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國看來，中國一直是被動的、幾乎是中立的因素。中國對西藏享有宗主權一層，並不會引起英國的不安。北京的官員去拉薩取道加爾各答和大吉嶺比直接經由內陸更為安全和迅速，這個事實本身象徵著中英兩國在西藏的力量對比，並使英國感到寬慰。但在二十世紀的頭十年裡，即在清朝末年，中國在西藏的政策急劇地轉變，於是英國對中國的態度——特別是英屬印度政府對中國的態度——也跟著變了。中國對它的中亞細亞邊境地區採取了它自己獨特的前進政策，就是把這些地區從控制鬆弛的保護國變為行省。中國那時把軍事力量一直擴充套件到西藏中部，以較為近代化的機構代替那裡的古老的政教合一的行政機構，削弱達賴喇嘛的地位和寺院喇嘛的權力，並且準備沿著印藏邊界抵擋英國勢力，最後把它頂回去。到一九一O年初，中國在所有這些方面都獲得初步成效。中國在西藏行使著有效的權力。這樣一來，英國要在西藏排斥俄國的政策，即便不是毫無道理，至少也是不合時宜的了。印度失去了它的緩衝。倫敦的《晨報》敲起了警鐘：一個大帝國——它的軍事力量將發展到多麼大，誰也不能預料——已突然出現在印度東北邊境。西北邊境問題從長遠看，也大有可能再度出現，這對印度帝國的防衛力量造成雙重壓力……一句話，中國已經來到了印度的大門口，這個事實不容忽視。 [ 中國的報紙對英國在邊境上的意圖表示了同樣的不安。《四川公報》在一九一二年指出英國“乘我之危，覬覦我邊疆”。 ]

　　當然，印度當局並不需要這種警告。他們對於邊界彼方的事態發展一直是敏感的，他們懷著不斷增長的憂慮注視著中國迅速恢復自己在西藏的權力。一九一O年五月，中國收復察隅，並下令修築一條路經過部落地帶通向阿薩姆。印度當局對此驚惶地作出了反應。中國開進部落地帶，就會造成對阿薩姆的直接戰略威脅，同時這一帶並不是西北邊境上的那種荒原，而是富饒的英國茶園、煤田和其它英國經濟利益的所在地。當時，一個官員寫道：如果受到中國的威脅，“你想一想種植園主會發出什麼樣的呼叫，茶葉價格會上漲到什麼程度”。

　　英國前進派迅速形成。當時在印度和倫敦都有人開始提出：英國應比中國搶先一步，將其在東北部的管轄範圍向前推進。東孟加拉和阿薩姆的副省督說：“我們只是現在才提出對直到山麓為止的地區應享有宗主權。”他提出一項更積極的巡邏政策，即派些官員到邊界以外的山區巡迴，並改進通向該地區各主要村落的商道，“只要這些村落是位於我們所承認的邊界之內。如果不遭到反對還可以更深入些”。當時即將退休的總督閔多更直截了當地建議延伸外線，把所有部落地區都划進來(當時所有這類向前推進的建議都沒有涉及達旺地區，他們都承認這一地區無可爭辯地是屬於中國西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