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誼欲興禮樂宜先勸文帝以學 （總第三十一）

漢王朝興起後，一直到了漢文帝時期，才算是天下大定。

時以博士任職太中大夫的賈誼，奏請皇上，提出了要改曆法、更換制服顏色，確定官名，提倡建立禮樂制度等一系列措施。他的提議，對於已逐漸步入正軌的漢王朝來說，非常及時，也更讓人確信魯地的那兩個儒生關於“百年之後禮儀興”的說法是錯誤的。

漢才子賈誼

問題在於，禮樂之事，又如何能如賈誼所奏請的那樣，突然一蹴也就能全面地推廣開來呢？事實也是，及至到了漢武帝執政之時，漢代的社會進一步發展了，必然而然地把禮儀制度給完全地建立起來了。

時以博士任職太中大夫的賈誼，奏請皇上，提出了政改一攬子建議，但並不成功，因為漢文帝正浸潤於黃老之術。

後世帝王諸如唐玄宗，也會想到要這樣做；就連拓拔氏、宇文氏那樣的入主中原的異族首領，以及宋朝蔡京那樣的奸佞之臣，不也都想要推行禮樂等制度嗎？那麼說來，漢文帝劉恆縱然是同意了賈誼的奏請，一旦開始了禮樂及相關制度的推行，也很難說賈誼的禮樂會與拓拔宏、宇文泰，以及奸臣蔡京想要施行的禮樂有何不同。同時，對於禮樂和制度，如果是推行一下又停止，這樣交相更替的結果，是禮樂凋喪，而先王奉為最高法則的中和之道，就會斷絕於華夏大地。

如果，賈誼出於至誠想要倡興禮樂，正當文帝之時，他就該利用漢文帝的賢明，導之以儒家的“中和之德”，防止並端正他可能產生的邪惡之念；用儒家學說去培養他，讓他建功立業；用仁義去感化他，讓他心胸博大，使他每日沉浸、沐浴在義理的深海之中。

天時不可違背，而曆法應時而必改；人事之不可簡慢，且服色官名隨朝代輪替而必定。大美之德不可敗壞，禮樂制度必興，就如同遊子在外，身心疲憊，於是想要回歸故里，自然會把這些放在心裡，時時警惕違背義理的事情發生；況且，禮樂，彷彿是有大美之容貌，至和之音律，都已經出現在了耳目之間。而我們迫不及待地去體驗了，才能做到表象服從本質，外在服從於本心；才能從浩瀚的典章、經籍之中審定出必要的禮儀樂章；才能在君臣的交往中，用禮樂仁德來考核，決定一個人們的升降。

如果，賈誼的所有活動，一概出自至誠至信的本心，運他淵博的知識，能做到堅持革故鼎新，那麼，無需很長時間，禮樂制度就會燦然明瞭，乃至於周到完備。然而，這個極具才智的賈誼，不是去勸導漢文帝學習禮樂知識，而只是拿一些具體瑣事來規勸天子，這不也就類似於只以旁枝末節的東西去教導工瞽之類的樂官，是一樣的道理？

賈生（唐）李商隱宣室求賢訪逐臣，賈生才調更無倫。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

像他賈誼這樣，打算做點事，又內心不敬，讓人一聽到他的說教就感到睏倦，而昏昏入睡，思想和言行根本就統一不，那麼，漢文帝聽他講學，又如何不會從不問蒼生，而只問鬼神之事？試問，這種情形，禮樂何以能興？

所以，我們似可這樣認為，漢文帝謙讓，謙讓得實在是有欠帝王之氣。本來就是這樣，身為帝王，小心求證自己的缺點，倒也不是錯事，但不能過頭，不該達到自欺欺人的地步！

有人評述當年的周成王時這樣說到：成王年紀太小，人格品行還沒建立，於是，周公才會急不可待地為他建立起宗法禮樂制度。

周公為什麼要這樣呢？這樣理解不知道對不對：周公之所要親自動手，自己來訂立法律制度，正是基於成王年幼尚沒有這個現實能力的這個前提。但可以肯定的是：日後成王能沐浴和薰陶於仁義禮樂之中，功德日益精進，這正是周公自定宗法禮樂而無愧於心的原因。

漢代的博士賈誼，當然不會是周代的周公，同時，我們也能夠完全明白，即使博學多才的賈誼也兼具周公的才德，當漢文帝用黃老之徒的心思看待賈誼所推行得儒家中和規範之時，終究會感到儒家的中庸之道非其所類，而終究會想要去之而後快，如此，處在漢文帝之世，被認為是正學大家的賈誼，又如何能夠把禮樂制度貫徹於始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