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長期以來,很多人認為是毛澤東親自糾正了陝北“肅反”錯誤、釋放了劉志丹等人,許多相關回憶錄和書籍都精彩生動地描述說毛澤東聽了彙報就即刻下令刀下留人,停止審查和逮捕,隨即將劉志丹等人釋放,在處理陝北“肅反”的過程中似乎張聞天的功勞甚微……

1935年10月下旬到11月,西北革命根據地的組織、軍事、政治等各方面工作全面貫徹執行了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建立了陝北革命根據地和紅軍的領導人———劉志丹等由於提出並執行了正確的路線而遭到排斥。陝甘邊蘇區縣以上幹部及紅二十六軍中營以上幹部幾百人被捕,劉志丹從前方被調回逮捕關押在瓦窯堡,西北黨政軍幹部200多人被當做“反革命”錯殺。陝甘黨和西北革命根據地陷入十分危險的局面,一時間,恐怖的氣氛籠罩了整個陝北蘇區[1] 。這年10月恰逢中共中央歷時一年多長征到達陝北,張聞天親自領導糾正了“左”傾錯誤,處理了陝北錯誤“肅反”問題,經過詳細調查及時釋放了劉志丹等被關押人員,並負責安排了他們的工作,不僅挽救了陝北紅軍和根據地,在政治上也為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迅速在陝北立足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一、及時瞭解並掌握錯誤“肅反”的情況

西北革命根據地由於“左”傾路線執行者的倒行逆施,使得當地的人民群眾陷入一片恐慌和疑慮之中,陝北地區頃刻間軍心不穩、人心渙散。國民黨又乘機大舉進攻陝北,極大地縮小了根據地,整個西北蘇區危機重重[2] 。當陝北黨和根據地幾乎陷入絕境的危急關頭,1935年10月19日,黨中央率領中央紅軍歷盡千辛萬苦完成了二萬五千里長徵,到達陝甘根據地吳起鎮。一到吳起鎮,張聞天和毛澤東就開始向當地的領導幹部打問劉志丹和陝北紅軍的情況。前來接應的龔逢春(陝甘邊第二路游擊隊政委)、張明科(吳起鎮當地的一支游擊隊負責人)先後彙報了自己掌握的情況:“肅反”正在整個西北革命根據地進行,劉志丹、習仲勳等西北根據地和紅軍的建立人被逮捕,前方紅二十六軍中也搞“肅反”了,有的被捕人員已被當做“反革命”錯誤殺害。陝甘晉省委副書記郭洪濤和西北軍委主席聶洪鈞於11月2日也將陝北“肅反”的主要情況作了彙報:“肅反”是錯誤的,是逼供信搞出來的,後方已停止了審訊、捕人,前方也停止了捕人,但被捕的人尚未釋放。

二、明確提出制止錯誤“肅反”的意見

張聞天瞭解了陝北“肅反”的基本情況後,十分明確地提出了制止“肅反”的意見。他憂慮地說:“劉志丹從1925年鬧革命開始,領導陝北十年,在群眾中威信很高,這件事的處理一定要慎重。”1943年,張聞天在他的《反省筆記》中也說道:“我們到陝北後,我即看出……肅反是過左的。”[3]

1935年11月3日,在甘泉縣下寺灣,張聞天主持召開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建立黨務委員會,審查西北錯誤“肅反”問題。會議聽取了郭洪濤、聶鴻鈞關於蘇區和紅軍歷史與現狀的彙報。郭洪濤在會上就陝北錯誤“肅反”的情況再次作了彙報。會議當即決定先派王首道(國家保衛局局長)、賈拓夫和劉向三等人組成的工作組攜帶無線電臺沿洛河川南下前往瓦窯堡(當時的陝甘晉省委駐地),由王首道接替戴季英任西北保衛局局長。工作組認真調查情況,及時制止錯誤“肅反”,一切聽候中央來處理。毛澤東叮囑王首道等說:不能像割韭菜那樣殺頭,人頭落地了就不會像韭菜割了那樣還可以長起來,是長不攏的。我們如果錯殺了人,將革命的同志誤殺,就成了犯罪,大家一定要謹慎處理[4] 。

同日,依據張聞天的建議,中共中央又召開了政治局會議,決定成立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毛澤東為主席,周恩來、彭德懷為副主席,成員有王稼祥、林彪、程子華、徐海東、聶洪鈞、郭洪濤。會議果斷決定黨中央領導人兵分兩路:紅一軍團由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率領南下和徐海東、程子華率領的紅十五軍團在直羅鎮會合,將尾隨中央紅軍的敵人消滅;一路由張聞天、博古、劉少奇、董必武等率領黨中央機關等非戰鬥單位北上到陝北蘇區的中心瓦窯堡[5] 。

三、領導具體處理錯誤“肅反”

長期以來,很多人認為是毛澤東親自糾正了陝北“肅反”錯誤、釋放了劉志丹等人,許多相關回憶錄和書籍都精彩生動地描述說毛澤東聽了彙報就即刻下令刀下留人,停止審查和逮捕,隨即將劉志丹等人釋放,在處理陝北“肅反”的過程中似乎張聞天的功勞甚微。最早在吳起鎮向毛澤東反映陝北“肅反”和劉志丹被捕問題的人是龔逢春,所以他最有發言權。龔逢春在他晚年時記下了這一段難忘的經歷,他由總政治部地方部的同志引見,見到毛澤東,沒有說王首道在場。他寫道:“我還就當時劉志丹被捕的問題和陝北‘肅反’的情況向毛主席作了彙報,我表示了自己的意見,劉志丹等同志不應被捕,他們不是反革命。毛主席對陝北的‘肅反’問題非常關懷,他親切地對我說,中央和中央紅軍到了陝北以後,陝北的‘肅反’和劉志丹的問題,都會得到正確的解決。使我得到了很大的鼓舞。”龔逢春記下的毛澤東的話很穩妥,毛澤東不會未經調查研究,不與常委商量,剛到一地就對重大問題輕易表態。況且龔逢春著急救劉志丹,如果毛澤東當即說“刀下留人”,他會更受鼓舞,也反映了領袖的英明,他不可能忘記。

根據原始史料記錄,毛澤東“當即下令‘刀下留人’,‘停止審查和逮捕’,即刻派王首道等人到瓦窯堡將劉志丹等人釋放”是不真實的。首先,這與毛澤東當時的身份不符,張聞天(洛甫)當時在全黨負總責,中央常委的排序依次是“洛、博、周、毛”或“洛、博、毛、周”[6]。況且那時毛澤東並沒有以領導自居,會直接越過張聞天下令。而且派王首道等人前往瓦窯堡的地點不是在吳起鎮,而是在甘泉縣下寺灣。其次,在吳起鎮時依然在派人尋找陝北紅軍,和陝北的黨政領導機關還未取得聯絡,沒法向陝北地方下令。最後,毛澤東在下寺灣聽取了詳細的彙報後,知道了二十幾天前就停止了捕人和審訊,後方的瓦窯堡從未殺人,而且正準備將錯捕的同志釋放。毛澤東在吳起鎮沒說“刀下留人”,到了下寺灣說的可能性就更小了。

另一個比較可靠的說法來自郭洪濤,他當時是陝北黨的負責人,紅軍到達陝北後第一個代表陝北黨向中央常委彙報了“肅反”情況,之後參加了五人小組,還長期因為陝北“肅反”而受到冤枉。1985年他在《張聞天初到陝北》中提到:“都是張聞天領導具體處理了過去的冤案並釋放了劉志丹等同志。王首道同志受張聞天的派遣辦理這件事情,張聞天組成了一個五人小組,參加人員除了王首道,還有董老(負總責)、張雲逸、羅邁和我。五人小組的工作張聞天都親自過問,他對‘肅反’擴大化的糾正工作抓得很緊。”此外,《周恩來傳》上也有相關論述:“聽取郭洪濤、聶洪鈞彙報時黨中央就感覺到有問題,於是組成以董必武為首的五人委員會,專門負責處理陝北‘肅反’。洛甫領導五人小組很快查清了問題,當月將被錯捕的劉志丹等釋放了。”再者,在下寺灣聽取彙報後中央常委就分成兩路,毛澤東去前方指揮直羅鎮戰役了,他不可能直接下令釋放關押在後方瓦窯堡的劉志丹等人[7]。只是在1935年11月13日,毛澤東從前方和周恩來、彭德懷一起致電張聞天、博古,提議對“肅反”中的問題要認真詳細考證,說“錯捕有一批人,定系事實,應予以平反”。18日又給洛甫、博古去電,提出:一方面要糾正錯捕,另一方面平反過去的錯誤,要注意影響。這兩個電文說明了毛澤東當時認為陝北“肅反”在執行過程中擴大化了,造成了一批人被錯誤逮捕,但他並沒有對“肅反”是否正確進行表態。

四、張聞天親到瓦窯堡處理錯誤“肅反”

1935年11月10日,中共中央機關由張聞天帶領輾轉北上經高橋、安塞、蟠龍到達了陝甘晉省委駐地瓦窯堡,同行的人有博古、劉少奇、凱豐、李維漢、徐特立、董必武、林伯渠等。當天下午,張聞天就立即召集博古、劉少奇、董必武、鄧發、李維漢、張雲逸、郭洪濤等開會,認真聽取王首道的彙報。王首道等人經過艱苦的調查、核實,仔細審閱了案卷,找被關押的幹部談話,深入研究,證明和發現所謂的“口供”,除極少數是壞人故意捏造的事實,蓄謀離間外,剩下的都是戴季英(西北保衛局局長)透過逼、供、信的高壓政策搞出來的[8]。

張聞天聽完彙報後當即決定:成立由董必武任主任,王首道(中央保衛局局長)、張雲逸(代表軍委)、李維漢(中央組織部部長)、郭洪濤(陝甘晉省委副書記)為委員的五人“黨務委員會”。他們的任務是調查並糾正錯誤“肅反”。同時決定,首批釋放劉志丹、習仲勳、張秀山、楊森、楊琪、劉景範、高崗、任浪花、孔令甫、高錦純、趙啟明、胡彥英、黃羅斌、郭寶珊、朱奎、王居德、高朗亭、王家娃共18人。

《審查肅反工作的決定》於1935年11月26日由中共西北中央局作出。《決定》指出,陝甘晉省委受小資產階級的“極左主義”和“瘋狂病”的影響,在“肅反”鬥爭中犯了嚴重錯誤。同月30日,黨的活動分子會議在瓦窯堡書院巷安定縣立的第二高階小學禮堂裡召開。這是黨中央專門為陝北同志召開的錯誤“肅反”平反大會。張聞天主持會議。博古、劉少奇、鄧發、董必武、李維漢、王首道、張雲逸、郭洪濤、張浩、賈拓夫、劉志丹、高崗、習仲勳、馬文瑞、楊琪、楊森、王達成、張秀山、楊和亭、聶洪鈞、戴季英等五六十人參加了會議。

張聞天首先講話說:“中央主要是為了解決西北錯誤‘肅反’問題召開了這次會議。應該糾正西北代表團對劉志丹等同志的處理,這是一個冤案。”緊接著,王首道對劉志丹等同志冤案的調查情況和處理意見作了報告。張聞天當場宣佈中央決定:平反劉志丹等受冤的同志,併為他們分配工作;對現在還關押的同志立即釋放;決定撤銷戴季英西北保衛局局長職務,撤銷聶洪鈞西北軍委瓦窯堡後方辦事處副主任職務。董必武、博古、劉少奇也分別講了話。他們都高度讚揚了劉志丹等同志建軍創業的業績,批評了借“肅反”胡鬧的惡劣做法。張聞天還責成戴季英在會上做檢查,講一講他的意見和堅持“肅反”的錯誤。李維漢在會議結束時宣讀了《西北中央局審查肅反工作的決定》。

瓦窯堡的這次平反大會,基本上為以張聞天為首的黨中央處理陝北錯誤“肅反”的工作畫上了句號,陝北錯誤“肅反”得到及時制止、迅速糾正,這也在客觀上安定了民心、穩定了軍心,同時使黨中央一到陝北就很快贏得民心,為黨中央把全國革命大本營放在西北創造了重要的政治條件。

張聞天對陝北“肅反”的收尾工作親力親為,他親自安排劉志丹等人的工作。召開座談會,對在“肅反”中被錯捕的同志一一分配了工作。1936年1月8日,張聞天將中共中央、西北軍委的任命令親自帶給劉志丹,分配劉志丹擔任西北軍委後方辦事處副主任(主任由周恩來兼任),並任新編紅二十八軍軍長、瓦窯堡警備司令。此時,毛澤東還沒有到瓦窯堡,依然在前線,也不可能對劉志丹等被錯誤“肅反”的同志進行當面安撫。

透過以上論述,張聞天在糾正陝北錯誤“肅反”中的作用是顯而易見的,是張聞天代表黨中央親自主持處理了陝北“肅反”擴大化問題,同時及時釋放受到政治誣衊和刑訊嚴酷折磨的劉志丹等原西北根據地的黨政軍領導人。張聞天主持形成的關於陝北“肅反”問題的相關結論一直到延安整風西北高幹會召開的很長一段時間內都基本維持著。

參考文獻

[1]宋金壽.我瞭解的西北革命根據地肅反[J].炎黃春秋,2012(10).

[2] 高崗.邊區黨的歷史問題檢討[R].內部資料.

[3] 何方.紀念張聞天及其他師友[M].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10.

[4] 黃正林.劉志丹冤案是怎樣形成的?[N].南方都市報,2012-04-06.

[5]西北革命根據地[M].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8.

[6]程中原.張聞天傳[M].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0.

[7]郭洪濤回憶錄[M].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4.

[8]劉英.我和張聞天命運與共的歷程[M].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