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典民主政治中的兩個關鍵人物

公元前1068年，多利安人入侵伯羅奔尼撒半島，雅典國王科德洛斯帶領軍隊反抗入侵者，他身先士卒，在戰鬥中英勇獻身。在討論國王的繼任者時，阿提卡的世襲貴族們認為，以科德洛斯的血統、品行和能力，再也無人有資格繼承他的王位，因此決定廢除國王，改為選舉執政官。雅典從此結束了君主時代，進入貴族制。開始的執政官是終身的，後來改為十年任職制，不久又從十年任職制改為一年任職制，並由一人執政改為9人行政，確立了行政、祭祀、軍事三權分立原則。

這種聯合執政具有民主制的萌芽，但操作上還是極粗糙的，解決不了財富不公的社會矛盾，社會財富越來越集中到少數權貴手中。公元前594年，雅典的貧富差距達到極點，政府控制了一切，官員貪贓枉法，法律成了權貴謀私的工具。窮人們在醞釀著暴動，富人準備用武力來保衛自己的財富。整個社會像一個火藥桶，一場暴力革命隨時都可能暴發。

在這個關鍵節點，一位新的執政官上臺了，他就是梭倫。

梭倫（Solon，約前640年—約前558年），生於雅典，古希臘時期雅典城邦著名的改革家、政治家。出身於沒落的貴族。他年輕時一面經商，一面遊歷，到過許多地方，漫遊名勝古蹟，考察社會風情。作為科德洛斯王的後裔，梭有著貴族的基因，代表著富人的利益。按照常理，他上臺後會站在富人的立場上。徜若這樣，一場血腥的暴力革命就在所難免。但是梭倫既不是改革派也不是保守派，他是一個執著的愛國者，他30歲時就率領軍隊收復被鄰邦侵佔的薩拉米斯島，在雅典負有盛名。為了雅典的穩定和發展，他上任執政官後選擇了一條中間路線，那就是改良。梭倫採取一系列改良措施，努力均衡社會財富：貶值貨幣，以減輕所有債務人的負擔（儘管他自己也是債權人）；減少一切個人間的債務，並且終止因欠債而坐牢的處罰；取消拖欠的稅款和貸款利息；創立了一種累進所得稅制度，使得富人需要比窮人多付出十二倍的稅錢；在更多的民意基礎上改組了法庭；頒佈了著名的《梭倫法典》，將貴族權利向各階層開放，中等階級進入四百人會議，成為議事會員。下等階級在公民大會中參政，從而擁有公民權；組建最高法庭，法官面向全體公民透過普選產生，所有自由人無論貧富貴賤，法律面前平等；允許貴族保留祖傳土地，規定佔有土地的最高限額（防止產生新的債務奴隸），制定遺囑法；安置那些在戰爭中為雅典而犧牲者的後人，由政府承擔他們生活費和教育費。

這些措施，並不是以打富濟貧、分田分地的暴力手段來實現財富的再分配，而是以溫和的改良以達到財富均衡。梭倫的改革措施，在當時可謂兩頭不落好：富人抗議說，這是赤裸裸的非法剝奪；激進分子則抱怨，梭倫沒有進行土地革命。但是，儘管人們都不滿意，梭倫改革卻在貴族與窮人間找到了平衡點，起到減壓伐的作用，緩和了社會矛盾，雅典在搖搖擺擺中得以穩定發展。因此不論左派還是右派，都一致認同：梭倫的改革將雅典從腥風血雨的革命中拯救了出來。

儘管梭倫在後來的權力鬥爭中被放逐，但是他完成了雅典民主政治的頂層設計，奠定了雅典民主政治的基礎。

公元前509年，克里斯提尼聯合平民推翻貴族統治，並當選為首席執政官。克里斯提尼在梭倫設定的大框架上，進行了深化和完善：劃分十個地區部落取代過去的四個氏族部落；以五百人會議代替梭倫創立的四百人會議，它日後成為雅典最重要的國家行政機關；創立十將軍委員會，作為最高的軍事機構，委員會由十個地區部落各選一人組成，其中一人為首席將軍，一年一任，輪流統帥軍隊；創立了“陶片放逐法”，以秘密投票的方式表決流放危害國家的分子，打擊貴族頑固分子，以防止僭主政治再起。

克里斯提尼改革肅清了氏族制的殘餘，標誌著雅典一個多世紀以來平民與貴族鬥爭的勝利結束，確立了奴隸主民主政治，完成了雅典由氏族到國家的過渡。

克里斯提尼以革命手段奪得權力，但他並不認為革命必然具有合法性，他深知革命也會導致獨裁，因此，他要以革命的手段揚棄革命，以獨裁的手段取消獨裁。

從梭倫立法到克里斯提尼改革，說明，在歷史程序中，除了暴力革命，改良也是一條可選路徑，而且帶來的副作用要小得多。也可以看出，在歷史的關鍵節點，關鍵人物的選擇可以決定歷史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