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深冬，毛澤東主席發表了一段幾乎影響涉及到中國每一座城市每一個有子女家庭的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當我聽到這個必然要用鑼鼓口號上街遊行以示擁護的“最高指示”時，天津晚間的氣溫已經很低，海河變成了一條冰帶。大凡從那年代過來的人都清楚，對“最高指示”的慶祝是不能過夜的。過夜就是不忠，不忠則意味著不革命，而不革命的罪名那是“相當”可怕呀。
天雖冷, 但遊行的人卻滿頭大汗。有的當場還寫了血書, 以示堅決去農村紮根一輩子的紅心。其時, 歡慶中幾乎所有人都顧不上細想, “再教育”這句話裡可能還含有另一種“解讀”, 而這種“解讀”就催生了知青下鄉初期一些很可怕的事情。作為從天津市第一批到長城以北青龍縣插隊的知青, 我願將親身經歷的一些事寫出, 以告世人。
那段最高指示中最讓人激動併產生聯想的話, 應該是, “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 在那裡是可以大有作為的。”廣闊天地, 大有作為。不要說對青少年, 就是對成年人, 也極富巨大的誘惑力和感召力。儘管我因家庭出身的緣故不是紅衛兵, 心中對那場“史無前例”的運動多有恐懼而缺少激情, 但聽了街道高音喇叭裡一遍遍地廣播, 還是不由自主也產生了些美好的嚮往與憧憬。腦袋裡的畫面於是也就有了, 模樣基本上是電影《我們村裡的年青人》、《朝陽溝》, 甚至還有《蠶花姑娘》 (女主角很好看) 等等。至於接受“再教育”那個“再”字意味著什麼, 根本就未曾去想。日後才發現那個“再”字很可怕, 它毫不留情地使知青身陷於一個很低的層次, 從而去接受又一次無情的“教育”。用當時貧下中農中某些人的理解, 就是這些學生在學校裡接受教育已經不管用了, 城裡不希罕要他們, 因此只能下放到鄉下再接受一次教育。這類話在我初到鄉下時常聽到。
1969年初，我們“老三屆”大部分（有少數六八年去了內蒙古農村和黑龍江兵團）還呆在學校裡。我是天津第三十四中的學生。三十四中的校舍是原軍閥曹錕的公館，由一片龐大華麗的西洋式樓群庭院組成。在一間寬大的教室裡，一位叫林海青的當地幹部向我們介紹了青龍縣。他口才好，很善講，甚至有些娓娓道來的意思，讓少年學子聽得鴉雀無聲。他又很狡黠，他摸透了城裡學生和家長的心理，避開了環境艱苦，選擇了鳥語花香。“青山綠水花果遍野”，這景色使人頓時就像聽到了郭蘭英的歌聲：人說山西好風光，水肥地美五穀香。可能是有同學想到“左手一指太行山，右手一指是呂梁。”便舉手問：青龍是純山區還是丘陵？
林海青是長臉，立刻嚴肅得像馬面：是丘陵。
沒有星點含糊。我們好幾百學生都聽得清清楚楚，心裡好似一塊石頭落了地。地理課講得明白，丘陵屬半山區，條件要比純山區好得多。“蜀道難，難於上青天”、《過老山界》，無論是李白的詩，還是選入中學語文課本的陸定一的文章，都從另一個角度告訴我們山裡的生活起碼是不方便的。林看去是那麼誠實，他的長臉平平的，或許青龍的地也是平平的吧。
用青龍當地人的話講，那叫“聽得真真亮亮，沒有半點差頭”。但那天林海青卻是“真真亮亮”地把我們騙了一次，而且差頭大得無邊無際。不過，他騙得又毫無意義。因為他即使把青龍說成是青藏高原，我們該去也是得去的。對於最高指示的落實，天津和其他城市一樣，絕對是完全徹底不打折扣的。
沒有任何條件，全窩端，無條件。這就是政策。凡是家中有學生不願下鄉走的，馬上就會有—大群人上門來做“思想工作”（其中一項是不斷地念語錄），不達目的，就不走。這種戰術非常之厲害，基本上是百戰百勝攻無不克。當然，極個別的也有。我家樓下有一和我同齡男孩，他始終堅持住了沒走。他的勝利在於他有個久經考驗的母親。他母親年輕時漂亮，會唱戲，見過世面，解放後自己帶著兒女過，很不容易。她能說哭就哭說笑就笑說死過去就死過去。她還有法寶是她還有個大傻兒子。當做工作的人說啥不走，她最後的殺手鐧是當眾給傻兒子解大小便。這首先使未婚女紅衛兵漲紅臉逃去，然後再把餘下的人燻走。於是她保住了小兒子的戶口。
我們都佩服她。但我的父母沒有那兩下子。未等人家兵馬露面，我已經一頭扎到鄉下去了大山中的青龍縣。接著前面那個“丘陵”的話題說，當我們在伸手不見五指的夜裡被解放牌大卡車拉到一個地方放下，轉天早上發現已掉到鐵筒般的大山裡。有人忿怒問林海青：這是丘陵？
對，這就是丘陵。
林身後的山壁立直立陡刀削—般。然而他不屑—顧地用鼻子—哼說，不是丘陵還能是什麼，我說是丘陵，它就是丘陵。說罷揚長而去。數年後，我在縣裡寫材料，曾到廣播站去幫忙，林海青是那的編輯，我們相處得不錯，在—起喝酒還同住一屋，我發現他原來還真是個厚道人。閒聊中他道出實情：當初去天津招知青，誰都不願去。他之所以去，是縣革委下的命令，如果不去就立刻打發回老家。至於為何對我們那樣—種態度，他說完全是由於對知青不瞭解，而且如果不是中央後來下發了26號檔案，那種態度恐怕到這時也不好轉變。對此，我深然之。
在這裡，請記住當年有—個紅標頭檔案，是26號。是這個檔案把知青實實在在拯救了—把。假如沒有這個檔案，知青的境遇會越來越糟。可以想到的是：將有許多男知青會因為不好好接受“再教育”而被批鬥，被勞動改造。而更多的女知青會被村裡的光棍漢弄到手成了他們的媳婦，然後養一堆孩子。在此宣告，雖然我是寫小說的，但在這裡絕不進行“創作”，這裡寫的全是真事。我們—個村有10個知青，6男4女，到鄉下不過幾個月，這兩種情況不同程度地就都出現了，只不過後者差了—點點。
容我慢慢講來。那—日林海青頭也不回地走了，坐班車去縣裡交差，就把我們扔在距縣城90裡的—個叫大巫嵐的公社。說來慚愧，記得六八年天津知青下鄉之初，火車站還有歡送的場面，領導講話，學生表紅心。但到了六九年，走的人太多了，這等場面就都沒了，取而代之的是灑淚告別，尤其是女生，個個哭得淚人一般，全然不見了豪情壯志。車起動那一刻，車上車下哭成—片，真是慘不忍睹。
這種情況的出現，主要是緣於六八年下鄉知青過年回家探親，傳遞過來的訊息跟當初想象的完全不是一回事。艱苦不說，主要是在鄉下的無助，甚至無情。因為當地人更多的是把這些學生是看成犯了錯誤後而被下放的，於是，一股恐懼感蔓延開來，而城裡動員下鄉的手段也變得越來越簡單粗暴，分明是在攆，與六六年夏遣返地富資本家很相似。具體到我走時的場面，如果讓我再形容一下，很有點像杜甫的詩《兵車行》中的描寫：爺孃妻子走相送，塵埃不見咸陽橋。牽衣頓足攔道哭，哭聲直上幹雲霄。……這絕不是有意誇張，比如我們6個男生是同班同學，其中獨生子3人，走後家中只剩下老母—人的有2人，家中同時有兩個知青的有2人。想想吧，當時根本想不到日後還會有選調、病退、返城的機會（連這些詞都是後來才產生的），都認定此—去孩子就徹底當了農民。而且關山阻隔相見無期，當家長的又怎能不痛斷肝腸放聲大哭呢？想想從此家中老人孤單無助，買個糧買個煤又能靠誰，車上的學生又如何能忍住眼淚！我母親43歲生我，我和我五姐（我上面有5個姐姐）幾乎同時離津，她技校畢業分到江西大山裡的兵工廠，我去了塞北。很難想象，我母親是如何熬過來的……
正月山裡的天氣很冷很冷，凍得嘎巴嘎巴的。我們隨著拉行李的大車沿著河套又往回走了近10里路，來到了一個叫和平莊的村子。和平莊有5個生產隊，500多口人，在當地就算是個大村了。進村時，許多社員圍觀，可以說能動的人都出來了。但沒有歡迎儀式，也沒有紅旗和掌聲。在大隊部裡，我親眼看到大隊幹部是怎樣安排我們的。按本意，我們很希望大家在一起生活。可大隊革委會主任絲毫也沒理會我們的要求，他對5個生產隊長說：一隊倆，要男要女自己報。結果不過一分鐘，就扒拉出5對，隨後我和另一個男生就分到第五生產隊。那是一個最窮的隊。行李搬到房東家，頭一頓飯有一個老孃子給做的，她是生產隊長的媽，做這頓飯給記半天工分，米湯泔水全歸她。轉天就自己做了。可想而知，兩個半大小子，往下的日子會過成什麼熊樣。有這麼一個細節很值得思考：當時和平莊並不是一個非常窮的村子，村裡有三分之一已是瓦房。能騰出一間屋（對面屋）的人家亦不少。可是，我們6個男生，竟然有兩戶4人沒有房東。簡言之，即對面屋或是生產隊倉庫，或是無窗無門的破房，而住人的這間屋是現收拾出來的。我有房東，但那家顯然條件較差，屋裡不過收拾出半鋪炕，炕頭和地下堆著農具和雜物。我睡下的晚上，一陣陣呼嚕聲在窗根下響起，天亮才發現窗下就是豬圈，天熱了滿屋臭氣。
儘管日後我們與房東及眾多的社員相處很好，有些人甚至後悔為什麼不把知青放在自己家住，但當初誰家都不願意收留知青，應該是個事實。而這又不是社員的過錯與失誤，根子顯然是在接受“再教育”這3個字上。
當時，農村的階級成分自土改一路“世襲”下來，哪怕是剛出生的孩子，如果他爺爺是地主，他也就是地主。對此我們很不理解，曾和隊幹部說應該從孩子父親那論出身。人家說要是那樣，就沒有階級鬥爭了，因為眼下這批年富力強的“地富”，其實土改定成分時還都未成年或剛成年。因此，階級鬥爭如果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地主富農就得昨天有今天有明天還得有，不能斷捻兒。“捻兒”即油燈棉捻，斷了捻兒燈就不亮了。
大概上面也瞭解這種情況，感覺到這樣對地富子弟不公平，於是後來就有了政策，稱地富“子弟”為“新社員”，又為“可教育好的子女”。但無論如何變稱呼，也變不成貧下中農。對此，有的“子弟”乾脆不領情，說叫來叫去太麻煩，不如叫“地富子弟”明瞭。農村不同階級成分所帶來的後果是明顯的，以至於稍懂事的孩子就知道自己家是貧農，哥哥可以參軍。而“子弟”和他們的孩子則明白，如是女孩長大可以嫁出去，是男孩就娶不上媳婦了。忽然有一天，在地裡幹活，一個十來歲的貧農孩子指著我說：你們是在城裡犯了錯誤，才下放到這來接受再教育的，其實就是“子弟”。
我愕然。身邊的社員都默默無語地聽著，表情是不反對，還好，沒跟著應聲。但很快，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青龍這裡比較困難，社員家吃飯習慣喝粥。米少，就熬稀粥。有一段順口溜很出名，即“一進青龍門，稀粥兩大盆。盆裡映著碗，碗裡映著人。”大約到村裡也不過20多天，和社員熟了，幹活時就閒聊。有的社員也愛說，就說了這順口溜。我記得我還讓他說兩遍以便記住，好日後說給別的同學。突然間大喇叭就喊，開全大隊的會，社員就都聚到大隊部前的空場。空場邊有棵大榆樹，我們男知青自然湊到一塊坐在樹下。會開了，是批鬥地富分子。把人揪上去一溜，就見有數人是與我們年齡相仿的。看來是早有安排，大隊幹部說有人散佈今不如昔的反動語言，說啥稀粥兩大盆，把他揪上來。我還四下瞅這是要揪誰呀？不料民兵衝著我們走來，轉眼間，我們中一個男知青就被揪了上去，和地富排在一起！真是嚇死人啦。幸好那天比較“文”，只動口，沒動手。當時我的心怦怦跳，害怕下一個會輪到自己。還好，跟我說順口溜的是個貧農，而跟被揪知青說這話的是地主，偏偏他聽後又跟旁人學說，我還沒來得及學。
鬥地富同時鬥知青，漸成風。不久，全公社開大會，能有上萬人，黑壓壓的，在公社中學操場搭高臺，還有貧宣隊主持，一聲喊，就把另一個村的知青揪了上去鬥了。罪行是不好好接受再教育，踢生產隊長。詳情是隊長喊他下地幹活，他頭朝裡睡，不動，隊長拽，他眯瞪瞪踹了一腳。
那次大會影響極壞，知青在社員眼中地位每況愈下。我們的信件都是郵局送到大隊部再捎到各生產隊的。大隊幹部很隨便的就拆開看，生產隊長則要你買菸來換。最可怕的是有人開始打女知青的主意了。三隊一個人高馬大的大光棍子，是大隊種馬的配種員，力氣極大，與人打賭，站在當街不喝水，一口氣能吃下二斤幹豆片。就這位誰見誰怕的野漢，他相中二隊一個女知青，酒後就把女知青堵在屋裡，要談談心。後來他交代說他只是要和女知青交朋友搞物件。具體細節就弄不清了。但那女知青當年回津探親就再也沒回來，理由是受刺激得了病……大隊革委會主任審這光棍兒時，派我和另一個知青把著他。要說我們也是正當年好力氣，可讓他一甩，就把我倆甩到一邊。可想而知，他要和女知青“談心”的情景該有多麼可怕。
事態的發展顯然是走向失控，除了政治上的偏見，生活對我們來講則意味著艱難。秋下分口糧，我揹著口袋在場院排隊，毛著（帶皮）每人每年360斤。一天不到一斤精糧，而我一頓吃一斤飯也就是將飽。社員家有小孩（生一個孩子就有360斤口糧，極大地刺激了生育積極性），而且不是一兩個，小五小六小七小八，大人孩子搭配，又有自留地，日子尚能過得去。知青一兩個人，又正是能吃的年齡，就很難了。那時糧食是絕對不能個人買賣的，沒有辦法，只能從城裡家中帶些來。這個縣的知青主要來自3處，一是本縣的。他們的父母多在縣城當幹部，插隊的地方是事先挑選的，回家方便，捎東西也方便。二是承德的，而且是同一個礦區的學生。他們的父母都在一個單位，對自已的孩子有關照的便利條件。三就是我們天津知青，人多，前後有上千人吧。我們回趟家不容易，回來頂多扛些掛麵，又要送禮，從大隊幹部到小隊長，再到房東和關係不錯的社員，自己基本留不下。所以，能不能吃飽肚子，對我們第一批知青尤其是男知青，成了一個大問題。吃了上頓，不知下頓飯在哪兒。說來好像好笑，但我確實親身經歷了。那時知青除了有被人“再教育”的特殊性，沒有任何被關照的地方。
當時國家是按人頭給了安家費的，但給多少，怎麼花的，我們一概不知。隱約的我聽隊長說過一句，錢給花了，給牲口買過草料了。後來上面要來檢查建房情況，他們忙把生產隊的庫房截出兩間，灶臺連炕，沒隔斷，沒頂棚。買了一口鍋，一個缸，一領席，兩把鋤，這就是我倆的全部家當。房子遠在村邊，沒有院，四下全是莊稼，也虧了傻小子膽大，不然真不敢住。
把知青分散開來，是這個縣的一大創舉。知青聚堆愛惹事（內部打架或與社員打架），而拆零散了，每日隨著生產隊的鐘聲下地收工，時間長了，人就變得老實聽話或者說麻木了，讓幹啥就幹啥。再加上也沒有人告訴什麼新的資訊，我想如果不是其他一些知青多的地方為命運而抗爭，我們跟著沾光，幾年之後，我們肯定就徹底變成山裡人了。記得後來我的最大理想，就是娶個媳婦，養一口豬，一群雞，收工回來，家裡能有一鍋熱飯。
事情出現轉機，對我們來說是根本想不到的。1970年初夏，突然有一個第26號檔案發下了，內容是檢查知青待遇的落實情況。地區、縣裡的檢查組不斷到村裡來，不光聽大、小隊幹部說的，還要聽我們說，到我們的住處去看。又傳達了一些檔案，才得知槍斃了些強姦女知青的人，而且是有職務的人。一時間，我們的處境得到了明顯的改變。記得最主要的，是國家保證我們的年均口糧吃到504斤，不足部分由糧站供應。同時，村裡也用個別知青當小學民辦教員，大隊搞文藝宣隊也用了知青，縣裡知青安置辦公室每年還要開個會，公社也開會。漸漸地，我們這些在大山裡插隊的人，就覺得日子過得有點活泛勁兒了。
說點兒快樂的事吧。那年盛夏，一個美差落到我的頭上：公社成立了廣播站，抽我去寫稿子。我去了，每天有五毛錢誤工補貼。最讓我興奮的，是可以吃到白麵餅。公社伙房只有一個老師傅，打餅時就找我去幫忙。廣播站就我一個人，除了寫稿還得管裝置。我對那些電門線路總也弄不明白，但對打白麵餅很感興奮，很快就取代了老師傅變成了“主打”，他則負責燒火。我很高興，同學來趕集，也很羨慕。
不料樂極生悲，就出了大婁子。到公社一個月時，晚上武裝部長開廣播會。我將l8個大隊線路連好，再把麥克風接在“三用收音機”的擴音功能上，會議就開始了。這種方法以前使過多次從未出差，“三用收音機”一旦擴音，就不收音。然而那天卻出了意外。武裝部長講時，我戴著耳機監聽，忽然就聽到一陣音樂聲，接著就是“莫斯科廣播電臺，現在對中國聽眾開始廣播。”我愣了，這是哪來的聲音？又播了一遍後，我猛然明白了，撲上前拽出麥克風插頭，收音機頓時大聲播起來！
完啦！播了敵臺，在當時是重大政治事件。轉天上午，縣公安局的車就來了，我被隔離在另一小屋裡。我才見過通報，鄰縣一播音員因同樣的錯誤被判了6年。我等待著厄運的到來，又後悔不如在生產隊耪地。時至中午，伙房飄來打餅的香味，公社領導叫我出來，說是收音機出故障，沒你的事，你回村幹活去吧。我夾起行李就跑，心說你以為白麵餅是那麼好吃的？但我又明白，人家簡直是救了我一命。故此，日後我成了作家寫鄉鎮幹部時，筆下總是留著分寸。有評論家說我寫得不深刻，我不管，我與鄉鎮（那時叫公社）的情分，他們哪裡知道。
不過，這件事還是影響了我很長一段時間。隨後縣裡開知青會，我去了，要在會上發言前，縣革委政治部還打電話調查我在這事中的責任。還有就是我上大學，也因此受挫折。那是1972年初，我回天津過年。那時已經有推薦上大學一說了，我念書本來就不錯，也不知怎的動了心，就大著膽給公社革委會副主任寫封信（寫信膽大，當面膽小）。不料喜從天降，正月初六接到電報，只5個字：速到縣體檢。隨即告別父母上了路，其時大雪漫天。在灤縣下火車，得知山道雪大班車不發，住進冰涼的小店，度日如年。雪停之後，有大卡車（沒篷）去壓雪道，講明出危險概不負責。我頭一個買票，200里路，在寒風中走了一天，天黑到縣城，人快成冰棒兒了。
但心中仍然高興，畢竟趕上了體檢，而且只有我一個知青，還聽說要去的是天津醫學院。隨後即回到生產隊，每日裡好好勞動，耐心等待訊息。一等就等到盛夏，天火辣辣的熱。那天的活兒是給社員家的豬打預防針，我負責將豬按倒（豬不讓按）。這時見一公社幹部，忍不住去打聽，人家說你可是傻老婆等漢子啦，被錄取的早上學了（那年春天入學），你政審沒過關。我不能再說什麼，把一腔怒火全發洩在豬身上，專揀大個的逮。一個大公豬猛地一拱，我腳下不穩一頭撞在石頭牆上，頓時眉梢破裂，鮮血流得半個臉通紅。沒有藥，抓一把旱菸末子（據說有消炎功能）敷上。傍晚收工，我一個人獨自面對著夕陽走，自己都有點挺悲壯的感覺了。後來聽說，政審不合格除了家庭出身，出過“敵臺”好像也是麻煩之一……
好在那時已有了“選調”參加工作的。那對知青來講，簡直就是東方紅太陽昇，先前是做夢都不敢想的。只不過那個夢的實現需要等待，而等待的日子很難熬。我插隊5年，雖然今天說來並不後悔（其實也不是後悔不後悔的事，你後悔又能咋的），但實話實講，當初內心始終處在矛盾之中，嘴裡當然得說要紮根一輩子，但躺在炕上就想啥時能離開這裡。不怕有誰笑話，都坐下毛病了，直到現在，偶爾還夢見在鄉下插隊，不由暗叫“怎麼還沒選調呀”。醒來慶幸多虧是個夢……
1974年以後，又有一批小知青到村裡插隊。但他們集體吃住，還有帶隊的，與我們當初完全不一樣了。跟他們聊起我們剛來的情況，他們不可理解。村幹部和社員也不願提起那段事，覺得做得不大合適。我現在寫這些絕不是捯老賬，只是想說人的權利和尊嚴如果在法制被破壞的情況下，是很難得到起碼的保障的。而“運動”，曾經或永遠是造成這種現象的載體。包括知青在內的許多人飽受其苦，許多知青終生受此影響：沒學歷，早下崗，負擔重。因此，日後難得聚到一起的，往往是在事業與生活上打拼得不錯的少數人。而更多的人，是不願意出來再聚了。往事對他們來說有些不願回首，而現實又讓他們在滿足的同時，還有不少憂愁。“插隊”已變成歷史煙雲裡的一個詞，但含在這個詞裡的眾多記憶，卻是無法消失的。
前幾年我們一些知青編了本書，寫插隊往事，起書名時起了個《青春無悔》。我也同意。有朋友說“青春無悔”呀、“感謝苦難”呀什麼的，都是鳳毛麟角們的矯情。我想，悔與不悔，謝與不謝，終究是個人心中的感覺，又會因人而異，而青春已逝和往事苦難的真實是變不了的。《文史精華》為我們再現那些真實提供了很好的機會，因此我一邊寫，一邊想應該感謝這本頁碼不多但分量卻不輕的雜誌。
來源：《文史精華》2006年05期，作者何申(1951年-2020年2月21日)，先後任承德地區文化局局長、黨組書記，中共承德地委宣傳部常務副部長，承德日報社黨委書記、社長。在文壇，何申被稱為河北“三駕馬車”之一，曾擔任過中國作家協會全國委員會委員、河北省作家協會副主席，創作了長篇小說《梨花灣的女人》等5部，發表中篇小說《年前年後》《信訪辦主任》等上百篇，創作電視劇《一村之長》、《青松嶺後傳》等，曾獲首屆“魯迅文學獎”，獲《人民文學》《當代》《小說月報》等國內多項文學獎，連續三次獲河北省文藝振興獎。其作品熱情謳歌當代生活，貼近人民群眾，多次被選入當代最受讀者喜愛的百名作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