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費孝通和毛澤東在一起。圖自“團結報團結網”費孝通早年抱著探求富民強國的強烈願望，赴英倫學習，1938年暑期學成回國。他來到雲南大學社會學系任教授，投入全國抗日民主愛國熱潮中。為了救亡，費孝通於1944年加入中國民主同盟，他把這看作是自己的“政治啟蒙”。他說：“訪美歸來，國內政局日趨緊張。我憂心國事，1944年由潘光旦先生介紹參加中國民主同盟，投身愛國民主運動。”1945年後的費孝通成為了西南聯大著名的民主教授，一直致力於呼籲和平民主，也曾因此險些被國民黨特務殺害。比較危險的一次是1945年11月25日，那天晚上，費孝通在西南聯大圖書館前的大操場演講，會場已經被國民黨特務包圍，特務們搞破壞斷電，甚至向場內開槍。費孝通站在會場的最高處，面對頭頂呼嘯而過的子彈，向全場高呼：“不但在黑暗中我們呼籲和平，在槍聲中我們還要呼籲和平。”集會之後的12月1日，昆明發生了“一二・一慘案”，之後又發生了“李聞慘案”，1947年11月，民盟也被迫解散。面對專制獨裁統治的黑暗，費孝通不禁悲呼：“一個國家怎能使人人都覺得自己隨時可以被殺！人類全部的歷史裡從來就沒有過這等事。我們現在活在什麼樣的世界裡！”國統區的黑暗讓費孝通徹底地失去了對國民黨的幻想，而對共產黨，他回憶說：“那時候我並不真正了解共產主義。我們對共產黨人有積極的印象，因為他們愛國又能吃苦。”但費孝通的內心始終高揚著報效國家的熱情。他自己說：“我很高興我回到中國而不是留在國外，一個人屬於他原來的集體,並對該集體負有責任，對人類生活至關重要,它可以豐富生活。”他在不十分了解共產黨情況下對共產黨抱有好感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他認為共產黨確實代表人民的利益。1948年11月,他告訴住在清華園的雷德菲爾德夫婦，他可以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繼續工作，甚至於可以作為“忠誠的反對派”對他們提出批評。而且，他確信並希望作為社會科學工作者，能夠在新政府領導下為國家作出貢獻。使費孝通對中國共產黨的認識和態度發生根本性變化的事情發生在1949年1月。1948年秋，解放戰爭進入最後的戰略決戰階段,中國人民解放軍在各戰場上陸續取得決定性勝利。從這時開始，籌備新政協就成了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勠力進行的一項重大政治任務。從1948年8月起，在中國革命勝利形勢的激勵下，在中國共產黨的誠摯態度正確政策的感召下，在中共中央和地下黨組織的關懷幫助下，遠在香港和國民黨統治區的各民主黨派領導人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置個人生死於不顧，為籌備新政協、共商建國大計，紛紛踏上了到解放區的征程。費孝通、張東蓀和雷潔瓊、嚴景耀夫婦是在中共北平地下黨的安排下到達西柏坡的。費孝通一生作為中國共產黨的摯友和諍友提了很多非常有價值的建議，也與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同志結下了深厚的友誼。他在自己90大壽那天，動情地說：“我今年90歲了，在黨的領導下，在民盟同仁的幫助下，做了一些事情，這些事情是微不足道的，最主要的是這條路我選對了，感謝中國共產黨帶領我走上這條路。”（原題為《費孝通與中共領導人交往紀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