在使用魚符時，須有敕書命令與遣使合符後，領兵和出使權力才能生效，若無則只代表擁有者的身份和等級。另外，唐代魚符佩戴又有明顯的身份等級規制，只有五品以上官員才可以佩戴魚符。
陳列館內收藏的唐代魚符合面刻有銘文“左武衛將軍傳佩”，為唐代庶官出入宮廷表明身份之“隨身魚符”。魚符應為兩半，缺失其一。魚符合面上凸出的“同”字，與另一半凹陷的“同”契合，方可出入宮廷。在《唐律疏議》中稱其為“勘同”，“差兵十人以上，並須銅魚、敕書勘同，始合差發”。左武衛將軍隋代初置，為從三品武官。唐代“左武衛將軍”為掌管宮廷警衛之法、皇宮護駕、朝會宿衛之官員。據《唐六典·諸衛》記載：“左、右武衛大將軍·將軍之職掌如左、右衛。”因而，此魚符為唐代掌管宮廷禁軍的官員出入宮門、表明身份時所用符牌。
3唐代龜符
通長4.2釐米，共4件。銅鑄，龜形，頭部有一穿孔，頸部飾凸稜紋，一件背部飾瓦楞紋及凹點紋，三件背部飾龜甲紋，四件龜符均鑄銘文，上部為“同”字，三件陽文，一件陰文；下方豎排四行銘文分別為：“右壬（王）門外右神策軍第一”“右壬（王）門外右神策軍第二”“□□□□左神策軍第三”“右壬（王）門外右神策軍第四”。依照同類符牌的上下文關係可推知其中一件缺失文字為“右壬（王）門外”無疑。依照唐代符契規制，龜符腹部鑄有“同”字的為其中一半，缺失另一半，此四枚龜符為當有“同”字陰文的另一半存在，方可構成完整資訊。
唐代龜符形制、作用和魚符基本一致，象徵著官儀和權力。武周時期規定：三品以上佩戴“黃金龜”，四品佩戴“白銀龜”，五品佩戴“青銅龜”。這件館藏的龜符為唐代“神策軍”所用兵符。神策軍起初只是唐王朝為防遏吐蕃而設定的戍邊軍隊，後進入京師成為唐王朝的戍衛禁軍，主要負責保衛京師和戍衛宮廷以及行征伐事。唐朝中後期神策軍成為中央北衙禁軍的主力，是維持統治的最重要的軍事支柱，後因宦官專權，神策軍被宦官掌控，唐後期神策軍日益腐化，護君之器最終反成禍國之刃。
4元代羅羅斯銅牌
通長9釐米，寬3.2釐米。銅質。圭形，上有一穿孔，正面長方形邊框內豎排楷書陽文三行：“中奉大夫羅羅斯宣慰使火兒灰、奉議大夫羅羅斯宣慰同知布顏、承直郎羅羅斯宣慰司經歷元禎”。
羅羅斯為元代土司名，元世祖至元十二年（1275年）設定羅羅斯宣慰司，治所在建昌路（今四川西昌），轄境相當於今四川大渡河以南，大涼山及金沙江以西地區。元至元十九年（1282年）又改羅羅斯宣慰司隸雲南行省。《新元史·卷四十九·地理志第十六》載：“羅羅、蒙慶等處宣慰司都元帥府。至元十二年，置羅羅宣慰司。” 《元史·百官志第四十一》載：“宣慰使兼管軍萬戶府。宣慰使三員，同知、副使各一員，經歷一員，都事二員，照磨兼署管勾一員。”羅羅斯銅牌銘文“宣慰使”“同知”“經歷”為羅羅斯宣慰府官職名。
羅羅斯銅牌銘文記載“火兒灰、布顏、元禎”在元史記載裡史無可考。據《元史·始祖本紀》記載：“至元八年，乙巳，大理等處宣慰都元帥寶合丁、王傅闊闊帶等，協謀毒殺雲南王，火你赤、曹楨發其事，寶合丁、闊闊帶及阿老瓦丁、亦速夫並伏誅，賞楨、火你赤及證左人金銀有差。”“至元十二年三月，乙亥，諭樞密院：‘比遣建都都元帥火你赤徵長河西，以副都元帥覃澄鎮守建都，付以璽書，安集其民。’”“十一年三月，辛卯，改荊湖、淮西行樞密院為行中書省，伯顏、史天澤併為左丞相，阿術為平章政事，阿里海牙為右丞，呂文煥為參知政事，行中書省於荊湖。”依據此史料考證，由於譯音不同，火兒灰、布顏、元禎或為《元史》所載“火你赤、伯顏、曹楨”之音譯或異譯。至元八年火你赤、曹禎尚未任羅羅斯官職。到至元十二年火你赤已任建都都元帥，方出征長河西（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東部）。據此推測，此牌可能為火兒灰在出徵長河西時所用符牌。此類西南少數民族官員的符牌，甚為少見，對於研究民族歷史，校勘古籍文字，具有重要的文物價值。
5西夏文荷葉鈕腰牌
通高6釐米，直徑4.5釐米。銅質。上部為荷葉鈕，頂端有孔；腰牌圓形，一面凸鑄一小兒，左手上舉，右手放於腰側，左腿前弓，右腿稍彎，作奔跑狀，另一面陰刻西夏文三字“
”，譯作“唵嘛呢”，為佛教六字真言“唵嘛呢叭咪吽”之縮寫，意為“祁願寶珠蓮上”，即“吉祥如意”的意思。
西夏符牌，目前全國發現僅二十餘枚。西夏腰牌可分為“敕然馬牌、守禦牌、宿衛牌”三類。第一類“敕然馬牌”，是西夏王朝傳遞緊急文書、命令的信牌；第二類“守禦牌”，是執勤將士的名牌；第三類為“宿衛牌”，是宮內宿衛人員身份的證明。
陳列館館藏的這件西夏文符牌其紋飾、造型、文字與已發現的其他西夏符牌不同。關於西夏符牌的用途，從目前發現的符牌用途及形制分析對比來看：“長牌主要用於皇宮等重要機構內部的宿衛；圓牌主要用於與外界聯絡，如傳遞軍情、使臣外出、軍事行動等。”從所發現的西夏符牌的形制、造型、功能和文獻記載來看，館藏的這件“西夏文符牌”在形制上與其他發現館藏的西夏圓形符牌相差無幾，但根據符牌的銘文和釋義分析，此牌的功用與其他發現符牌有所不同。
西夏文荷葉鈕腰牌銘文釋義與西夏時期佛教有關。西夏時期佛教極盛一時，備受皇室尊崇，西夏政府還設定了帝師、國師、法師、禪師等佛教職階和專門的佛教管理機構“功德司”。為推崇佛教，西夏多次派遣使者到大宋學習佛經，並且曾以佛教僧人為友好往來使者。結合符牌文字釋義推測，這件西夏文荷葉鈕腰牌可能為西夏與宋建立外交關係、互通佛法、朝貢納歲時所遣使者所用符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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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牌作為一種特殊的信物，在我國古代各個歷史時期被廣泛應用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等方面，它既是徵信之物，又是古代權利和身份的象徵。“符”的使用更具有官方尤其是軍國背景。比如“虎符”就是調兵憑證，皇帝與領兵將帥各持一半，“合符以徵信”，所以又叫“兵符”。而“合符”取證之行為，亦成為今天常用漢語中“符合”一詞的根本由來。又以《史記》中著名的“信陵君竊符救趙”的典故中，作為關鍵憑證信物的“符”，成就了信陵君令後世千秋傳頌的一代功業。而“魚符”“龜符”自隋唐以後，逐漸成為宰相大臣們出入宮禁的憑證，成為一種合法身份識別的標誌。
相比於“牌”，顯然“符”更權威而莊重，兩漢至唐以前多見。其後元明清則多見“令牌”“腰牌”，如明代錦衣衛六扇門東廠劍士刀客例佩“牌”以示身份；清代大內侍衛也皆有出入宮禁的“御牌”。這些場面，在今天的電影電視劇中都可以看到。
古代的身份證，因為使用者的職業不同，有不同的名稱，不像現代人統稱叫居民身份證。研究身份證的歷史，可以看到每一朵歷史的浪花。這一小小物件，也揭示著社會的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