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發出了著名的“五一口號”，提出“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及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並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

此號召很快引起了許多民主人士的熱烈響應，他們認為“中共‘五一口號’一呼而天下應”，召開新政協是一切民主黨派和民主團體乃至全國人民的共同要求。

在第一屆政治協商會議上，民主人士黃炎培激動地講道：“我們興奮極了，我們這一群人，今天在共產黨毛澤東領導之下，要從地球幾萬萬年一部大歷史上邊，寫出一篇意義最偉大最光榮的紀錄，它的題目，就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開幕。”

“奔向光明”無疑可以形容民主人士參加新政協的心路歷程，然而，它又不足以概括這個時期的歷史脈搏，因為此間既有喜悅與期待，也有疑慮與分歧；既有中共海納百川的民主氣度，亦有民主黨派赤心為國的真誠情懷。

“乘風破浪平生意，席捲南溟下北溟”：民主人士北上的喜悅與期待

中共“五一口號”提出後，曾主張“超然獨立”“不偏不倚”的民主人士對中共的態度從有保留的贊成轉變為真正的接受。從1948年9月至1949年9月，1000多名民主人士和文化精英克服種種險阻前往解放區。詩以言志，北上民主人士詩興大發，用“群賢非易聚，莊重達神州”“神州解放從今始，風雨難忘共一舟”和“翻身民眾開新史，立國規模俟共謀”等抒發對新政協和新中國的期待，著名詩人柳亞子更是豪放地吟道：“六十三齡萬里程，前途真喜向光明。乘風破浪平生意，席捲南溟下北溟”。

前往解放區的北上航行並不單調和乏味，一些乘客的日記或回憶錄足可以讓人感受到他們的悠然、喜悅和憧憬，1949年2月28日的“華中輪”之行便可說明這一點，乘客葉聖陶在開船次日用《莊子》的《知北遊》作為謎底，謎面為“我們一批人乘此輪趕路”。柳亞子在日記裡寫道：“黃昏開晚會，陳叔老講古，述民初議和祕史、英帝國主義者代表朱爾典操縱甚烈，聞所未聞也。鄧女士唱民歌及崑曲，鄭小姐和包小姐唱西洋歌。雲彬、聖陶唱崑曲。徐鑄成講豆皮笑話，有趣之至。王芸生講宋子文，完全洋奴態度，荒唐不成體統了。”3月2日，船上晚會結束時，乘客們合唱了《義勇軍進行曲》。

儘管前往解放區的民主人士用愉悅的文字來描述其旅途，但要想穿過國民黨軍警和特務的層層封鎖並不輕鬆。如何將多名民主人士成功地送往解放區，既離不開民主人士精湛的“演技”（如精心化裝），更離不開作為“導演”的中共的精心策劃。日理萬機的周恩來對前往解放區的民主人士的行程路線、安全護送和衣食生活都有指示。

更多的時候，為了安全起見保密工作放在了第一位，連作為“演員”的北上民主人士可能都不熟悉中共的“劇本”。每次護送民主人士，中共都要調查輪船的路線。為了行蹤保密，很多北上民主人士事前並不知道與誰同船。

例如1948年12月26日，李濟深在潘漢年等人的周密安排下，應邀參加鄧文釗的聖誕宴請。為掩人耳目，他們泛舟遊覽，暢懷痛飲。一個多小時後，眾人神祕地乘坐“阿爾丹”號離開。另一個例子是著名學者楚圖南，他前往解放區的過程堪稱現實版的“諜戰片”。楚乘船到天津後，為了擺脫國民黨軍警的搜查，楚的學生、中共地下黨員辛毓莊以楚的“侄子”身份沿途護送，一切由辛代為回答口令。

民主人士前往解放區的旅途，既是身體的旅行，更是精神的旅行，他們感慨解放區政權“招待我人如此隆重”，使自己“有如歸之感”。1949年3月5日，民主人士在山東解放區登陸，煙臺市長徐中夫和膠東軍區參謀長賈若瑜給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葉聖陶寫道：“徐賈二君態度極自然，無官僚風，初入解放區，即覺印象甚佳。”

3月7日午飯後，民主人士借宿在萊陽城東三裡莊的軍屬馬俊英家，他們為馬的政治覺悟之高感到驚訝，“馬略識字，能言擁護毛主席八項條件，打倒國民黨反動派，文化水準之高，可以想見。”沿途所見使得民主人士感到“已由舊世界、舊時代開始走進一新天地、新社會矣”。

民主人士感慨“人民力量偉大，新中國有辦法”

不過，部分北上民主人士的身體之行與思想之行並不“同步”，他們在一些重要問題上的認識與中共仍有分歧以至矛盾，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1）要不要將革命進行到底。（2）新中國走新民主主義道路還是舊民主主義道路。（3）革命勝利後中共還要不要他們。如何使其“撥開雲霧見青天”呢？中共迅速開展了黨外和黨內的統一戰線教育。

在黨外統一戰線教育上，中共要求各級黨委對待民主人士要坦誠相待，耐心向其解釋黨的政策，積極地教育和爭取他們，歡迎民主人士提出批評意見。為此，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高層親自做民主人士的思想工作，為其做時政報告，向其展示一個全面、真實和客觀的解放區政權形象。

該時期美國扶蔣反共和扶助日本侵略勢力從反面教育了中國的民主人士。戰後美國源源不斷地向蔣介石政權提供物質援助，與其簽訂《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條約》，還幫助日本修建軍事設施和訓練軍隊，嚴重地傷害了中國民眾的情感。

1948年8月，美國政府發表了《美中關係白皮書》，更是一石激起千層浪。民盟等8個民主黨派聯名發表了《為美帝侵華向聯合國大會控訴書》，歷數美國侵華罪行。中共領袖毛澤東親自撰寫了《別了，司徒雷登》等系列文章，並於1949年元旦發表《將革命進行到底》，揭露了中國的反動派和美國侵略者的“和平”陰謀，逐漸使得民主人士統一了思想和認識。

同時，中共還積極組織民主人士到解放區參觀學習，鼓勵他們深入工農群眾。規模最大的一次是1949年4月以民族工商業家吳羹梅為代表的民主東北參觀團。該團參觀後表示，東北工業的恢復速度“超過預料”，“人民力量偉大，新中國有辦法”。解放區實施的各種改革，有效地發揮了民主集中制，中央政策能夠下達於基層，群眾有發表意見的絕大自由，並能以國家主人翁的身份來發揮前所未有的創造力量，形成了鋼鐵一樣的集體，“這樣堅強的集體, 在中國歷史上是空前的。”“新生的朝氣沖洗了舊社會的殘渣。”

在黨內統一戰線教育上，中共很早就提出反對關門主義，毛澤東在抗戰時期就明確表示：“我們沒有排斥黨外人士的權利，只有與黨外人士合作的義務。”解放戰爭時期，毛澤東曾嚴厲批評晉綏邊區對開明士紳劉少白的批鬥為“蠢事”，他指出：“我們不怕美援，就怕‘左’援。”

不僅如此，毛澤東還親自到火車站迎接前來北平的民主人士宋慶齡、程潛等人，故程潛感慨道：“我過去同解放軍打得那麼凶，起義了，共產黨不記前仇，這麼優待我，信任我。”

針對黨內有人傳出“老革命不如新革命，新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不如反革命”等抱怨，或者對於一些戰士因看不慣民主人士拿著剩飯、饅頭和肉喂狗等發出的抱怨，劉少奇等中共高層耐心地解釋做好統戰工作的重要性，讓黨內“想不通”同志的思想發生了“大轉彎”，人們意識到團結廣大民主人士、爭取中間派是統一戰線的新課題。

“這確是有史以來第一次遇見的民主政府，民主精神”

1949年8月9日，民主人士費孝通參加北平各界代表會議，看到“穿制服的，穿工裝的，穿短衫的，穿旗袍的，穿西服的，穿長袍的，還有一位戴瓜皮帽的”坐在一起共同討論問題，認為“在我說是生平第一次”，感嘆道：“試問英美哪一個議會能從普選中達到這樣高度的代表性呢”。

然而，身份差異很大的代表能夠歡聚一堂的背後，卻離不開中共耐心、細緻的工作，這些工作針對性很強，例如如何體現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各民主階級大團結，如何體現掌握敵我界限與盡力照顧各個方面。有時，為了確定一個代表合適與否，新政協籌備會就要函電往返，多方協商，反覆推敲。很多時候，民主人士內部彼此矛盾重重，甚至無法提出自己參加新政協的合適人選，此更需要中共發揮仲裁者的作用。

當然，對於那些不符合新政協標準的組織，其組成人員也並非沒有參政的空間，因為那些在解放戰爭時期為民主做出努力的領導人，可以以個人身份參加新政協，故沈鈞儒看到中共在代表名額分配上與民革、民盟人數相等的事實後感慨道：“這確是有史以來第一次遇見的民主政府，民主精神。”

民主“大合唱”的背後，中共很好地發揮了“樂隊指揮”的作用，善於將各方“雜音”協調為“一首歌曲”。對此，外國學者評論道：“共產黨自己能取得特殊成就，主要是在於它的靈活與耐心。”例如有人看不慣張瀾戴瓜皮帽、穿長衫、一副遺老的樣子，更有人抱怨李濟深原來是個軍閥，曾殺害過不少共產黨人，很不理解李濟深和張瀾為何被提名為副主席人選。為了消除大家疑慮，政協大會選舉前，周恩來、林伯渠發出《中國共產黨人政協黨組織關於選舉問題的緊急通知》，要求全體黨員保證選舉成功，特別要投黨外人士的票。

在醞釀中央人民政府組成人選時，很多民主人士為中共的坦誠和耐心所感動。為了爭取黃炎培擔任副總理，周恩來兩次登門拜訪，黃炎培終於答應，並表示：“以往堅拒做官是不願入汙泥。今天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政府，我做的是人民的官啊!”而傅作義的人事安排更具典型性，毛澤東考慮傅作義對北平和平解放的特殊貢獻，並結合他本人願意做水利工作的想法，建議他擔任水利部長。當新政協主席團一致通過該提名時，傅作義激動得熱淚盈眶，他表示：“這是我做夢也不曾想到的……共產黨不得天下則天理難容矣！”

回顧新中國成立前夕的那段激情歲月，它可謂群賢合唱的民主和團結的讚歌，很好地詮釋了什麼叫作“不約而同”和“心有靈犀”，它掀開了嶄新時代的畫卷。幾十年過後，曾經參加了新政協的雷潔瓊滿頭銀髮，時過境遷，但她對參加新政協的回憶充滿了深深的懷念：“看到解放軍隊伍浩大、軍容威武、步伐整齊、紀律嚴明，在群眾一片歡呼鼓掌聲中通過前門城洞，使我非常感動，歡樂的熱淚奪眶而出。”

【作者為天津外國語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院長、副教授，北京高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世界影響力研究協同創新中心研究員。本文系北京高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研究協同創新中心(北京外國語大學)的階段性成果】

原標題為《“奔向光明”——1949年民主黨派響應新政協的心路歷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