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封家書

錢學森在44歲之前，彷彿一直都在漂泊。

1911年，陰曆辛亥年，他在上海出生。在杭州牙牙學語到3歲，跟隨父母北上，他在北京城裡待到了18歲，又考回了南方，到上海交通大學讀鐵道機械工程專業。

期間，他回杭州老家養病一年，23歲大學畢業後再次北上，考取清華大學“庚子賠款”公費留學生。

（1935年，錢學森獲得清華大學第七屆庚子賠款赴美留學獎學金資格，此項獎學金在全國只有20個名額，而錢學森是唯一一位航空留學生）

在錢學森24歲這一年，母親章蘭娟病逝，只剩父親錢均夫一人，送他登上遠赴地球另一面的輪船。

到了美國之後，他先在美國東部的麻省理工學院取得了碩士學位，又在西部的加州理工學院讀完博士學位，工作、學習10年，35歲時回到麻省理工學院，半年後成為了該校建校以來最年輕的終身教授，不到3年，又被返聘回西部，回到了帕薩迪納市的加州理工學院。

隨後，是他堅決回國卻遭受拘捕、軟禁的5年。

從中國到美國，南北南北，東西東西，錢學森的人生輾轉不停。

在此期間，他學習的“初心”也一再變更，從學習火車製造，到學習航空工程，又轉向航空理論，最後研究工程控制學。

44年飄如陌上塵，但他並非無根蒂。

幼年隨家，到18歲，錢學森做了自己人生的第一個重要決定，雖然成績優異，但是沒有報考全國最知名的清華大學和北京大學，而選擇上海交通大學，去學習火車製造。

因為他有一個偶像，詹天佑。剛剛成年的錢學森，希望自己能像民族英雄詹天佑一樣，為落後的中國修建鐵路。

“1·28”淞滬抗戰發生時，錢學森正在上海求學，他目睹了日本空軍對中國土地和人民狂轟濫炸的慘象。因為沒有空中作戰優勢，中國軍隊在戰爭中被壓制。1933年下半年，當上海交通大學開設了航空工程課程之後，錢學森毫不猶豫地就選修了，並且連續兩學期都是遙遙第一名。

大學畢業後，他沒有去鐵道部做月薪60大洋的工作，而決心轉向航空工程專業，出國留學。

出國之後，錢學森的每一次選擇，代價又都是輾轉。

錢學森在美國時，與父親錢均夫保持通訊，其中有三封，如燭火照耀，投射出錢學森在美國20年的剪影。

第一封信寫在1936年，錢學森因受歧視，憤怒離開麻省理工學院，轉投加州理工學院的航空理論研究權威馮·卡門門下之時。

雖然錢學森只用1年時間便拿到麻省理工學院碩士學位，但因為他中國學生的身份，而被攔在了飛機制造廠實習的名額之外，多次交涉失敗後，錢學森決定離開實踐性強的航空工程專業，改學航空理論。

錢均夫勸阻兒子。

“國家已到禍燃眉睫的重要關頭，望兒以國家需要為念，在航空工程上深造鑽研，而不宜見異思遷。”

錢均夫早年留學日本，師承章太炎，與魯迅為同班同學。他內心希望兒子學成便歸來，多造飛機，不要繼續花時間學習理論，但得知錢學森的抱負，“只有掌握航空理論，才有可能實現超越”之後，錢父變得釋然。

錢均夫（圖中）早年曾留學日本，師承章太炎，與魯迅為同班同學

第二封信寫在1949年，新中國誕生之前。

錢學森已經在籌備回國，錢均夫恰巧也寄信來。

“兒生命之根，當是養育汝之祖國。葉落歸根，是報效養育之恩的典喻，望兒三思。”

錢學森先後辭去了美國國防部科學諮詢團成員、海軍軍械研究所顧問的職務，脫離敏感的美國軍方交際圈，然而真正啟動回國之時，還是先後遭受了拘留和長達5年的軟禁。美國海軍部副部長那一句有名的話——“我寧可把他槍斃了，也不讓他離開美國。無論在哪裡，他都值5個師！”——為錢學森帶來了厄運與歸國的重重險阻。

錢學森在美國時與同事合影

第三封，是錢父得知獨子錢學森在美國遭拘捕、受軟禁之後。

“吾兒對人生知之甚多，在此不必贅述。吾所囑者：人生難免波折，歲月蹉跎，全賴堅強意志。目的既定，便鍥而不捨地去追求；即使彎路重重，也要始終抱定自己的崇高理想。相信吾兒對科學事業的忠誠，對故國的忠誠；也相信吾兒那中國人的靈魂永遠是覺醒的……”

去國20年，錢學森飄零如許。他在美國沒有置一處房產，也沒有存一分錢保險，他在美國發奮學習，是為了有朝一日回到中國。

錢學森70歲時回憶自己青年時，“為了什麼目的而學習？”

他說，“一個青年人學習，總該有個什麼目的。我是在國民黨統治的舊中國上學的。……那時，我自己和我的許多同學們都有一個信念：我們學習，就是為了建設未來的祖國。”

遊子歸旅

“克利夫蘭總統號”郵輪，已經在海上航行了20多天。

剛好在1955年9月17日，錢學森與夫人的結婚8週年紀念日這一天出發，郵輪在海面上駛過中秋，駛過國慶，到了10月8日凌晨，終於要駛入香港。

1955年9月17日，錢學森一家在輪船碼頭

錢學森一家四口都在船上。

在一個半月前的日內瓦談判上，中國以11名美國空軍戰俘和一封錢學森的親筆信為要求，成功“營救”了錢學森。

“克利夫蘭總統號”，是他們能買到的最快的回國船票。船上同時還有其他的中國學者和歸國同胞。

10月8日早晨，錢學森早早地起了床，“我熱切地望著窗外，經過這20年漂泊在美國的歲月之後，現在我終於要回到家鄉了。”

在接近香港的海上，中國政府派來一艘接駁船保護錢學森的安全，將他們一行人接到了九龍，再由九龍搭乘火車到深圳。

1955年，錢學森一家啟程回國時，在“克利夫蘭總統號”輪船的甲板上留影

彼時的香港還被英國統治，社會情況複雜，船上的歸國學者們早早地為新聞媒體準備好了一篇歸國宣告。但錢學森主張，把《我要控訴！》改成《向祖國致敬》，他說，不必用左拉的筆調，我們有我們自己的表達方式。

在九龍海關，錢學森一行人邁過深圳羅湖小橋。

中國海關大樓的廣播裡，應時響起了熱情洋溢的歡迎詞：“全國同胞都在歡迎你們！現在，我們正處在第一個五年計劃中的第三年，我們需要你們的加入！讓我們一起努力，共同追求更美好、更繁榮的生活！”

受中國政府委託，中國科學院、廣東省政府領導和科學家代表，在橋頭上負責迎接錢學森歸來。

紀錄片《兩彈一星元勳錢學森——艱難回國》

當時朱兆祥是中國科學院的迎接代表，他回憶當時的畫面，自己正在人群中拿著照片緊張地搜尋錢學森一家，手突然被人抓住，握得很使勁。他猛一轉身，發現對方眼眶裡噙著的眼淚突然掉了下來。

那不是錢學森，他們彼此也不相識，對方也不知道他來幹什麼的，只是把他當作了國門的代表。朱兆祥大為感動，但很快發現，後面進來的人，一個挨一個的，都熱淚盈眶。

片刻接到錢學森一家後，在朱兆祥的陪同下，錢學森一家遊覽了廣州、上海，最後去到北京。

44歲的錢學森，身形清瘦，即使久居國外，還是保留著一口地道的京腔普通話。他仍舊是沉默，坐下來就看自己的書，但看人時，一雙眼神生動靈活。

一到廣州，他就在新華書店買了兩本小冊子，《第一個五年計劃》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這是當時新中國的兩件大事。

到了上海，錢學森曾經求學的地方，他反而不再熟悉了。

“街上是那樣的乾淨，沒有扒手、小偷、攤販，也沒有趾高氣揚的外國人。取而代之的是，穿著藍黑色棉夾克的男女、扎著紅領巾的快樂兒童，商店裡的商品琳琅滿目，明碼標價，再也不需要討價還價了。”

在離開美國之前，錢學森在加州理工學院的同事勸阻他回國，質問他，一個優秀的航天科學家回到一個農耕社會能夠幹什麼？

10月23日，在中國科學院的一次隆重的茶話會上，一位年老的藥學家告訴了錢學森另外的話，“現在政府不同了，要錢有錢，要裝置有裝置，就是少人才。你回來了很好，大家一起幹吧！”

10月28日，他回到北京，一些著名的科學家來車站迎接他，吳有訓、華羅庚、周培源、錢偉長、趙忠堯……20多人擁擁簇簇，等待與錢學森匯合。

離開北京這些年，這座城市仍舊叫錢學森感到親切。他去拜訪了母校北師大附中的老師，以及中科院院長郭沫若。11月5日，國務院常務副總理陳毅接見了錢學森，代表黨和國家歡迎他的歸來。

錢學森的歸旅還沒結束。每一天都被新中國美好的前景所鼓舞，但20年闊別，他還在摸索。

11月22日，根據周恩來總理的指示，錢學森被安排參觀東北地區，當時中國最大的工業基地。哈爾濱、長春、吉林、瀋陽、撫順、鞍山、大連，一路看過來，錢學森非常興奮，因為中國的工業化現狀比他記憶中的要好太多了。

東北之行的高潮，是一次參觀。錢學森告訴朱兆祥，自己有兩位老朋友在哈爾濱的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工程學院（簡稱“哈軍工”），想趁機見見他們。但當時的“哈軍工”是全國唯一一個現代化裝備維修、研究、設計人員培養的學校，屬於絕密單位。

（1955年，錢學森和老同學、中國科學院植物生理研究所副所長殷巨集章（中）見面，左為植物生理研究所所長羅宗洛）

錢學森被緊急特批，進入“哈軍工”參觀。“哈軍工”院長陳賡大將，奉時任國防部部長彭德懷元帥的命令，一大早從北京搭飛機趕來哈爾濱，在校門口等待錢學森。他拍板，為錢學森開放了所有的實驗室，“對於錢先生來說，我們沒有什麼祕密要保的。”

這是一個伏筆。

在空軍工程系的一個實驗室裡，陳賡突然嚴肅起來。他面對錢學森，看著他的眼睛，問：“錢先生，你看我們中國人能不能搞導彈？”

“有什麼不能的？外國人能造出來的，我們中國人同樣能造出來。難道中國人比外國人矮了一截不成？”

陳賡一把握住錢學森的手，大聲地說：“好極了！我要的就是您這句話！”

至此，錢學森的歸國之旅結束了。

前半生的求學漂泊，以此為始，終於要落地發芽。

兩彈一星

1956年，錢學森獲得了兩個身份。

一個是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的所長，這是公開的；

另一個是受命組建中國第一個火箭、導彈研究機構——國防部第五研究院，並擔任院長。這是一份“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子女，外不告親友”的絕密工作。

一兩次慌張過後，錢學森再突然消失個幾十天，妻子蔣英也不會著急去找，只是和孩子在家等待著。

1960年2月19日，臨近東海的一塊平坦土地上，“T-7M”火箭首次試驗發射。

“T-7M”探空火箭發射現場

探空火箭，是在錢學森領導下的專案之一。

那是新中國最為窮苦的幾年。在試驗當天，發射場的設施簡陋得幾乎令人心酸。發電站是用蘆葦蓆子圍成的，頂上蓋一張油布蓬，中間放著一臺借來的50千瓦發電機。發射場距離發射架和“指揮所”大約100米，之間沒有任何通訊裝置，釋出命令必須要靠大聲叫喚，配合手勢。

但“T-7M”探空火箭莊嚴地豎立在了20米高的發射架上。一切準備就緒後，點火，起飛，直衝雲霄。

中國第一枚試驗性液體燃料探空火箭發射成功了。

結束後，錢學森找來負責人潘先覺說：“你們這樣搞法，方法是對頭的，我們在美國搞火箭噴氣推進，初始階段也是這樣乾的，所以中國不要自卑。”

“中國不要自卑”，這樣的鼓勵，錢學森對導彈研製專案工作人員也說過很多次。

20世紀50年代末，國際上沒有人相信一個國民“喝大鍋清湯水，窮得沒有褲子穿”的國家，能夠研製出導彈來。

“人有我無”，先進的科學技術買不來，依靠外援也有限，導彈研製困難重重。

這就意味著，一切要從基礎做起。

錢學森叫回了自己在國外的好友，成為力學研究所的重要助力，但這遠遠不夠。

五院成立後，錢學森做起了導彈“掃盲”的工作，他親自編寫《導彈概論》做教材，授課物件包括五院的科學家、剛分配來的大學生、技術人員和幹部，甚至軍委總部機關幹部。

錢學森原本是有個臭脾氣的，他討厭笨蛋。在麻省理工學院上課的時候，他常常整節課都是自己在黑板上演算，不對學生作任何解釋。

有一次學生打斷他，“我看不懂您壓力—體積比的推導。”

錢學森問他：“你課本讀了嗎？”

“讀了。”

“那你就該懂才對。”說完，錢學森轉頭繼續寫黑板。

錢學森的高傲情有可原，他家世好，天分高，有全面的素質教育基礎，見多識廣，在學習上又十二分拼命努力。他習慣了在科學世界裡衝鋒，所以很難理解普通人。

但在回國之後，面對這一大群嗷嗷待哺的“門外漢”，錢學森想來想去，也只能磨了性子，“手把著手教”。

學生讚歎他，“從未聽過那樣好的課，從具體的講起，又概括，又提高。”一些場合，錢學森也鼓勵叫年輕的科學家來講，但常常需要他再翻譯一遍。錢學森成了接地氣的科學家。中國的導彈方面可用的人才也逐漸多了起來。

回國後的錢學森在講臺上

一切只靠自己，艱鉅的導彈事業必然是緩慢的。祖國的導彈事業一邊打人才基礎，一邊也在巧借力。

1957年，毛澤東主席出訪蘇聯後，中蘇簽訂“國防新技術協定”。蘇聯政府決定向中國政府提供兩枚P-1模型導彈，為中國教學和科研使用。但蘇聯“老大哥”的誠意明顯不足，錢學森清楚得很，P-1導彈是蘇聯已經淘汰了的裝備。

於是錢學森和聶榮臻元帥一起，制定了中國導彈的研製“三步走”方針：先仿製，後改進，再自行設計。

事實證明“三步走”方針是正確的。

有了前期的仿製經驗之後，即使在1960年7月，蘇聯單方面撕毀了援助專案，撤回專家，停止供貨之後，半年之後，中國第一枚自制地地導彈“1059”，也還是試驗成功了。

“1059”，就是後來的“東風一號”。

艱難的第一步跨了出去，中國人終於有了自己的導彈。“兩彈一星”“八年四彈”計劃也陸續上馬。

失敗和挫折是少不了的。1962年3月“東風二號”導彈研製出來的時候，被命名為“爭氣彈”，但發射飛行21秒之後，尾段就著火，發射失敗。“人人臉上都變成了灰色，有的人甚至哭出聲來。”

錢學森作為專案技術總負責人，帶領團隊花費3個多月找到了故障原因，並定下一個原則，“把故障消滅在地面”，後來成為中國航天事業的一條重要準繩。

1964年，改進後的“東風二號”發射成功。不久，中國自制的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錢學森提出導彈、原子彈“兩彈”結合試想。

1964年10月16日15時，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

1966年，“東風二號甲”改進型中近程導彈試驗發射成功，為“八年四彈”打了一個“開門紅”，也為“兩彈”結合試驗打下基礎。

1966年10月，“兩彈”結合成功。

隨後，中國進入十年內亂，但“兩彈一星”事業還在艱難進行。

1970年，中國發射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

1975年，中國第一顆返回式衛星發射成功。

1970年，電話接線員們在工作時看報紙，為中國第一課人造衛星“東方紅一號”發射成功歡喜

中國的導彈家族在不斷擴充套件中，從陸基發射到水下發射，從固定陣地發射到機動隱蔽發射……在最窮苦的歲月，通過最艱難的歷程，中國築造了一座又一座航天豐碑。

2009年10月31日，98歲的錢學森離世。次日，大雪覆蓋北京城。

在那些豐碑上面，都大大地寫著他的名字——錢學森。

編輯 | 趙義

排版 | ST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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