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政治制度產生時間久遠，歷經不斷演變最終與秦始皇時期正式確立了封建制度。封建制度在我國不僅存在時間長並且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眾所周知的封建制度意味著中央集權和皇帝專權，皇帝一人高高在上，皇權至高無上而不可侵犯。所以才會出現“不但宗族力量處在皇權控制之下，而且一切其他社會力量都處在皇權控制之下，不可能與皇權平行，更不可能超越皇權。甚至東漢宦官外戚擅權，也只能視為專制皇權發展到空前強大水平而出現的皇權旁落現象。掌握了皇帝（通常是嬰幼的或能力不足的皇帝），等於掌握了一切權力，因而弄權者得以假皇帝之名行事”。

然而，在歷史上卻出現過一個特殊的存在，它就是東晉。終東晉一朝，君弱臣強的局面始終未能改變。之所以會出現這種局面是有其特殊的歷史背景與原因的。

一、東晉的建立

（一）永嘉南渡發生的背景及影響

1.八王之亂與五胡亂華

說道東晉的建立就不得不說到西晉，自晉武帝死後，其子晉惠帝繼位，可是晉惠帝是個人人都知道的傻子，“及天下荒亂，百姓餓死，帝曰：‘何不食肉糜？’” 這個著名的典故就出自晉惠帝身上。至於後人給他的評價就更不堪了，“史臣曰：不才之子，則天稱大，權非帝出，政邇宵人······豈明神喪其精魄，武皇不知其子也！”

晉惠帝——司馬衷

有這麼一位白痴皇帝，要說手下人能沒點想法是不可能的。再加上晉武帝為了鞏固皇權而大封宗室以致使諸王統率兵馬各據一方，晉武帝死後，諸王為爭奪中央權力，內訌不已，形成16年的內戰，這就是八王之亂。

在八王之亂的16年中，參戰諸王多相繼敗亡，人民多死於戰亂，社會經濟受到嚴重打擊，王朝統治不穩，皇室尊嚴與權威不復存在並使得西晉的力量消耗殆盡，隱伏著的階級矛盾、民族矛盾爆發。這時北邊眾多遊牧民族意識到西晉經八王之亂後正處於衰弱時期，他們利用這個機會大舉南侵，在進入中原地區後大肆燒殺搶掠並陸續建立非漢族國家造成與中原正統政權對峙的局面。從此中國進入了長達百年的五胡十六國時期。五胡亂華破壞了中原的政權和經濟架構，中原地區的人民不堪忍受異族的野蠻統治所以紛紛逃亡，從而拉開了永嘉南渡的序幕。

2.永嘉南渡

永嘉南渡發生在永嘉時期，此時少數民族已經在北方建立自己的政權並不斷舉兵南侵，而西晉剛經歷八王之亂正處於衰弱之際，力量薄弱，在正面戰場上難以抵擋入侵，屢次兵敗。最終使得被攻破國都，懷、愍二帝先後被虜北方，洛陽王公士民被殺三萬餘人，是為永嘉之亂。

永嘉之亂後，北方漢族人民為逃避戰亂和民族衝突，紛紛舉族南遷，大量人口從中原遷往長江中下游，這麼一次空前規模的民族大遷徙浪潮，史稱“永嘉南渡”，又稱“衣冠南渡”。

(二) 司馬氏皇室在江南的艱難局面

在發生永嘉之亂後中原地區人民之所以紛紛南遷，除卻有長江天險阻隔，南方河網密佈北方少數民族勢力尚難以抵達外，最重要的原因還是此時南方尚有晉朝正統政權存在於南方。在北方淪陷，晉朝皇室被劫掠至北方後，南方尚存有一支晉朝皇室血脈，這就是司馬睿，後來的晉元帝。

晉元帝——司馬睿

司馬睿原為琅琊王，其封地大抵位於如今山東膠南縣一帶。他也曾參與八王之亂奉尚書司馬越之命參加討鄴戰爭，結果卻失敗被俘。後來他趁機潛逃，還將家人從洛陽接往封地。時逢匈奴劉淵起兵南侵，司馬睿採納王導的建議請求移鎮建鄴，正好司馬越也想在江南培育自己的勢力便答應了他，於是司馬睿便於永嘉元年正式移鎮建鄴，並於永嘉五年被封為鎮東大將軍，成為江南地區最高長官。

但此時司馬睿在南方的地位卻沒有那麼尊貴，反而的在南方他還有那麼一些尷尬。之所以會這樣，是有其原因的。

在公元279-280年，時西晉皇帝武帝發兵東吳，東吳滅亡，自此三國鼎立的局面被終結。可是在滅亡東吳後，晉室卻沒有采取正確的安撫措施來安定民心，反而因為連年戰爭雙方互有死傷，此時雖天下已統一，但在北方人人輕視南人，蔑稱之為貉奴。

當時，晉已統一全國，為防止蜀漢和東吳一些忠於舊主的人反叛國家，政府下令徵召蜀漢和東吳的文人雅士入朝為官，這雖然是一種變相的囚禁，但對於熱衷於做官希望出人頭地光宗耀祖的古人來說卻有著一種莫大的吸引力。就在這種情況下，無數東吳子弟千里迢迢來到洛陽只希望有一天入朝為官。這當中就有被譽為洛陽三俊的陸雲陸機兄弟和顧榮。他們皆為江南名門之後，又都文采出眾才華橫溢，可以這麼說他們就是江東子弟們的一種代表，但他們在洛陽卻都鎩羽而歸，陸機陸雲兄弟在洛陽曾多次遭受侮辱並最終遇害於軍中。顧榮在洛陽也是鬱郁不得志，整日提心吊膽，最後竟然出走回鄉。作為江東精英代表的三俊都落得如此下場，其他江東子弟所受到的待遇可想而知。並且晉滅吳後，並不真正任用吳人，致使東吳雖滅，其人卻不自認為晉人的局面出現。

在這麼一種局面下，司馬睿督鎮建鄴面臨的局面可想而知。南人並不認為司馬睿是來保護他們免受北方兵禍南侵之人，反而人人都有一種使我們給你提供了一份避難之處的心理。以至於司馬睿雖名為江南行政最高長官，卻“及徙鎮建康，吳人不附，居月餘，士庶莫有至者，導患之。”司馬氏皇室在江南所面臨的艱難局面由此可見一斑。

（三）“王與馬，共天下”

只是陳敏過江後既排斥江東士族，又企圖與司馬越爭雄，故為雙方所不容，在雙方的夾擊之下陳敏敗亡。但透過這件事使雙方都意識到江東需要一個能夠鎮得住場面的人物存在，並且要能夠為雙方都可以接受。也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司馬睿與王導移鎮建鄴才成為可能。

而司馬睿移鎮建鄴後所要做的第一件事自然是要安撫南方士族，獲取南方士族的支援了。在這件事情上沒有人比王導更具優勢了，王導與其堂兄王衍都是北方名門琅琊王氏的傑出人物，王衍為當時的宰相，王導曾參與南渡問題的討論與謀劃，對此心中是有計劃的，再加上他出身北方名門與江南士族不論是在溝通上還是結交上都有一種天然的優勢。

王導（字茂弘）——畫像

故此，在與司馬睿移鎮建鄴後，王導一面協調南北士族的利益，一面結交江南名士，以期司馬睿獲取江南士族支援。所以在發生無人理會司馬睿的事件後，王導與王敦等人就開始策劃為司馬睿獲取威望與支援。王導運用策略使得南北士族都擁護司馬睿，使得政局得以穩定下來。

後來東晉建立，王導被任命為宰相，王敦控制著長江中游，在朝官員也大多與王家有關。至此，王氏在東晉的實力甚至超過皇權，就連司馬睿對王敦不滿也不得不委曲求全，忍氣吞聲。故時人謂之“王與馬，共天下”，這一在東晉初立就造成計程車族力量與皇權平行甚至超越皇權的現象一直影響著東晉王朝，直到其終結。也正如此，使得中國古代歷史上出現了這麼一個罕見的政治現象——士族的力量始終影響左右著皇權，而皇權卻對士族沒有什麼行之有效的辦法。而這一現象的出現與發展並不是偶然的。

二、士族發展的頂峰

（一）東漢時期士族的發展

提到士族就不能不提到東漢，事實上，士族的發展並不是一蹴而就的，也是經歷了很長時間的發展與演變的。士族的淵源可以追溯到先秦時期的“士”階層，“士”階層是中國古代社會中具有一定身份地位的特定社會階層，後演變為對知識分子的泛稱。到了西漢的時候，由於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就使得官僚多從擅長儒學經術計程車人中選拔，此時讀書已然成為利祿之階。

就是在這麼一種風氣之下，所謂的累世經學出現了。因為漢代士人重視士名，一旦成為名士功利官位會接踵而至，這樣就會形成所謂的累世公卿，這麼一代代的公卿、經學名門傳下去就出現了一種新的東西——門第。

西漢中後期，土地兼併十分嚴重，逐步形成官僚、商人、地主三位一體的豪強地主勢力。他們實力強大，有自給自足的莊園經濟，有巨大的社會影響力和眾多的佃戶賓客，以至於東漢的建立都離不開他們的支援，自然而然的東漢建立後他們在政治經濟上都享有特權。於是“一方面是強宗大姓計程車族化，另一方面是士人在政治上得勢後，在轉而擴張家族的財勢。這二方面在多數情況下當是互為因果的社會迴圈”。

豪強地主勢力有了經濟政治上的特權，又大肆兼併土地，勢必需要大量的人口來為其服務耕種，於是他們在大肆兼併土地的同時又使用各種手段使得大量戶口淪為他們私家的佃戶。這些佃戶平時為他們耕種土地，當有戰亂之時則成為他們的私兵已作自保之用，以至於“部曲”這個本來為漢朝軍隊的名稱也成為他們的稱呼。再加上他們又是一方之大族，這就使得他們在地方上擁有很大的權力，對地方的政務政權有很大的影響力，而這種影響力往往會讓他們成為一個地方的真正的掌權者，甚至是地方上的“土皇帝”。《後漢書》中對與他們的描述比比皆是，“防兄弟貴盛，奴婢各千人以上，資產巨億，皆買京師膏腴美田。又大起第觀，連閣臨道，彌亙街路，多聚聲樂，曲度比諸郊廟。賓客奔湊，四方畢至，京兆杜篤之徒數百人，常為食客，居門下。刺史、守、令多出其家”。

眾所周知的是，在封建社會中封建專制政府的權力主要來源於對人口的控制、掌控全國賦稅資源和最高法權，而豪強地主此時的所作所為無異於和政府爭奪對人口和地方政權的控制，這當然為封建政府所不容。他們之間也往往因此而產生矛盾，但不可否認的是豪強地主勢力已經得到擴大，而後面所出現的九品中正制度更是為士族的發展提供了道路。

（二）九品中正制度的建立與影響

1.九品中正制的建立

九品中正制是中國封建社會三大選官制度之一，是魏晉南北朝時期重要的選官制度。它是魏文帝曹丕為了拉攏士族而採納陳群的意見，並由陳群而制定的。九品中正制上接察舉制下啟科舉制，它的創立與當時的環境是有關的。

在兩漢時期，門閥世族不斷髮展壯大，他們左右了當時的鄉閭輿論，使察舉滋生了種種腐敗的現象，察舉制已為門閥世族所操縱和利用。這樣的制度所推舉出的所謂“人才”在做官上的能力可想而知，他們並沒有那個能力去做官去為政治理國家，而有能力的人卻無法參與政治，這樣勢必會引起矛盾。

東漢末年，天下混亂，群雄並起，曹操為了增強自己的實力，曾多次提出“唯才是舉”來選拔人才，並壓制朋黨浮華和私人操縱選舉，力圖將選舉之權控制在政府手中。這種做法對與曹魏政權來說是有益的，因為它為曹魏政權提供了大量的人才來治理國家，使得其勢力不斷壯大。但另一方面它卻損害了門閥世族的利益，兩漢的察舉制主要是依據儒家的道德行為標準，宗族鄉黨的評定成為政府選拔官吏的主要甚至唯一的依據。身為世家大族他們對宗族鄉黨的評定有很大的影響力，往往所選的官吏都是他們的子弟，曹操的這種做法嚴重打擊了他們參與政治的途徑，這使得他們對曹魏相當不滿。曹操也知道他們的不滿，並曾多次對其進行打擊，比如壓制朋黨，嚴禁私人操縱選舉，但由於門閥世族所擁有的力量及影響力，曹魏政權也不能夠小看他們甚至還要借用他們的力量。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曹丕當政。

即曹丕當政之時，他已有篡漢之心，但他仍不能夠小看正統名號，篡位逆臣的名號他也是不想落到自己身上的。於是，他就想到逼皇帝禪讓已正自己名號，但在這件事情上如果沒有世家大族們的支援的話只是一個笑話。所以曹丕只好轉而與世家大族達成妥協，設定由中央委任的中正官去掌握地方選舉，而中正官又都由世家大族出身的大官兼任，這樣，世族滲透進選舉，中央政權權和世族勢力在選拔人才這個問題上，矛盾開始緩和，九品中正製得以建立，但是士族開始逐漸壟斷大權。

2.影響

任何制度在開始的時候也並不是那麼一無是處的，最起碼最初的設想和出發點還都是好的，只不過後來的實踐過程之中往往會出現一些偏差，最終會因跟不上時代的要求而被廢除。九品中正制設立之初也是這樣的，“唯才是舉”還是其主要標準，在選舉人才時注重行狀和鄉品，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選賢舉能的作用。

然而，事情發展到了後來，卻慢慢的出現了偏差，選舉時不再像以前那樣著重行狀而只把家世當作參考。這是因為九品中正制要在各地設定中正，由中正評議人物，作為選官的標準。後來豪強大族們認識到這一點後就開始逐漸把持控制中正製為其服務。由於士族多出身豪門，彼此間又多互有聯絡，而中正此時與他們也有千絲萬縷的聯絡，故此出身豪門士族的人往往很容易就能獲得很高的品評。逐漸的，九品中正制開始發生改變，不再以行狀為主而重家世。以至出現“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的局面。可以這麼說，九品中正製為豪門士族奠定了政治道路。至此，士族們在已經擁有經濟實力與社會影響力之後又獲得擁有政治操縱力的實力了，他們的實力已經逐步發展，並在東晉時期與皇權平行甚至超越皇權達到了封建社會最巔峰。

（三）士族與玄學

玄學產生於魏晉，是魏晉時期的主要哲學思潮，是道家和儒家融合而出現的一種哲學、文化思潮。玄學的興起，使整個魏晉時期瀰漫著一股談玄風氣，玄而又玄，虛無縹緲，避世無為，不事俗物成為主流。甚至於“本無玄學”的陸雲在進入洛陽後也開始學習並融入此道“自此談《老》殊進”。可見當時談玄風氣之盛。

玄學的興起動搖了原本在思想上據統治地位的儒家思想，這就產生了比較嚴重的問題，並因此而造成了所謂的名教危機。在漢朝的時候，儒家思想佔據思想上的統治地位，由於儒家思想提倡大一統思想和忠君愛國的綱常理論思想符合統治者的統治需要，所以統治者大力支援，並且這些思想也已融入人們日常生活之中。所以，在漢朝多見像蘇武那樣的忠君愛國的忠良之臣，他們一心為君，忠於國家，願為君主國家犧牲一切。

而玄學則完全沒有這一方面的提法，玄學主張個性追求自由，甚至於對皇權都有所否定。作為此時的文化階層士族，當他們的主流思想轉變為追求玄學之時，他們所剩下的忠君愛國思想可想而知。至此，“漢代大一統政權下所建立起來的普遍性的君臣觀念已逐漸為私家的君臣之義所代替了”。

可以這麼說，玄學的興起使得士族在具有政治、經濟、軍事實力和社會影響力之後，解放了他們的思想上的束縛，終東晉一朝，很少有完全忠君愛國的臣子出現，反而當士族中有人掌握大權後，往往會成為權臣並會產生野心，王敦如此，桓溫也是如此。

（四）東晉門閥士族

歷經東漢、曹魏、西晉時期後，門閥士族最終形成，並在東晉時達到頂峰。

他們不僅擁有自給自足的莊園經濟，而且“封山錮澤”大肆奴役剝削人民，北方而來的流民被逮捕奴役的事件數不勝數；他們大多佔居要職，“自西晉統一全國以後，士族階層人物在統治階級中所佔的比例一直維持在50％以上，兩晉時期的比例平均為71.92%，東晉中期最高，達到79.7%。從官員隊伍來看，重要的、高階的官職都被控制在士族階層手中，如史籍所載兩晉南北朝時期的4137位司徒至太守的高階文官中，士族身份的就佔了65％以上，而且在中央決策部門中士族要佔到70％以上。”；並且還手擁重兵，“東晉時期士族擔任都督刺史之任年佔三分之二以上，這個比例在劉宋之後才開始下降，這一比例，顯示出東晉為士族在軍事力量上佔絕對優勢時期”。 不可否認的，在東晉時期，士族的力量比以往任何一個時期都要強大，甚至於比此時的皇權還要強大，所以門閥士族們可以長期壓制皇權並讓皇權對他們無可奈何。

三、東晉時期的皇權

（一）內憂外患下的東晉皇室

相對於隨著力量不斷壯大而風光無限的門閥士族而言，東晉皇室就可憐的多了。一方面，異族佔領了長江以北的土地後對江東地區虎視眈眈，給剛成立的東晉以很大的外部壓力，讓東晉不得不分出很大一部分精力人力物力來抵禦他們；另一方面，朝內門閥士族當政，致使“晉主雖有南面之尊,無總御之實,宰輔執政,政出多門,權去公家,遂成習俗。”

東晉皇室可以說是歷史上比較不幸的皇室之一，從建立之初就面臨著內憂外患的嚴峻局面，終東晉一朝，這種局面就未能得以改觀。外部從最開始的匈奴劉淵到後秦苻堅再到北魏始終威脅著東晉的安危，苻堅統一北方後甚至率軍南征，若不是淝水之戰勝利，東晉在此時就算是交代了。而內部則由王、庾、桓、謝四大家族掌控政權，並且不時爆發吳地士族的反抗和農民暴動。這些對於東晉皇室的統治並不是好事情，而且東晉也沒有出過什麼傑出英明之主，所以東晉皇室只能在這種內憂外患的環境下勉力維持名義上的統治，皇權在此刻衰弱到歷史最低點。

（二）實力上的弱小與受限

面對著皇權不振，力量弱小，士族當政的局面，東晉皇室也不是沒有反應。自東晉建立伊始，司馬睿就想過要增強實力重振皇權。所以他採納王導的意見，選拔僑興士族為掾屬以增加自己在政治上的實力以獲取士族支援，並且意圖透過度田、檢括戶籍等手段來增加人口和賦稅以充實政府的人口獲取經濟和軍事實力，另外司馬睿還提拔劉隗、刁協等人希望來壓制王氏一族。

可以說，晉元帝司馬睿在東晉早期也是做過一番努力的，他也想重振皇權增強實力，故此才會採取這一系列的措施。然而此時“地方政權漸漸成長，亦有一種道義觀念為之扶翼。因郡吏由太守自闢，故郡吏對太守，其名分亦自為君臣……或稱太守為府君，乃至為之死節……除非任職中央，否則地方官吏的心目中，乃至道義上，只有一個地方政權，而沒有中央的觀念。”這種現象的出現讓晉元帝司馬睿的措施早已有了結果並且註定不會是一個好的結果的。

司馬睿選拔僑姓士族為掾屬，自然會使得吳地士族不滿，他們感到利益被侵佔，政治上沒有得到實權，故“吳人頗怨”。再者，司馬睿無論是度田還是檢括戶籍的舉措固然能夠增加國家人口及賦稅，卻侵害到了世家大族們的利益。他們在江東“侵山錮澤”大肆“求田問社”以求維持家業，這是需要大量賓客佃戶來為其服務，司馬睿的舉措可以增強國家的實力重振皇權卻不利於他們，所以他們自然會反對司馬睿的措施。另外，晉元帝司馬睿任用劉隗、刁協等人希望壓制王氏一族，讓皇權一家獨大，結果卻直接引來王敦反叛並且士族大多支援王敦，以至於刁協被殺，劉隗兵敗北逃。司馬睿被迫對王敦委曲求全，多番忍讓，並在幾年後鬱鬱不平而死，至此，司馬睿重振皇權的舉措基本上算是失敗了。

此後，東晉皇室也鮮有重振皇權的舉措，實力也沒有什麼增強，且一直受到士族們的限制，使得門閥政治格局出現並維持下去。

（三）社會思潮的影響及民心上的不服

其實，東晉門閥政治格局之所以會出現除了東晉皇室實力弱小士族力量強大之外還與當時的社會背景有關。

當時，玄學成為社會主流思想，傳統尊君愛國的儒家思想受到衝擊，人們對皇室的忠誠度大大減弱。在當時有這麼一種社會思潮，“自晉以後，門閥制度的確立，促使孝道的實踐在社會上具有更大的經濟與政治上的作用。因此，親先於君，孝先於忠的觀念得以形成。”這種思潮的出現與司馬氏奪取皇權有關，其皇位來之不正自然不好提倡忠義，那就只好提倡孝道，以至於人們心中只有小我而無大我，社會上鮮有為國為君盡忠者。

再加上外族入侵，晉室無法守土護民，導致國土喪失，人民流離失所，而這一切還是由晉皇室之間爭權奪利的“八王之亂”引起的，可以說這個時候，人們對於晉皇室的忠誠度以及敬畏已經降至最低點。他們認為晉皇室無力守土禦敵，致使他們背井離鄉親人死於戰亂，而東晉建立後他們還要面對壓迫與剝削，這使他們無法忍受，以致會有杜弢領導的流民變亂這種事件發生，不僅不利於東晉皇朝的統治，還擾亂了社會秩序。

另一方面，吳地士族在東晉的建立以及存在過程中發揮過巨大的作用，然而在東晉建立之後居高位並握有實權者卻是僑姓士族，他們在政治經濟上並沒有得到實際利益，這引起了他們的不滿，以致江東吳姓大族多生叛亂。

再者，東晉統治下的人民多為吳地人民，他們不但在政治仕途上無法出頭，而且還要受到僑姓士族和吳地豪門士族的雙重壓迫，本來對東晉忠誠度就不高的他們在面對這些壓迫與剝削之時也往往會揭竿而起，東晉末年孫恩利用五斗米道來傳道聚眾起義，三吳八郡中為之響應的人民在短時間內就達到了數十萬之眾，對東晉的統治造成嚴重的打擊。

本身就實力弱小的東晉皇室，不僅要面對外族入侵的壓力，還要受到門閥士族的壓制，所能依靠的本就不多，結果人民還不支援。無法壓制士族還無法凝聚臣民的力量來壯大皇權，這正是東晉皇權的悲哀所在，在這種情況下門閥政治的出現實屬正常，但是門閥政治能夠出現並且維持近百年卻是另有原因的。

四、東晉士族與皇權

（一）相互依存卻又彼此警惕

歷史上出現過很多次皇權不振，權臣當政，甚至取而代之的案例如王莽篡漢，李唐代隋等等數不勝數，然而像東晉這樣皇權衰弱士族實力強大二者還能勉強算是相安無事的並不多見。當然，東晉也不是沒有出現過權臣意欲取而代之的事件，像東晉初立不久，王敦就叛亂意欲不軌，後來的桓氏父子也都有不臣之心，甚至桓玄還曾成功篡位改國號為楚。但是他們後來卻都失敗了，並且還不是被皇室所擊敗的而是敗於其他士族之手。

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情況，是有其內外部原因的。當時，北方少數民族入侵中原，東晉雖建立，但實際上從皇帝到臣子應該都算是守土不力，畏懼強敵，奔逃南方之士。司馬睿所代表的東晉皇室雖無力量，卻是正統所在，可以為他們提供一種庇護，提供保障並且最重要的是有一種心理上的安全感覺。而司馬睿想要在江東立足也需要這些士族們的支援與力量，這樣才可以北抗強敵，南御江東，才可以坐穩他的皇位。也就是說在當時那種環境下，他們彼此間要互取所需相互依存才能夠維持自身需要。

當然這種狀態雖然客觀存在著，但不代表沒有人想打破這種局面。作為一個皇帝雖享有至尊的名號卻沒有至高無上的權力，還要時刻擔心皇位不保，這是任何一個皇帝都所不能夠接受的。所以東晉建立以後，司馬睿就開始用盡措施想方設法的來增強實力，削弱士族們的實力了，但最終卻失敗了。而士族們對於目前這種狀況卻還是比較滿意的，他們實力強大，再加上皇權不振，他們幾乎可以為所欲為而沒有人可以鉗制他們，對於任何想要改變這一狀況的人他們自然會不會放過。所以二者間皇權警惕著士族，而士族不僅要時刻警惕皇權還要警惕著其他士族以防自己的利益被損害。

(二)不斷地鬥爭與妥協

二者的這種相互依存卻又彼此警惕的情況是不可能歸於平靜的，皇權的本質已經明白無誤的顯示出此前這種狀況的存在是必定不會為皇帝所能容忍的，振興皇權註定是每一個皇帝都必須要考慮的事情。

所以，才會有晉元帝任用刁協與劉隗，希望可以削弱王氏一族的權力，成帝重用庾亮試圖削弱王導的影響以增皇權，孝武帝倚靠司馬道子以制衡謝玄等等這些事例。可惜的是，不論是政治上的還是經濟軍事上面的措施，東晉歷代皇帝意欲伸張皇權的舉措大都以失敗而告終。晉元帝任用刁協與劉隗，結果王敦反叛，刁協與劉隗，一死一逃，元帝受盡屈辱後鬱鬱而終；成帝重用庾亮，卻導致蘇峻、祖約反晉，後來權勢又重歸王家；孝武帝倚靠司馬道子、元顯父子卻致使朝政大亂桓玄崛起。重振皇權總是失敗，但得勢計程車族也往往沒法再進一步。

晉皇室雖然實力不怎麼樣，但其始終是正統，易於被大家接受，並且其實力弱小容易被控制。但當有士族想要取而代之的時候士族們卻往往是第一個站出來反對的，對於這一點我認為是士族們不願改變當前情況，彼此間並不是那麼團結一致，他們雖然有共同的利益卻又那麼的分散各自為政自身實力不足時情願與皇權妥協以維持現狀也不願讓他們改朝換代影響皇權害怕影響自己的利益。

(三)雙方都無力打破的平衡

就在這麼一種情況下，皇權與士族二者陷入了一種奇特的平衡狀態之中。皇權屢次想要擴張卻遭到失敗，士族們出於自身原因和外部原因卻也很難再進一步。陷入這種平衡之中的原因也許正如王新楊先生所言“東晉當權士族的身上既有限制皇權、維護士族統治地位的傾向，也有加強皇權、削弱士族的傾向。”正是士族的這種雙重性格才導致雙方陷入這種平衡之中。

(四)共存百年

田餘慶先生認為東晉門閥制度能夠存在百年是有三個原因的“如果沒有一個成熟的有力量有影響的社會階層即士族地存在，如果沒有了一個喪失了權威但尚餘一定號召力的皇統存在，如果沒有民族矛盾十分尖銳這樣一個外部條件，如果以上三個條件缺少一個都不會有江左百年門閥政治局面。” 因為後來士族越來越腐朽，它已經從內部開始爛掉了並最終被新崛起的庶族寒族所取代，而東晉在這種平衡被打破後也歸於滅亡。

（五)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及影響

不論是士族的雙重性格也好，還是三個原因才造成東晉門閥制度的存在也罷，東晉時期皇權與士族就在那麼一種環境下誰也奈何不了誰的存在了百年之久。

而東晉時期皇權與士族二者的關係也是有深刻的歷史背景與自身原因的。俱往矣，千古風流。他們也各自都在歷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在中國歷史上不論前朝後代也只出現了東晉這麼一個特殊的案例。在以後的歲月中皇權得到不斷的加強，士族也已衰弱，並且再沒有什麼可以超越皇權，凌駕於皇權之上。

人們印象中在中國古代從來都是皇帝高高在上不可侵犯的，然而在東晉，士族力量不僅超越皇權而且還超越了百年之久。在這百年間，人民會發現原來皇權也不是至高無上的，也是可以被踩於腳下的。這對於那一時期的人們，那一時期的思想文化絕對會產生深遠的影響從而影響後世的，因為也只有這時人民的思想才沒有被皇權所牢牢束縛，才會放飛自己的思想，迸發出與古代封建社會中其他年代所不一樣的火花。人人都說魏晉風流，然而誰又能說這不是魏晉風流中最為獨特的一道風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