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0月8日，決定中國前途命運的重慶談判行將結束，毛澤東、周恩來正在國民黨軍事委員會大禮堂出席歡送晚宴，氣氛熱烈。晚宴後，張治中邀請毛澤東觀看京劇《十三妹》。晚八時許，劇情進入高潮之際，一位身材魁梧、形色匆匆的中年男子步入劇場，向中共首席談判代表周恩來附耳低聲報告：下午六時許，辦事處祕書李少石從沙坪壩回紅巖村途中，遭遇刺殺，送市民醫院搶救無效，不幸遇難。在如此敏感的時刻，發生這樣的事件，使周恩來不覺一震！為了避免驚動毛澤東，周恩來立即沉著地離開會場，找到負責治安警衛的國民黨憲兵司令張鎮，向他提出嚴正質問和抗議。
李少石是國民黨元老廖仲愷的女婿，他的形象儒雅，從側面看上去，與周恩來頗有幾分相似。這件事是否是針對周恩來策劃的？有沒有政治背景？它是否意味著國民黨高層對國共關係的態度發生了變化？毛澤東是否能夠順利地離開重慶返回延安？這一系列的問號，一下子湧上週恩來的心頭。從重慶談判開始以來，所有關心中國前途命運的人，無不對毛澤東的安危憂心忡忡。為了保障毛澤東的安全，周恩來和所有在重慶的同志們處於一種高度戒備的精神狀態，如履薄冰，如臨深淵，不敢有一絲一毫懈怠。李少石事件的發生，無疑將同志們的憂慮情緒推向了最高峰……
讓我們把目光回溯到兩個月以前。
1945年8月10日，日本即將無條件投降的訊息傳到了重慶。經歷十四年浴血奮戰，中國人民終於取得了百年以來反侵略戰爭的第一次完全勝利，舉國上下奔走相告，普天同慶。抗日戰爭取得勝利，國內矛盾頓時凸顯。中國人民普遍要求和平民主建國，這個願景能否順利實現？國民黨與共產黨的一舉一動，成為國內外關注的焦點。在這個關鍵時刻，蔣介石先下手為強，作出一個出人意料的決定：邀請毛澤東赴重慶談判！
8月14日，蔣介石給毛澤東發了第一份電報，稱“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實現，舉凡國際國內各種重要問題，亟待解決，特請先生剋日惠臨陪都，共同商討。”國民黨《中央日報》也大造聲勢，在國內要聞版以大字標題刊出新聞：“蔣主席電毛澤東，請剋日來渝共商國是”，擺出要以“談判求和平”的姿態，企圖搶先佔領輿論制高點和戰略主動權。
兵來將擋，水來土掩。毛澤東不溫不火地回以“朱總司令本日午有一電給你，陳述敝方意見，待你表示意見後，我將考慮和你會見的問題”。朱德總司令電文提出的是受降程式未明的問題。
8月20日，蔣介石給毛澤東發了第二封電報，“大戰方告終結，內爭不容再有。深望足下體念國家之艱危，憫懷人民之疾苦，共同戮力，從事建設。如何以建國之功收抗戰之果，甚有賴於先生之惠然一行，共定大計。”蔣介石的這封電報，矇蔽了一些媒體，《大公報》社論的評價是“藹然誠坦，溢於言表，不須我們多作解釋。我們相信全國同胞的心情，都與蔣主席相同，殷切盼望毛先生不吝此一行，以定國家之大計。”《紐約時報》發表社論，也稱中國共產黨不願參加合作。《中央日報》總主筆陶希聖說：“我們明知道共產黨不會來渝談判，我們要假戲真做，製造空氣。”
8月23日，蔣介石第三次發電，繼續堅持邀請毛澤東赴重慶談判。
蔣介石這三封電報，將中國共產黨推向了風口浪尖，處於一種進退為難的境地。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蔣介石擺下了一場“項莊舞劍，意在沛公”的鴻門宴。如果不去，蔣介石就可以順理成章地把“不要和平、挑起內戰”的罪名扣到共產黨和毛澤東身上。去，無異於深入龍潭虎穴，毛澤東的安全如何保障？張學良被長期監禁的遭遇，即是前車之鑑。
面對這種咄咄逼人的態勢，中共中央政治局連日召開會議進行討論。8月23日，毛澤東在延安棗園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鄭重表態：“我是否去重慶？還是出去。出去的時機由政治局、書記處決定。”
8月24日，毛澤東即回覆蔣介石“ 鄙人極願與先生會見，商討和平建國大計。俟飛機到，恩來同志立即赴渝晉謁。弟亦準備隨即赴渝。”同日，《新華日報》發表署名“莫一塵”的文章《解決問題的關鍵》，文章批評那種一定要毛澤東親赴重慶的論調，認為“顯然蓄著一個很大的陰謀”，並以政治犯遭關押、政黨無合法地位和特務橫行暗示毛澤東赴重慶不安全。
這件事如何決策，事關重大。一些解放區領導人向中共中央發電報，堅決反對毛澤東親赴重慶。8月25日、26日，中央政治局繼續開會討論這個問題。為了國內和平、民主、團結的實現，毛澤東毅然決定，接受蔣介石的邀請，深入虎穴！他認為“去，這樣可以取得全部主動權。要充分估計到蔣介石逼我城下之盟的可能，但簽字之手在我。”“由於有我們的力量、全國的人心、蔣介石自己的困難、外國的干預四個條件，這次去是可以解決一些問題的。”同時毛澤東也做了最壞打算，如果做出最大讓步還不行，就“準備坐班房”“如果是軟禁，那倒不怕，正是要在那裡辦點事。”
毛澤東的發言，一錘定音。中央政治局同時決定，由周恩來、王若飛陪同毛澤東前往重慶進行談判。作為深謀遠慮的戰略家，毛澤東鄭重地向中央建議，他離開延安期間，由劉少奇代理黨中央主席職務；中共中央書記處增補陳雲、彭真為候補書記，以便在毛澤東、周恩來都不在的情況下，書記處還能正常運轉、高效決策，指揮全黨繼續奮鬥。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們十分清楚，作出這樣的人事安排，無疑是以防不測，確保黨和人民的事業後繼有人。大家的心裡都沉甸甸的。
做了最壞的準備，還要爭取最好的結果。對於毛澤東在重慶的安全警衛工作，中央政治局委託周恩來考慮具體方案。經過反覆研究，周恩來指定龍飛虎、顏太龍、陳龍等三人做毛澤東的貼身警衛員。龍飛虎和顏太龍都是井岡山時期的老紅軍，抗戰爆發後，先後跟隨周恩來赴重慶，政治上絕對可靠，熟悉重慶情況，長期從事保衛工作，是最佳警衛人選。
隨後，周恩來又召集會議，專門研究毛澤東在重慶的警衛工作，決定增派毛澤東的警衛班戰士齊吉樹照料生活，另派槍法精準的警衛員舒光才、戚繼恕等隨行。同時，周恩來確定，曾家巖50號周公館的保衛，由武全奎負責安排；紅巖村八路軍辦事處的保衛，由辦事處主任錢之光負責；談判期間代表團對外辦公地點的保衛，由朱友學負責。
一切俱已安排妥當。臨行前，毛澤東與劉少奇徹夜長談，面授機宜。中共中央發出通知，正式向全黨公佈了毛澤東親自去重慶談判的決定。
中央的決定公佈後，基層的同志對毛澤東親赴重慶談判是什麼看法？著名作家方紀在散文《揮手之間》中，為我們留下了詳細的記述，“八月二十七日，延安飛機場上飛來一架美國飛機，那是美國特使赫爾利和國民黨政府的代表張治中將軍來了。來做什麼？‘還不是緩兵之計！’人們私下這樣議論。當天夜裡，黨支部忽然傳達了中央關於和國民黨政府進行和平談判的通知，思想上說什麼也轉不過彎來，何況是毛主席要親自去重慶！當時心裡像壓上一塊石頭，點著一把火，又沉重又焦急，通夜不能入睡……有不少老同志感情深重地說：自從上了井岡山，毛主席就沒有離開過我們一步，五次反‘圍剿’，萬里長征，抗日戰爭，毛主席和我們在一起，沒有離開過自己的軍隊和自己的根據地。現在，卻要親自去重慶和蔣介石談判！”
8月28日，毛澤東啟程赴重慶談判。延安數千軍民到機場相送，氣氛十分凝重。登機後，“主席的面容出現在飛機視窗，人們又一次擁上去，拼命地揮手。主席把手放在機窗玻璃上。直到飛機轉了彎，奔上跑道，升到空中，在頭頂上盤旋，向南飛去，人們還是仰著頭，目光越過寶塔山上的塔頂，望著南方的天空，久久不肯離去。”
8月28日下午3時36分，經過3個多小時的飛行，毛澤東、周恩來一行乘坐的476650號軍用飛機在重慶九龍坡機場安然著陸。頭戴灰色拿破崙帽、身著中山裝的毛澤東第一個走出機艙，並向在場的人們揮手致意。山城重慶再次沸騰了！這是一件轟動國內外的大事，使許多人真正認清了中國共產黨謀求和平的真誠願望，受到輿論的熱烈讚譽。詩人柳亞子賦詩，稱頌毛澤東的這一行動是“彌天大勇”。
重慶談判十分艱難曲折。歷經雙方代表四十多天的艱苦談判，國共雙方基本達成協議，準備簽署《雙十協定》。但是，就在協議簽署的前兩天，就在為毛澤東舉行歡送宴會的時刻，突然發生了李少石事件。在這個微妙而敏感的時刻，這不能不引起共產黨方面的高度警覺。周恩來得到報告後，立即起身離開晚會現場，當面質問國民黨憲兵司令張鎮“這究竟是不是有計劃的暗殺”，要求他立即徹查此事，並切實保證毛澤東的安全。
隨後，周恩來趕到重慶市民醫院，慰問李少石家屬。在醫院裡見到李少石的遺體，周恩來想起了他的岳父廖仲愷先生，不禁悲從中來：“二十年前廖仲愷先生遭反革命暗害，其情景猶歷歷在目，不料二十年後，他的愛婿又遭凶殺。”現場籠罩在悲憤之中。
但是，為了確保毛澤東的安全，周恩來不能久留。他抑制住自己的情感，初步安排了李少石的後事，又匆匆趕回宴會現場。他要求憲兵司令張鎮，必須用自己的汽車親自護送毛澤東。於是，張鎮按照周恩來的要求，親自佈置了一次最高級別的警衛行動，深夜十一點多把毛澤東安全送回紅巖村駐地。
李少石遇難的訊息傳出後，在社會上引起強烈不安和震動。第二天上午，宋慶齡、邵力子、沈鈞儒、陳銘樞、郭沫若、茅盾等社會各界知名人士紛紛前往醫院弔唁。重慶各報記者和在渝外籍記者10多人，也先後去醫院探視採訪，使這一事件迅速傳遍了國內外，產生了很大影響。
10月9日，案情基本查清，經過國共雙方對調查過程和結果的確認，這是一次交通事故引發的偶然事件，沒有複雜政治背景。
10月11日下午，毛澤東終於安全返回延安。當他乘坐的飛機在延安機場平穩降落時，早就等候在機場的兩萬多延安軍民，拼命鼓掌，熱烈歡呼，迎接領袖的勝利歸來！
從近些年新發現的史料來看，重慶談判期間，蔣介石的心情真是波瀾起伏，他的確曾經考慮過趁談判之機扣押毛澤東的方案。在1945年9月27日的日記中，他寫到：“如此罪大惡極之禍首……如不加審治，何以對我為抗戰而死軍民在天之靈耶？”經過反覆權衡掂量，直到10月6日他才放棄了這個打算。這些新披露的史料再次證明，當年黨內外的同志和朋友擔心毛澤東安全問題，絕不是杞人憂天。
重慶談判期間，毛澤東曾經詢問老朋友章士釗對時局的看法，章士釗沉吟良久，在毛澤東手心裡輕輕地寫了八個字：三十六計，走為上計。更有許多素不相識的具有正義感的中國人，默默地關心著毛澤東。比如，在國民黨政府行政院工作的錢劍夫，聽說毛澤東在桂園會客的間隙，喜歡走出大門，在警戒範圍之外散步。他敏銳地意識到，國民黨內部各派系對重慶談判的態度並不一致，在重慶複雜的政治環境下，這十分危險，他立刻請朋友帶給毛澤東一個字條：“晨風加厲，白露為霜；伏莽堪虞，為國珍重。”毛澤東看到字條後，立刻會意，再未輕易走出桂園大門。點點滴滴，可見人心向背。
重慶談判是人民力量的一次勝利。國民黨當局表示承認“和平建國的基本方針”，同意“長期合作，堅決避免內戰，建設獨立、自由和富強的新中國”，同意結束國民黨的“訓政”，召開政治協商會議。重慶談判期間，毛澤東廣泛會見各界知名人士，開展多層次的統戰工作，展現出中國共產黨領袖的風采，有力地推動了國民黨統治區的民主運動，為中國共產黨贏得了人心。
在歷史的轉折關頭，毛澤東為了國家的前途和人民的利益，置個人安危於不顧，深入虎穴、以身犯險，體現了革命領袖始終牢記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復興的初心使命，體現了敢於鬥爭、善於鬥爭的大智大勇。這一切，必將在歷史的長河中熠熠生輝，激勵我們走向更加光輝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