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代皖一郎心臟病暴斃

田代皖一郎是日本佐賀縣人，時為中將軍銜。1937年7月7日夜，駐豐臺日軍藉口一名士兵“失蹤”，要求進入宛平城搜查，遭到中國守軍的嚴辭拒絕。8日凌晨，田代下達進攻命令，日軍猛攻盧溝橋及宛平縣城。

中國駐軍奮起還擊，並於8日夜奪回了龍王廟及鐵路橋，打擊了日軍的氣焰。7月11日晨，日軍統帥部做出向華北派兵的重大決定，並且撤掉了田代中國駐屯軍司令官的職務。田代聞訊後，羞憤交集，於15日突發心臟病暴亡。

牟田口廉也羞怒自殺

牟田口廉也大佐，時任侵華日軍中國駐屯軍步兵旅團第一聯隊聯隊長。8日凌晨4時，牟田口廉也威脅中方談判代表，要進宛平城搜查失蹤士兵，被我代表王冷齋嚴辭拒絕。

4時23分，牟田口廉也下令在現沙崗村大棗園沙丘陣地的炮兵向宛平城開炮，牟田口廉也在盧溝橋打響了第一炮，親手點燃了戰火。為此，天皇裕仁親授其金鷹三級勳章，晉升為少將。

1941年11月6日又晉升為中將，編入南方軍，參加太平洋作戰。1944年3月8日，日軍發動“烏號作戰”，牟田口廉也率第十五軍3個師團及特種團計15萬餘人馬，在緬印地區，被中美、英印聯軍和中國遠征軍打得落花流水，損兵折將十幾萬。

經過幾個月的雨季大潰敗，牟田口廉也的十五軍已所剩無幾。日軍大本營異常惱怒，將緬甸方面軍司令官和參謀長全部撤換，牟田口廉也也被解除軍職，羞怒之下自殺。

森田徹被碾為肉餅

森田徹中佐，1936年調任中國駐屯軍步兵旅團第一聯隊副聯隊長。“七·七”事變時，森田徹在現揚指揮日軍“演習”，是日方戰地談判代表。據中方戰地談判代表回憶，這個矮傢伙是個態度極為蠻橫的法西斯軍人，極討厭。

由於積極參加“七·七”事變和進攻宛平作戰有功，獲金鷹三級勳章。1938年3月1日晉升大佐，調任關東軍第七國境守備隊隊長。1939年5月11日，關東軍挑起諾門坎戰役，與蘇蒙軍激戰，關東軍損失慘重。

8月2日，森田徹大佐調任23師團步兵71聯隊任聯隊長，接替戰死的代聯隊長東京治中佐。由於朱可夫率領的蘇蒙軍是由飛機、大炮、坦克和騎兵組成的立體作戰，日軍聯隊長以下官佐大部分戰死。

森田徹驅使部下靠近坦克投擲燃燒瓶、手榴彈，但蘇制坦克使用柴油機，又高又大且裝甲厚，日軍對它奈何不得。戰到22日，大隊長以下軍官全部戰死。

到26日上午，森田徹大佐下令燒燬聯隊軍旗和密電碼本，頭纏白布條，率殘部跳出戰壕，揮舞戰刀衝向蘇軍坦克群，集體“玉碎”，森田徹剛衝出幾步，即被坦克重機槍射倒，被蘇軍坦克碾為肉餅，落得個粉身碎骨的下場。

一木清直死於美軍坦克

一木清直少佐，是事變中第一個開槍的日軍。同年10月8日越級晉升大佐，獲天皇授予的金鷹三級勳章，擢升為關東軍第七師團步兵第14旅團第28聯隊長，調中國東北作戰。

1942年4月底，第七師團以步兵第28聯隊為基幹，組編成旭字一木支隊，一木清直擔任支隊長，率精兵3870人，於5月5日乘船南下，去參加攻打中途島作戰。6月6日，日本海軍在中途島慘敗。

8月7日，一木奉命支援瓜達爾卡納爾島，18日晚，一木支隊在瓜島登陸，發起爭奪島上亨德森機場戰鬥，損失極為慘重，一木清直也多處受傷。

於是他命令通訊隊向其上級發出“一木支隊全軍玉碎”的電報，滿身是傷的一木，躺在瓜島潮溼的叢林裡，眼睜睜望著美軍坦克張開血盆大口軋來，這個軍國主義狂徒眨眼便粉身碎骨。

盧溝橋事變的意義 七七盧溝橋事變的歷史價值

這是“盧溝橋事變”的開端，隨後這一事件演化成中國人民艱苦卓絕的八年抗戰。

76年後，我們重新回看這段歷史，價值何在?

在相當長的時間裡，一般史論的重點，在於研究這一“偶發事件”為何演變成中日兩國全面的長時間的戰爭狀態。以“事件”之因，來探求戰爭之果，如此短促的邏輯結構——顯微鏡般的考察，事件“事實”越清晰。

其在歷史程序裡的意義卻可能越模糊。“盧溝橋事變”，何嘗不是一系列前因之結果，作為一種轉折性的因素，它又導致一系列的後果。如此，才是正當的歷史觀。

因而，時至今日，當我們有條件以相對豐富的史實為基礎，可以拉開足夠長的時間與足夠大的空間，在中國自身現代化過程與全球性格局的互動關係裡，重新審視這一事件的價值，我們的結論，當然不同。

領導以北伐為標誌的國民革命的蔣介石及其國民政府，需要解決兩大結構性矛盾：對內求國家統一，對外求民族平等——這實為辛亥革命之後中國所面臨的國家性難題。

所謂“勢所不許可”，以中日兩國關係觀察，“九一八事變”後的不抵抗，失去東三省，按“後見之明”的研究者的歷史覆盤：日本執政當局亦有文官集團與軍人集團之別，當時國民政府雖無能力全面對抗日本。

但完全的不抵抗，反作用於日本當局，遂使軍人集團氣焰日彰。其結果，軍人集團一路狂飆，演進至“盧溝橋事變”之時，完全控制日本政局。其擴張之心侵略之行，再無國內的制衡之力。內外之間，略有閃失，稍微失衡，後果便難以收拾。

“九一八事變”，以及東三省之失，再次昭示中國現代化轉型之艱難。如果說晚清中國遭遇三千年未有之變局，亦即傳統中國如何走向現代國家，其特殊之處，按歷史學家金衝及先生所論：近代中國一切社會矛盾中，最主要的是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

現代化轉型之際，中國與現代化先發國家——“中國/列強(帝國主義)”的矛盾，才是我們理解晚清以及民國，甚至當代中國核心性與結構性矛盾之一。自鴉片戰爭開始，其後的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及甲午海戰。

無不是傳統中國“忍無可忍”之下被動而倉促的應戰。也差不多無有例外，每次對抗外侮，都伴隨著國內政治格局的動盪。第二次鴉片戰爭，甚至內(對抗太平天國)外兩場戰爭，由此導致的國內政治格局。

至1894年的甲午海戰，結果顯現：“李合肥一人對一國。”(梁啟超語)中國內部的糜爛，已無能力以一國之力應對外侮。這當然悲哀，卻是事實，亦是傳統中國結構性矛盾之必然。

對抗外侮，已無動員並組織一國之能力，清亡，沒有意外。1911年，辛亥革命後，如何在列強壓迫下，建立一個統一的獨立的國家，便是當政者歷史性的挑戰。

北伐的成功，蔣介石及其國民政府在形式上完成了國家的統一。十年民國，在上海、南京、北平等大城市，稍有現代化氣象。這是最近被廣泛注意的所謂“民國範”。但是，我們稍稍認真觀察一下當時中國整體性格局，情緒將截然相反——1928年。

甘肅回教的馬家軍，反抗馮玉祥，雙方肆行屠殺，漢人、回民死傷20萬人；1930年，馮玉祥反蔣失敗，退出西北，甘肅、寧夏、青海成為回教軍人的天下；1934年，擁兵3萬、反覆無常的孫殿英自察哈爾經綏遠進攻寧夏，回軍拒之於前……西北中國。

並無寧日。而東南沿海，1932年，廣東有陳濟棠與粵海艦隊之戰，山東省政府主席韓復榘與據有膠東的師長劉珍年之戰。西南地區，軍閥割據的四川，劉文輝、劉湘、鄧錫侯與田頌堯，民國以來，大小戰爭多達480餘次。

中國的統一，徒有其表。民國範兒，其實可憐。1931年，正忙於對江西紅軍進行第三次圍剿，並應對兩廣軍事的蔣介石，遭遇了“九一八事變”。外患未因內亂而不至。

“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歷史學家徐中約論述，“日本人三次，1912、1916、1928年策劃挑唆‘滿蒙自治運動’歸於失敗之後，這種觀念卻越演越烈”。

1931年，長江、準河以及大運河水災肆虐，致使中部10個省份14萬人被淹死，25萬人流離失所。而同時，中國又深陷內部動盪與區域性衝突。

“九一八事變”作為一種轉折，中國結構性的內外矛盾由此轉換，外侮——對中華民族生存的挑戰，上升為最主要矛盾。“攘外必先安內”，當然不再正當。

但是，東三省雖為日本人所據，而這一政策卻仍在執行中，沒有更張之意。因而，“九一八事變”許多覆盤與推演，完全放棄抵抗而導致日本軍人集團勢力的全盤領先，便是結果之一。

就日本的侵略邏輯而論，6年後，“盧溝橋事變”爆發，華北亦將可能重蹈東三省舊途。據有華北，日本往南可以推進到華東與華中，並進佔東南亞以及太平洋；往北可以奪取蒙古以及西伯利亞直至貝加爾湖——蘇聯的大部分國土。

而這一套戰略邏輯，之於中國，蔣介石當然意識到其間深刻的國家危機。在當年7月17日的廬山第二次談話會上，他說道：“我們的東四省(當時行政區劃為四省)失陷，已有了六年之久，繼之以塘沽協定，現在衝突地點已到了北平門口的盧溝橋。

如果盧溝橋可以受人壓迫強佔，那末我們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和軍事重鎮的北平，就要變成瀋陽第二!今日的北平，若果變成昔日的瀋陽，南京又何嘗不可變成北平!”中華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時刻!

只是，內部如此糜爛的中國，能夠動員全國之力以抗日寇嗎?1937年，這個國家到了必須迴應這一挑戰的關鍵時刻。

應對此次危機的廬山會議發出了明確而響亮的聲音：“如果戰端一開，那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一個月後，蔣介石同意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

我們拉開時間的距離，前溯至1840年，自鴉片戰爭始，接近100年後，中國的歷史揭開新的面貌——“盧溝橋事變”後，這個國家整體性的被動情勢，由此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