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諸葛亮的“隆中對”中存在較大的失誤。當然這是在三國鼎立前十幾年所提出的，所以其中存在些許失誤是可以諒解的。但是關羽軍的毀敗和劉備爭奪荊州的失誤很大程度上還是受到“隆中對”中“若有荊、益”之說的影響。

　　第二：錯誤地支援劉備發動彝陵之戰，至少是沒有明確勸諫劉備。看過《三國演義》的朋友可能以為我在說胡話了。的確在《三國演義》中孔明是說道：“陛下初登寶位，若欲北討漢賊，以伸大義於天下，方可親統六師；若欲伐吳，命一上將統軍伐之可也，何必親勞聖駕？”但我翻閱了《三國志》，書中卻一個字也沒講到諸葛亮曾經苦諫過劉備，相反趙雲的諫詞倒是清楚得很。我們知道《三國演義》是小說，小說中為了頌揚諸葛亮的神機妙算，做必要的加工和修飾是完全可能的。《三國志》作為一部重要的史書，如果諸葛亮真得曾經苦諫過劉備，書中必定會有記載。還有一點可證明：諸葛亮在《後出師表》中寫道：“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其中“秭歸蹉跌”就是指以後的彝陵之戰，從“難可逆見”就可以看出，諸葛亮沒有想到劉備會在彝陵之戰大敗而回，起碼可以像第三次重分荊州那樣，兩家各得到一些利益。

　　第三：對劉禪問題的處理方法上有一定的失誤。從《前出師表》中可以看出諸葛亮對劉禪的處理態度。他讓劉禪在對待“宮中之事”和“營中之事”時，“事無大小”都要向郭攸之、費YI、董允、向寵等人，“悉以諮之，然後施行”，實際上就是讓劉禪什麼事情也別幹，什麼主意也別拿。當然這從一時看，確實收到了很大的效果。但是從長遠角度來看，我個人認為諸葛亮這樣做的做法是欠妥的。試想：如果一個一切要依靠群臣，自己毫無主見，怎能當個好皇帝？而且諸葛亮死後，蔣琬、費YI又繼續執行諸葛亮的做法，大約要到費YI執政的晚期，劉禪才開始處理朝政。我們知道，劉備死時，劉禪已經有17年了，到諸葛亮第一次出師北伐時，劉禪已有21歲了。費YI死於公元253年，也就是說從劉備死時的公元223年到公元253年這近30年的時間裡，劉禪做了個“無權皇帝”。同樣的，孫權在接掌東吳時，也是20歲，他在當時艱難的環境下成長為一名卓越而老練的政治家、外交謀略家，是非常不容易的。孫權是透過自已的實踐，才會有如此巨大的成績。而反觀劉禪，本身資質就不如孫權，再不給他多加實踐的機會，他又怎麼能成為一個有為之主呢？

　　第四：對馬謖的使用方法方面存在一定的失誤。其實對於諸葛亮在如何使用馬謖的問題上，我有些獨到的看法，我會在以後向大家做出闡述。但是，蜀軍由於在馬謖的問題上，遭受了重大的損失，所以我也把這點算了進去。

　　第五：用刑之失。街亭失守，諸葛亮斬馬謖，又殺了李盛、廢了黃襲，還把李邈、遣還成都，對於收藏馬謖的向朗也“免官還成都”，永不重用。（參見《三國志。蜀書。向朗傳》）。違眾議而用馬謖是諸葛亮本人，而且北伐也確實需要像馬謖這樣可以出謀畫策人材，像這樣不給別人一次戴罪立功的機會，就以明軍紀給斬了，實在是太可惜了。我認為這也是不妥的。

　　第六：諸葛亮處理政務有著嚴重的失誤。也是我個人認為諸葛亮一生中最大的失誤。他無論是政事還是軍事，不分鉅細，事事操心，公事私事，不論大小，事事過問。甚至於要親自核對帳簿，乃至“流汗竟日”；“夙興夜寐，罰二十以上皆親攬焉；所啖食者不至數升。”（《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裴注引《魏氏春秋》與《楊戲傳》裴注引《襄陽記》）這本身雖然反映出諸葛亮勤勞不計個人得失的品質，但他做為蜀漢政權的“第一把手”，更應該多帶些戰略問題，把主要精力放在處理與全域性相關的大事上去。而且這樣做還有三個壞處：其一：過多地過問瑣事，勢必會分散人的注意力，因為人的精力總是有限的，抓小事多了，勢必會影響到抓大事上去；其二：諸葛亮如此勤勞忘我地工作，勢必會影響到另一部分人的工作積極性，使他們無法發揮出他們自已的主觀能動性，劉禪問題就是個很好的例證；其三：事必躬親對諸葛亮本人的健康也十分不利。諸葛亮死時的年紀並不大，只有54歲，相比曹操死時66歲、劉備死時63歲、孫權死時71歲而言，確實算得上是英年早逝。。諸葛亮就是由於過度的操勞，嚴重地損害了他本人的健康而過早地去逝的。

　　當然諸葛亮雖說有此6失，但不能否定他本人是三國時期中最為傑出的政治家、軍事家、謀略家。諸葛亮他的高尚品德，恪守諾言，扶弱抑強，忠於職守，永遠值得我們每個人所學習，所稱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