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義會議後彭德懷因何被指定為前敵總指揮，代替前敵司令部政委毛澤東指揮紅軍？

1935年遵義會議後不久，彭德懷因為林彪一個無心之舉，被毛澤東誤會了數十年。

毛澤東重新出山的第一仗是一渡赤水後的土城戰鬥，作戰主力是彭德懷的紅三軍團和董振堂的紅五軍團。這一仗因情報失誤，結果出師不利，不僅沒有打掉川軍郭勳祺部，自己傷亡還不小。

毛澤東對紅三軍團和軍委縱隊將士們自責說：“我們在土城戰鬥中沒有打贏，傷亡還很大，主要是沒有把敵情搞清楚，拳頭不硬(沒有集中兵力)，責任在我們軍委，不怪下面。”

剛剛受到批判被撤職的博古說起了風涼話：“看起來，狹隘經驗論者指揮也不成。”“狹隘經驗論者”是他送給毛澤東的一頂“帽子”。

屋漏偏逢連夜雨。

1935年3月5日，朱德、毛澤東以前敵司令部司令員與政委的名義釋出《關於首先消滅蕭、謝兩師的作戰部署》，準備讓紅一軍團攻打“追剿”中的蕭致平第96師與謝溥福第五師這兩支蔣介石的嫡系部隊。

林彪提出了不同意見。他和政委聶榮臻於3月10日向中革軍委建議進攻駐守在打鼓新場的黔軍一個師。林彪作如此建議有兩個原因，認為一則攻打僅是地方軍閥的黔軍一個師有把握，二則可以為前進掃清道路。

毛澤東沒有同意，朱德則予以支援，認為“林、聶建議可取”。

隨後，張聞天在狗壩主持20餘人參加的軍事會議，研究進攻打鼓新場的計劃。會上，毛澤東認為不能攻打打鼓新場，“打又是啃硬的，損失了不應該，我們應該在運動戰中去消滅敵人嘛”。多數人否決了他的意見，通過了進攻打鼓新場的決定。

毛澤東很生氣，說“既然如此，我這前敵司令部政委不幹了”。凱豐當即回答說：“少數服從多數！你這是什麼態度？”張聞天也說：“不幹就不幹吧。”毛澤東說了一句“好，我不幹！”便憤然離席而去。

會議隨即撤銷了毛澤東的前敵司令部政委職務，由彭德懷暫時代理前敵總指揮。這離毛澤東擔任前敵司令部政委的職務還不到一個星期。

不過，局面很快得到改觀。周恩來後來回憶說，當天夜裡，毛澤東又“提馬燈到我那裡來，叫我把命令暫時晚一點發，還是想一想。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見，一早再開會議把大家說服了”。

也就是說，早上的會議不僅改變了進攻打鼓新場的決定，毛澤東被解除前敵司令部政委職務並由彭德懷代理前敵總指揮的決定也自然取消了。

正是緣於這一事件，毛澤東以軍情緊急、人多議而不決會耽誤軍機為由，向周恩來和張聞天提議組成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三人軍事領導小組，即新的“三人團”，周恩來為團長，是“黨內委託的對於指揮軍事上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

不久，毛澤東以“3人軍事指揮小組(三人團)”成員兼前敵司令部政委的身份，在二渡赤水後指揮魯班場、習水等幾次戰鬥中，再次遭到不小的失利。

魯班場戰鬥時，毛澤東集中了紅一、三、五軍團和幹部團，由林彪、聶榮臻統一指揮，從三個方面向魯班場發動進攻。

據《毛澤東軍事活動大事記》記載：1935年3月15日，為“控制赤水河上游，以消滅薛嶽部和王家烈殘軍為主要作戰目標”，毛澤東“與朱德率前敵司令部移至壇廠附近指揮中央紅軍向魯班場之敵周渾元部發起進攻”。

但保定軍校第八期出身的周渾元不愧是蔣介石的嫡系，“敵軍堅守陣地不棄，戰鬥異常激烈，雙方損失慘重，形成對峙局面。當晚，(毛澤東)命令紅軍各部撤出戰鬥，轉兵西進，以尋求新的戰機。”

早在接到戰鬥命令之時，紅三軍團軍團長彭德懷便於3月13日向前敵司令部表明了反對態度。他建議“敵人陣地工事堅固，地形對我不利，無攻破周渾元可能。似應迅速脫離當前之敵，控制仁懷、茅臺，西渡以吸引滇、川兩敵，尋求機動”，但這一建議被毛澤東否決。

戰鬥失利後，紅軍部隊因連續作戰，過度疲勞逐漸有了怨言。彭德懷便向紅三軍團中央代表劉少奇反映了這一情況，再次表示不同意魯班場和習水戰鬥的立場。

劉少奇與紅三軍團政委楊尚昆隨即致電中央，“反映了彭德懷同劉少奇談到的關於部隊指戰員因連續作戰而產生的一些思想負擔，和過度疲勞的情況，以及不同意進行魯班場和習水戰鬥的意見”。

楊尚昆後來回憶：“那是在土城戰鬥失利後，中央知道下面指戰員中有意見”，“就派劉少奇同志到三軍團、陳雲同志到五軍團了解情況，傳達遵義會議精神。”

他說：“那時，三軍團打得最苦，下面講怪話的人最多。少奇同志將從部隊中了解到的情況加以綜合並加上自己的意見，擬了一份電稿，交彭總和我簽發。”

不僅如此，3月20日，當中革軍委與毛澤東命令中央紅軍“祕密、迅速、堅決出敵不備折而向東”，“渡過赤水河東岸，尋求機動”後，彭德懷又系統地提出了不同意見。他給中革軍委的這份報告認為：

“一、根據20日前的敵情，我軍應繼續西進，吸引川、滇兩敵，然後脫離川敵，與滇敵作戰。

二、為迷惑敵人，應以九軍團單獨向西急進至扎西地區迷引滇敵。紅一、五軍團繼續向回龍場及其以西引川敵郭(勳祺)師向古(藺)、(敘)永，然後脫離該敵向雪山關前進，掌握赤水河及其上游渡河點，在適當時機一、三、五軍團渡赤水河，由畢節以東打回黔西大定境內，求得與敵王家烈、薛嶽決戰。

三、目前，我應避免與相等兵力敵軍決戰，保持自己的優勢兵力，不應攻堅亂碰。

四、遵義戰鬥的勝利沒有擴張，由於機械和失掉時機，魯班場的戰役原則上不應打。”

彭德懷這一意見，不僅侷限於自己的紅三軍團，也包括了他並不負責的紅一、五、九軍團在內的整個中央紅軍的行動；不僅有戰略方面的主張“繼續西進”，在“黔西大定境內”求得與黔軍、中央軍“決戰”(毛澤東主張向東)，也有作戰原則方面的主張“應避免與相等兵力敵軍決戰，保持自己的優勢兵力”，批評毛澤東前段時間輕易盲目地與國民黨優勢兵力作戰，造成作戰章法紊亂，“攻堅亂碰”。

他還再次點名批評魯班場戰鬥“原則上不應打”，甚至連毛澤東頗為得意，並寫下《憶秦娥•婁山關》一詞的遵義戰鬥也指出其失誤，認為“勝利沒有擴張”。

可以說，對毛澤東而言，彭德懷是遵義會議後對他的指揮有“不同意見”最為突出也最為專業的人，他不能不印象深刻。

接下來，毛澤東又率軍兩渡赤水。最終以他一生“最得意之筆”——第四次渡過赤水，成功搶渡金沙江，甩掉蔣介石數十萬追兵而圓滿收尾。

然而，他的同事與麾下將士們對這一勝利領會似乎並不深。

連續幾個月兜大圈子的忽東忽西、時南時北，不僅普通一兵頗有怨言，即便“三人團”中的王稼祥也不理解。他對剛當選不久的總書記張聞天說，老打圈圈不打仗，可不是辦法，要開會討論這個問題。

張聞天本人也頗有看法。他批評毛澤東發起魯班場戰鬥“是未加考慮的”，對部隊整天走來走去“打圈子”，“不打仗又死那麼多人” (楊尚昆語)，他也很不滿。

紅三軍團中央代表劉少奇也表示不理解。時任紅三軍團10團政委的黃克誠回憶說，劉少奇“曾向中央提過建議，他認為革命處於低潮時期，應該改變方針，不能在貴州一帶打圈子。我曾經同劉少奇在一起交換過看法，彼此意見頗相吻合。”

與此同時，林彪也以“弓弦”和“弓背”打比方，覺得部隊走了不少冤枉路。

他對毛澤東素來能說心裡話，又因為年青，城府尚不深，便給中革軍委寫了一封信，大意是“毛、朱、周隨軍主持大計，請彭德懷任前敵指揮，迅速北進與四方面軍會合”。

毛澤東開始對劉少奇、楊尚昆電報反映彭德懷的意見以及彭德懷白紙黑字的系統報告還不大在意，但王稼祥、張聞天這兩個支援他、促成遵義會議召開的關鍵人物，以及他最信任的部下林彪也有了情緒，他才感覺問題很嚴重。

5月12日，毛澤東在四川會理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這是繼遵義會議之後的第二次政治局擴大會議。會上，他解釋了紅軍忽東忽西，繞道前進的必要性。

彭德懷發言時，毛澤東突然打斷他的話，大聲地說：“彭德懷同志你對失去中央蘇區不滿，在困難中動搖，這是右傾；林彪寫的信，是你鼓動起來的。”

林彪寫的信，毛澤東生氣的物件卻是彭德懷。

他的理由或許有四：

一是林彪年青，不到28歲，在他眼裡還是不懂世故，沒有過多小九九的“娃娃”，又是關鍵時刻包括遵義會議從來都支援自己的“患難之交”，他不相信林彪會主動做這種讓自己“丟面子”，而讓博古等人幸災樂禍的事情。

二是彭德懷最先“煩悶”，不滿意自己的指揮，即劉少奇、楊尚昆電報裡反映的“不同意進行魯班場和習水戰鬥”，後來又正式提出報告，對他的部署和指揮提出大相徑庭的意見。

三是狗壩軍事會議上，他短暫被撤銷前敵司令部政委一職時，被張聞天等人任命暫時代理前敵總指揮的人正是彭德懷。

四是林彪信中推薦的前敵指揮也正是彭德懷。

因此，他斷定林彪的電報是彭德懷鼓動而寫的，彭德懷是想挑撥他與林彪之間的特殊關係，獲取“前敵總指揮”的大權。

然而，毫不知情的彭德懷卻莫名其妙。他的確反映過紅三軍團基層的怨言，也說過自己不同意魯班場等戰鬥，向中革軍委上報過不同意見的報告，卻從來沒有鼓動過林彪寫信。

甚至之前當林彪給他電話，說“我軍不能在此久停”，“你出來指揮迅速北進吧”時，他“也未介意，以為這就是戰場指揮唄，一、三軍團在戰鬥中早就形成了這種關係：有時一軍團指揮三軍團，有時三軍團指揮一軍團，有時就自動配合。”

不罵自己罵彭德懷，會場上的林彪也覺得不好意思了。他檢討說：“我給中央寫信，沒有什麼想法，主要因為老跑路，心裡煩悶……”

話還沒說完，毛澤東便生氣地接過說：“你是個娃娃，懂得什麼！在這個時候直接跟敵人硬頂不行，繞點圈子，多走點路，這是必要的。”

彭德懷、王稼祥、張聞天對繞圈子都不理解，林彪“因為老跑路，心裡煩悶”也自然情有可原，毛澤東並未覺得是什麼大事，一句“娃娃”的訓斥便將無限的愛憐包含其中了。

對林彪的信不知情，卻莫名其妙當眾挨批，彭德懷當然難過。他在會上批評了林彪的信，對毛澤東給予自己的批評，也作了檢討：因魯班場和習水兩仗未打好，有些煩悶，煩悶就是右傾。

彭德懷沒做的一件事情是說清楚和林彪的信之間的關係。因為蔣介石的“追剿”大軍已迫近金沙江，他沒開完會便去了前線，對毛澤東懷疑他鼓動一事“採取了事久自然明的態度”。

毛澤東後來經常念及此事。彭德懷回憶說：“在這24年中，主席大概講過四次，我沒有去向主席申明此事，也沒有同其他任何同志談過此事。”

1959年8月廬山會議上，毛澤東再次提及此事，說彭德懷鬧獨立性，反對他，從歷史上就與他不合作。

林彪也正好在場，彭德懷便請他出來澄清：“林彪同志，請你說話，你寫的那封信與我彭德懷有沒有關係？”

林彪對當年的寫信之舉實事求是解釋說：“事前並沒有同彭德懷商量過，與彭德懷無關”，“寫信彭不知道”。

彭德懷身上的疑點總算被消除了，毛澤東再也不曾提及此事。（選自《毛澤東和他的五大名將》，團結出版社2017年11月版，作者張雄文）版權歸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權請聯絡刪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