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亂世之中的客卿制度
春秋戰國時期，由於禮崩樂壞和周王室的式微，諸侯之間發生了無休止的爭霸戰爭，中國歷史遂於此時出現了空前的動盪。這種情形一直延續數百年之久，直到秦國強勢崛起，實施了卓有成效的統一戰爭之後才告一段落。
客卿制度就是這段亂世的特定產物。不少人認為它只是戰國時期獨有，但是童書業等學者研究指出，我國春秋時期就已經有了客卿的活動。也有學者認為，春秋晚期所謂家臣制度，其實正是客卿制度的前身。至於“楚才晉用”的故事，反映的其實也是客卿制度在春秋時期的實際執行情況。
所謂客卿，顧名思義，其中包含了一個從“客”到“卿”的過程，基本特徵是“主賣官爵，臣賣智力”（《韓非子·外儲說右下》）。在宗法制度下，宗族血緣之外的人都是客人，但是出於“尊賢尚功”的需要，諸侯乃至國君都被迫任用一些宗親之外的賢能之士，這便有了客卿制度。
“楚才晉用”這個成語就是用來形容當時楚國和晉國之間人才流動的情況，後來才用來泛指各國之間的人才流動。《國語·楚語上》中有一篇《蔡聲子論楚材晉用》，說的是楚國排擠賢人，令這些人才外流到了晉國，結果其中不少人成為反間，反戈一擊，幫助晉國戰勝楚國。按照《國語》的記載，當時更多的是楚國人才外流到了晉國，為晉人所用，因而有著所謂“晉卿不如楚”的說法。由於人才流動頻繁，晉楚爭霸的大大小小戰役中，情報戰都非常精彩。晉國和楚國各自都有對方潛伏的間諜或是叛賊，悄悄地進行情報活動，令晉楚爭霸增加了變數，更加兇險。
戰國時期，客卿制度發展得更加成熟，招聘和任用都更加的靈活，至於客卿所擔任的官職，也變得越來越大。諸如張儀、蘇秦這些人，都是身披多國相印的大人物，商鞅、李斯這些人，都是能直接影響國家的大致方針的政壇明星。
二、客卿制度下的暗戰
春秋時期的客卿，以出逃和奔命的貴族為主，到了戰國時期已經沒有這種出身上的計較。雖說客卿制度很可能在春秋時期就已經出現，但是“客卿”這個詞卻是在戰國中期才出現，說的正是張儀的故事。據《戰國策·秦策一》：“善我國家使諸侯，請使客卿張儀。”當時，為了改變秦國所處戰略環境，寒泉子建議秦惠王重用張儀，得到了秦惠王的認可。
客卿這個詞，從史籍中看出，只是到了張儀這個時候才出現，但張儀一定不是秦國最早的客卿。李斯在《諫逐客書》中指出，穆公、孝公、惠王、昭王都曾一以貫之地廣納賓客、重用賢才，可見秦國一直有著吸納“客卿”的傳統。也正是因為重視吸納各地人才，秦國才能變得更加強大。
當然，客卿制度之下，可以吸納人才，招來治國精英，也可能招來別有用心的間諜。比如蘇秦、張儀這些人，其實都曾利用客卿制度掩護，擔任過超級間諜。他們在隱秘的情報戰線的活動，都非常精彩。
張儀，生卒年不詳，戰國時期魏國人。曾任秦相，封武信君，後來長期為秦國的崛起奔走，也曾多次親自擔負行間重任，長期從事遊說離間諸侯的活動。張儀在受到一番毒打之後，最關心的就是自己的舌頭還在沒在，一直將嘴皮子視為自己營生的最大資本。張儀自以為對魏國的情況瞭解多一些——他在這裡出生和長大，便將他行間和建功第一站選定在這裡，靠出賣自己的祖國來實現個人的價值，所作所為令人唏噓。張儀極力倡導連橫之事，努力瓦解齊楚同盟，幫助秦國實現各個擊破的戰略。當然，張儀的這一段辛苦和付出沒有得到應有的回報。後來他在秦國受到迫害，甚至生命也受到嚴重威脅，只好逃回魏國。回到故土後，他意外地又受重用，再被任命為魏相，僥倖在故土度完殘年。
蘇秦（？—前284年），字季子，東周洛陽人，受封“武安君”。蘇秦早年卻鬱郁不能得志，以至於“兄弟嫂妹妻妾竊皆笑之”（《史記·蘇秦列傳》）。後來，他得到周書《陰符》，發憤苦讀，頭懸梁錐刺股，堅毅和決心非同一般。同張儀一樣，《史記》中的蘇秦也是一個身佩多國相印、周遊列國的大縱橫家，是個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傳奇人物。但是，相關蘇秦的真實歷史，實則是依靠了上個世紀七十年代長沙馬王堆的出土文獻才算真正搞清楚。1973年，在長沙馬王堆漢墓中出土了一批戰國時期的重要史料——“縱橫家書”，其中有一些儲存了蘇秦真實言行的書信，頓時澄清了關於蘇秦及其有關歷史的諸多根本性錯誤。根據這些出土資料，我們可以清楚地知道，蘇秦本是燕國派出的間諜，一直在幫助燕昭王從事著顛覆齊國的活動。蘇秦親為間諜，而且積16年之努力，使強大的齊國轟然瓦解，其行間之艱辛，性格之堅韌，成果之卓著，為世間罕見。
孫子曾說：“能以上智為間者，必成大功。”張儀、蘇秦均稱“上智”，其“間道”也都能超人一等。二人的間諜活動對戰國史也產生了很大影響，均屬傳奇人物，所以被司馬遷稱為“權變之士”和“傾危之士”。
三、客卿制度與國家安危
張儀、蘇秦在戰國史上的重要地位，為歷來史家所共識：蘇秦顛覆了齊國，而張儀則成就了秦國。齊、秦兩個超級大國之所以出現如此不同的結局，與蘇、張二人在隱秘戰線的行事、卓有成效的情報活動也有頗為緊密的關係。二人在政壇翻雲覆雨的運作之後，也一舉使得縱橫家這個學派為世人所刮目相看。
其實，當時的客卿制度下，不只是蘇秦、張儀在從事間諜活動，諸如範睢、公孫衍等人，都曾有過豐富的行間經歷。客卿制度能夠成就一個國家，也可能會因為提供潛伏良機而對國家安全產生致命性影響。當然，如果事情敗露，受到告發，這些客卿也會有處境之危和性命之憂。
在客卿制度下，縱橫家因為擅長國際戰略的分析，擅長縱橫裨闔之術，而顯得特別活躍。列國紛爭的局面之下，人才流動因為“客卿制度”的存在而變得天經地義。縱橫家們正是以這種通行的“客卿制度”為依託，公開出使，悄悄行間，集外交家與間諜於一身。他們的活動並不隱秘，身份甚至往往公開化。在“客卿制度”的照顧下，他們在一國或多國謀取官職甚至佔據要位，從而可以藉助掩護身份大行間諜活動，既做成了國際問題專家，又充當了超級間諜。
如前所述，秦國尤其具有吸納“客卿”的傳統，也因此而能夠在隱秘的情報戰線勝人一籌。秦國迅速地由爭霸而成就統一大業，廣納賓客、重用賢才，成功招徠張儀等戰略人才，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按照李斯的總結，秦國既有“富利之實”，又有“強大之名”，“皆以客之功”，對客卿的作用有著充分肯定。
與秦國相比，齊國則是教訓最為深刻者。早在春秋時期，齊國便是第一個霸主。進入戰國後，它依然是實力雄厚的大國，幾與秦匹敵。然而由於燕昭王的成功運作和戰略間諜蘇秦的苦心經營，最後導致齊國錯誤地改變戰略方向，引來樂毅的聯軍伐齊。齊國從此衰亡，並且再也不能獲得翻身的機會，各國之間合縱連橫的態勢也隨之發生了根本改變，從而也在無形之中為秦國最後一統天下創造了有利條件。可見，齊國的最大教訓就是反間工作沒做好。蘇秦以一名戰略間諜的身份，潛在齊王身邊，對齊國的戰略方針產生了根本性的影響，致使齊國被小利小惠所套牢，並在國際關係中變主動為被動，直至最後被聯軍攻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