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宗趙炅（ jiǒng），本名趙匡義，因避宋太祖諱，改名趙光義，即位後改名炅。

宋太宗趙光義

太祖去世後，他的弟弟太宗登基，他面臨的問題已與太祖有所不同：

首先是平定各地的割據勢力，統一天下和收復契丹所佔的土地；

其次是協調權臣之間的關係，

再次是切實地推行文治，

此外還要鞏固帝位和處理經濟問題。

第一點是對割據者降服之後的優遇。

不管這些割據者在降服前多麼殘忍無道，一旦降服，不再割據，太宗都能不計前嫌，予以優待，這在歷史上是非常罕見的。王夫之對此表示讚賞。

第二點是如何練兵。

太宗想收復北方的失地，但如何用兵，是需要認真思考的問題。

王夫之認為：不教之兵，不可使戰，天天訓練計程車兵，也不可讓他們作戰。

王夫之說，平時訓練，只是訓練作戰的技術，沒有生死拼殺的感覺，所以平日訓練就像是遊戲，真正上了戰場，強敵在前，士兵就會目眩魄蕩，而把訓練所學的技戰術全部忘光。

所以，王夫之認為：只能是以戰教之。

士兵上了戰場，憑藉的是不懼生死的一股氣，氣，是平時教不出來的，只能讓士兵多經歷實戰，而後這種氣就會逐步強大起來。

且最好先讓士兵與弱敵多次作戰，透過不斷取勝而增長士氣，然後就可以與強敵作戰。

這種重視實戰的練兵思想，是中國古代軍事思想的重要內容，王夫之並不是軍人，但作為一個思想家，能有這種思想，非常難得。

第三點是如何進行文化建設。

太宗時期，修纂了《冊府元龜》《太平御覽》等大型圖書，各有數千卷，他命江南、西蜀的降臣承擔纂述之任。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是北宋四大書之一。“冊府”是帝王藏書的地方，“元龜”是大龜，古代用以占卜國家大事，意即帝王治國理政的借鑑。

太平御覽

《太平御覽》由李昉、李穆、徐鉉等學者奉敕編纂。始纂於太平興國二年（公元977年）三月，成書於太平興國八年（公元983年）十月。《太平御覽》分五十五部五百五十門，共一千卷，初名《太平總類》，書成之後，宋太宗每天看三卷，一歲而讀完，更名為《太平御覽》。

有人說：太宗讓這些人編書，是因為他懷疑這些降臣心懷故國、暗蓄異志，所以用編書的辦法錄其長，柔其志，讓他們終老於柔翰。

王夫之說這是以細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因為宋忌諱的是武臣，而不是偷生邀寵的文士。

太宗讓降臣編書是有原因的，即：唐亂以來，軍閥割據，獷悍相沿，弓刀互競，文人學者沒有任何力量對抗殘暴的軍人，多被殘殺而無可奈何，形成了人們以文藻風流為大戒的風氣，學術與文化處於最衰落的時期。

周世宗想改變這種情況，但故老已凋，新知不啟，沒有恢復學術文化的條件。

王夫之認為在這樣的亂世，只有江東和西蜀能保國數十年，兵革不興，文人學士得以從容安度歲月，咀嚼文苑英華，所以欲求博雅之儒，舍此二方之士，無有能任之者。

因此到太宗時，能繼承周世宗的遺志，恢復學術和文化，而勝任此事者只有南唐和西蜀的降臣中有合適的人選。

與此相關，王夫之又論及文人學者在戰亂時期應該如何自處。他提出：

四戰之地，不足以留文治，只能儲存在偏安一隅的地方政權之中。士人生在這樣的亂世，而處僻遠地區，才能珍重遺文並傳承下來。

這表明王夫之相信亂世終會過去，將來的社會仍然需要文化與學術。

他也痛心不少學者文士在亂世看不到前途，於是放棄文化，沒有追求。

王夫之正是生活在這樣的世道中，他所發的議論，可以看作是他的自道。

他說：

道勝者，其道行而其志已得，文成者，其文著而其心以亨。奚必求官職榮祿？

要相信人類社會終究都會需要文化與學術，不管時勢如何惡劣，學者都不能自棄，而要追求道勝和文成，以使自己志得心亨，承擔學術與文化的薪火傳承的歷史任務。

放眼歷史，也證明了這一點。

他說：

漢興起時，功臣的姓名大多湮沒，而申培、伏勝這樣的學者之名卻能在歷史上留傳下來。由此可知太宗選擇各方降臣來做文化之事，是有道理的，並不是什麼陰謀詭計。

與文化建設有關，是君主的淡然無慾，太宗說：

人君當淡然無慾，勿使嗜好形見於外。

王夫之認為這是“知道者之言”。

淡然無慾不是無慾，而是“欲止於其所欲，而不以流俗之慾為欲”。也就是說，這不是道家學說主張的完全消除慾望，因為那是不現實的，無法做到。

只是要防止流俗之慾影響自己。

其方法就是用讀書來“鎮之”。“鎮之”就是“息其紛紜，抑其競躁，專凝其視聽而不遷”，在此基礎上觀察“古今成敗得失之故”，使它們對自己的心起到警示作用，來擴大自己的聰明才智。

按照這個辦法，君主就能得到治國的正道，不受流俗的引誘和影響。然後再進一步“精之、備之”，就能使“道存”於君主的心中。

王夫之稱讚太宗這個想法與辦法“善矣”，又說“宋儒先以格物窮理為身、心、意、知之所自正，亦此道焉耳”，這就揭示了宋代儒學的特點和方法。

對於讀書，王夫之也予以注意：

但言讀書，而猶有所患。所患者，就是用流俗之情來“臨簡編”（即讀書）。以往的帝王如蕭繹、楊廣、陳叔寶、李煜也喜歡讀書，但他們的讀書是以流俗之情臨簡編，結果是“益長其慆淫”。

這一警示，對學者也有意義。凡是以流俗之心讀書的人，讀書不過是一種嗜好，不能成為真正的學術，只能使人“銷日糜月廢事喪德”，並說因此會形成讀書的“三淫”：

色淫、聲淫、志淫。

所以學者的讀書應該“遠流俗，審是非，寧靜以鎮耳目之浮明，則道貞於一”。

不然就會象班固之核、蔡邕之典、段成式、陸佃之博、蘇軾、曾鞏之辨，只是用來獵榮名、弋物望的手段，這樣是“以讀書為嗜好，適以導人於欲”。

所以，“惟無慾而後可以讀書”，因此他認為“太宗之言，殆知道者之言也。”

王夫之讀書三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