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後，日軍加緊對中共敵後根據地展開所謂“治安戰”。在平原地區，日軍推行“囚籠政策”，大建據點、封鎖溝、封鎖牆等設施，分割、孤立乃至蠶食根據地。面對這種情況，中國軍民群策群力，想出種種拔點妙招，八路軍參謀長葉劍英曾總結出一系列經驗，比如“常用襲擾、襲擊、強攻以襲敵；釣魚，即誘敵外出，以伏擊之；狐狸咬雞，即埋伏於據點附近，待敵出來時給以意外的突然襲擊；利用坑道進行爆炸……”這些辦法都收到立竿見影的效果。
出其不意速戰速決
依託便捷的公路網，日軍能在平原地區實施快速機動，而圍困根據地的據點雖然數量多，但基本是幾十個人把守的小據點。例如，1939-1940年，日軍在華北修建了2749個據點和碉樓，其中在冀中平原，平均長寬18.5千米的範圍內就有一個據點，每個據點的日偽軍約有60人。
於是，針對這些據點的攻堅作戰就成為平原抗日武裝必須面對的課題，其作戰要領是必須在援敵到達前拔除據點，出其不意、速戰速決是成功的關鍵，正如毛澤東所指出的：“游擊隊的作戰，要求集中可能多的兵力，採取秘密和神速的行動，出其不意地襲擊敵人，很快地解決戰鬥。”
新四軍發起的官陡門戰鬥就是經典的“平原速決戰”。1939年1月18日，新四軍第二支隊第三團由支隊副司令員粟裕率領，從江蘇高淳與安徽當塗交界地區出發，長途奔襲安徽蕪湖官陡門，目標是那裡的偽軍據點。20日傍晚，部隊到達當塗亭頭鎮，隨即派出小分隊封鎖南北通路，監視黃池鎮、青山街的日軍，而突擊部隊以木船渡過青山河，然後跑步奔襲，於21日凌晨1時抵近官陡門，衝進偽軍據點。此次戰鬥，從開始攻擊到解決戰鬥只用了8分鐘，全殲守敵300餘人，繳獲機槍4挺、長短槍70餘支。
1944年八路軍收復清豐縣城的戰鬥則更為典型。1944年5月上旬，日偽軍一度放棄清豐縣城，後因此地位置重要，日偽軍遂重新侵佔該縣，並加修城牆工事。清豐縣大隊火速將敵情上報，八路軍冀魯豫軍區立即抽調主力第7團急行軍百餘里，在周邊縣大隊配合下，乘敵立足未穩，奔襲清豐縣城。
5月29日夜，部隊包圍縣城，22時戰鬥準時打響，八路軍發揮夜戰、近戰、巷戰的特長，從城牆突進，繼而衝破二道圍寨，開啟炮樓。經過一夜激戰，八路軍斃俘日偽軍1700餘人，活捉在清豐開會的大批日偽官員，日軍後來哀嘆：“從此局勢不可收拾……”
調虎離山趁虛而入
雖然日偽軍在單個據點的兵力不多，但由於其能在短時間內機動增援，因此我軍必須在短時間內結束戰鬥，而在總攻前儘可能削弱敵守備力量是必不可少的。為此，中國軍民採取了諸多調動敵人的戰術，使其難以摸清我軍進攻的重點，正如《三十六計》中所說的：“待天以困之，用人以誘之。”
燈明寺是津浦路上滄州以南、東光城以東的日軍據點，它像一顆釘子楔在我冀東根據地的邊緣。1939年除夕，八路軍發動數千民兵和群眾，將東光城南露口一帶的津浦路鐵軌卸掉搬走，導致日軍南北運輸的“大動脈”癱瘓。為了儘快恢復鐵路交通，日軍從各地抽調人馬搶通，而燈明寺據點只留下一個小隊的日軍把守，八路軍抓住戰機夜襲燈明寺。當晚，八路軍以急行軍進抵燈明寺，據點內的日軍已經睡覺，外面只有一個日本兵放哨。我軍從戰鬥打響到打掃戰場，前後僅花了十來分鐘，日軍小隊全部報銷。
1945年春，日軍在太平洋戰場上節節敗退，為防範美軍在華中沿海地帶實施兩棲登陸，日軍將豫東、蘇北等地的部隊抽回長江下游地區，改由汪偽第二方面軍孫良誠部接手相關據點的防務。新四軍第三師趁日偽防務交接，戰鬥力下降之機，發起進攻蘇北重鎮阜寧的戰鬥。
4月24日午夜，第8旅和第10旅一部分別向阜寧城北據點展開猛攻，至25日中午全殲守敵，同時伏擊馳援大、小顧莊的偽軍兩個團，並乘勝佔領城北的炮樓和護城河內側據點。當日下午，新四軍又集中三個團投入巷戰，戰至26日上午，全殲守敵。隨後，新四軍繼續擴大戰果，於4月28日收復鹽(城)阜(寧)公路沿線的數十個據點。阜寧之戰，新四軍斃傷俘偽軍2412人，阜寧也成為新四軍在蘇北敵後戰場從日偽軍手裡解放的第一座城市。
聲東擊西圍魏救趙
為了打破日軍依託據點頻繁“掃蕩”我根據地的局面，中國軍民提出“敵進我進”、“翻邊戰術”等新穎的作戰思路，化被動為主動，把戰火燒到敵人後方去。正是基於這種思維，中國軍民在攻擊平原地區的日偽軍據點時往往帶有更多戰略色彩，不僅追求攻城略地，更要透過主動攻堅，破壞敵人後方補給、通訊、供應，讓“掃蕩”根據地的日偽軍無法繼續戰鬥。在“敵進我進”的戰鬥中，攻堅不再以拔除或佔領敵人據點為目的，而是更講究消耗和癱瘓敵人的行動能力。
1938年8月，新四軍第一支隊第二團為配合國民黨第79軍向蘇南丹陽、武進的進攻.決定以主力襲取江蘇句容。12日夜，第二團進抵句容城郊隱蔽，按照計劃，該團第二營警戒鎮江方向，破壞道路橋樑，第三營進襲句容城北機場並警戒湯山、東昌街方向的日軍，支隊特務連配合地方武裝在天王寺至句容之間打援，第一營則負責攻城。
戰鬥開始後，第一營乘夜架雲梯突入城內，順利佔領東南門，第三營隨後也入城作戰。經過巷戰，新四軍佔領商會及偽自治會大院，日軍一部固守樓屋，新四軍放火燒屋，燒死日軍和漢jiān數十人。新四軍一直與日軍巷戰到13日上午9時，然後主動撤出，此戰共斃傷日軍40餘人，新四軍傷亡10人。這是新四軍首次攻入日佔縣城，雖未徹底攻佔縣城，卻有力地支援了國民黨友軍的作戰。
1943年1月的剡城戰役則是另一個代表作。郯城南鄰隴海鐵路，是日軍在魯南的重要兵站，常駐日軍一個小隊和數百名偽軍。1943年1月，為了粉碎日軍對山東根據地的“掃蕩”，八路軍第115師第2教導旅決定以主力插入日軍後方，奪取守備力量不足的郯城。戰鬥開始後，突擊組迅速越過外壕，抵近城垣，豎梯登城，掃除突破口兩側的日偽軍火力點。
攻城部隊衝入城內，並向縱深發展，殘敵向城中心退縮。經八路軍政治攻勢和連續爆破猛攻，偽軍大部瓦解，200餘人投降，7名日軍被俘，其餘敵人全被炸死，郯城得以光復。戰鬥過程中，打援部隊在城西截擊由馬頭鎮來援的日軍400餘人，將其擊退。這一戰首創了八路軍在山東敵後運用“敵進我進”戰術攻佔城池的範例。
發動群眾眾志成城
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指出：“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於民眾之中。”“動員了全國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敵於滅頂之災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彌補武器等等缺陷的補救條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戰爭困難的前提。”平原敵後鬥爭中，共產黨放手發動群眾、充分相信群眾，用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徹底淹沒敵人據點。針對日偽據點，中國軍民開展了形式多樣的政治瓦解運動。
八路軍經常編印各種小型的日文傳單、畫片，加強反法西斯鬥爭形勢的宣傳，激發日軍下層士兵的厭戰、反戰情緒，而針對偽軍的工作重點是爭取中下層官兵，透過各種社會關係、偽軍親屬關係曉以民族大義，採取政治瓦解與軍事打擊並用。在工作做得較好的地方，當時機和條件成熟時。
就能爭取偽軍成建制地反正，有的地方則利用偽軍關係替我軍搞情報、買武器，或掩護我軍在日佔區採購布匹、機器、紙張、醫藥等用品。由於群眾工作一直深入到日偽據點內，因此不僅能夠及時準確地掌握敵情，還能在反“掃蕩”戰鬥中將一部分病、弱、婦、幼人員安置到敵據點附近甚至據點內，出現了奇特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局面。
拔點戰鬥中，“土坦克”、“土飛機”、煙燻、味燻、心理戰等行之有效的戰術都來自群眾的智慧。例如，1940年9月，百團大戰的第二階段，時任八路軍總部炮兵團迫擊炮兵主任的趙章成指揮第13團迫擊炮連攻打管頭據點，該據點周圍有四個混凝土碉堡，八路軍的槍彈和迫擊炮彈均奈何不了它。
於是，有人提出用辣椒燻逼日軍的辦法，趙章成帶著炮手卸下引信，倒出彈體內的炸藥，先裝辣椒麵，最後再把炸藥裝回去，擰上引信。15時，20發“辣椒炮彈”全數打出去，日軍被燻得抱頭鼠竄，突擊隊沒用十分鐘就解決了戰鬥。正是透過對日偽軍據點的有效打擊，中國軍民挫敗了敵人的“掃蕩”、“清鄉”、“囚籠政策”、“治安肅正”等種種毒辣手段，成功堅持了敵後抗戰，保持對日本侵略者的戰略壓力，為抗日戰爭最後勝利奠定了堅實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