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山令，當中國紀念抗日戰爭勝利40週年、這個字眼出現在人民日報時，人們還以為是日本佔領時期的一項軍事行動的代號呢，後來仔細閱讀，才知道是國內的一個著名抗日將領，並且，就是益陽人。

既然是益陽人，那麼也就很自然的吸引了許多益陽人的眼球，經考查；蕭山令，字鐵儂，1892年6月11日出生在益陽縣、大泉鄉，四方山村，蕭家彎一戶三世“秀才”功名的瓦屋裡，當時門楹上曾有一副現在都還讓子孫們牢記的對聯；

秀才本微末功名，卻喜叔伯兄弟父子公孫三代蟬聯不絕。

寒家無豐盛筵席，幸叨宗族鄉鄰親朋戚友八回燕賀都來。

從蕭山令出生的環境和這副楹聯來看，不管是肖氏祖上自寫還是請人捉刀，蕭山令出生在一箇中國傳統的，有一定文化知識的普通小康農民家庭。

然而。蕭山令生長的時代卻是個極不正常的年代，可說是中國封建社會全面沒落，民族自尊心受到嚴重傷害打擊，列強在中國任意製造不公平的年代，也是中國在屈侮中掙扎，失望、反思和奮起自強的年代。

湖南，雖地理上處在中國的中部地區，但由於幾千年封建文化形成的特殊政治地理位置 ，卻屬於中原主文化的邊緣地區和南方“蠻”文化的前沿地帶，相對來講屬於封建專制文化的薄弱地帶，在西方文化通過以野蠻的方式傳入中國的時候，這裡可說是屬於清閒的“旁觀者”，它既無西方文化野蠻入侵的切膚之痛和先進文明帶來的受益之利，也無應對這種外來文化的決策之權和干預之位，歷史使它處在了一種最能以正常心態觀察這種中西文化碰撞的“旁觀者”位置，因此，湖南在這個時期成為這種文化碰撞的最清醒和最冷靜的觀察者，也就是在這種特定的人文環境裡，湖南在中國近現代史上產生了一大批對中國歷史有決定性改變和深遠影響的人物，這其中最早的要數魏源，他的“師夷長技以制夷”就是中國最早的“洋務”和改良變法的倡導，這之後，湧現出的曾、左、彭、胡等清王朝中興名將，雖身份都是軍事家，實則都是睿智的政治家，再之後，就是中華民國的締造者，象蔡鍔、黃興、宋教仁、唐生智等，再再之後，便是當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締造者們，毛澤東，劉少奇，任弼時、彭德懷.…..等等，而這其中的蕭山令也就是在湖南這種出人才的人文環境裡成長起來的一員；蕭山令16歲畢業於益陽龍洲高等小學堂，畢業時，面對中國割地賠款，喪師辱國的現狀，曾立誓；“兵符在握，一掃群魔”。次年考入湖南陸軍小學，，就讀期間，由於辛亥革命暴發，學校停辦肄學，1914年，22歲的蕭山令再次考入保定軍校， 1916年畢業後，返湘在蔡巨酋。賀耀祖部任排、連、營、團長諸職，1926年，唐生智的革命軍第八軍進駐湖南，蕭山令因得到唐的賞識，被委派到沅江代理擔任縣知事鍛鍊政治才能，這期間，由於農民運動的興起，遂棄職歸家。1928年復出，隨長官吳思豫接受青島、濟南，一路立功提升，至1937年3月，由上校提升為少將，國家憲兵副總司令。

按理說，蕭山令的這個從軍過程，在當時的湘人中比比皆是，蕭無論是從政治見解社會影響還是社會地位，都是不足以和前面所提到的那些湖南名人相提並論的，可說完全不在一個檔次，然而，由於抗日戰爭特定歷史的原因，卻把蕭山令推到了這樣一個成為湖南名人的地位；

1937年，8.13上海戰爭打響後，11月，上海全面失守，華東地區基本淪陷，日軍稍作準備調整後，兵分三路，直逼南京，中華民國的首都危在旦夕。

南京，作為國家的首都，其意義自然十分重大，既是交戰國佔領的象徵，也是被佔領國屈侮的象徵。面對日軍對南京外圍湯山、蕪湖等地的佔領，多數黨國要員和富豪名流卷金攜妾倉皇出逃。

蔣介石面對這大敵當前、國家危亡的局勢，於11月8日起，連續三次召開軍政幕僚會議，主要商討守衛南京的事宜，其中蕭山令也列席參加。會上各持己見，爭論不休，歸納起來，可分為四種意見；1.主棄，按原計劃遷都重慶，這是多數軍政要員的觀點，他們認為，日我軍事武器力量懸殊，從日本攻進上海，杭州等地的情況來看，他們已積累了一套完善的攻城經驗，堅守南京，等於城毀人亡。2.主降，這派有點象汪精衛的“曲線救國”觀點，按理說，這種觀點平時是沒有市場的，因“漢奸”“賣國”的帽子隨時就可以把人壓死，但在此生死存亡的關頭，卻佔有很大的份量，具體見解是；國民政府按計劃西遷，暫避和日軍的正面決戰，以南京市的名義投降，免一城百姓之性命。3.主戰，持這種觀點的人可說是最少的，具體來講就只有唐生智和蕭山令，但卻是會議上最能壓倒其它觀點的高調；軍人的職責，就是守土衛國，為國捐軀，乃軍人的本份，今日本人來了，不戰而逃，是軍人的恥辱。作為憲兵總司令的唐生智最後竟斷然的說；你們都可以走，我決定與南京共存亡。自然，作為憲兵副總司令的蕭山令也只能與南京共存亡了。

這裡，以我對益陽人性格的了解和查閱有關當時的資料，蕭山令應不是這種慷慨激動少理性的武夫性格，據國民黨國防部史政局所查閱的資料顯示；“其人雖習軍事，實溫文儒雅，無疾色厲言，每訥訥不能出口，而條理縝密，處事忠勤，嚴而不慢，寬而有威，為部屬所欽慕”。但在這次會議上，蕭山令卻一反常態的成了慷慨激昂、疾色厲言的豪言之士，我想，完全是出於對唐生智知遇之恩的報答，這也是中國舊軍人的一個最大特點，所謂“士為知己者死”。4.應該說，這次會議站得最高、看得最遠，也是最後形成結論的還是蔣介石的觀點，他認為；南京是首都，又是總理的陵墓所在，為國際觀瞻所繫，不打一仗，輕易放棄，不好向國人交代，但不必共存亡，把仗打給外國人看，從而使這場戰爭國際化，促使形成國際聯盟。

於是，南京保衛戰就在這種決定下展開了，國民黨首府按計劃西遷。而南京國民黨憲兵司令兼南京警備司令、防空司令的谷正倫，因病飛往武漢就醫，“三司令”之職全權交蕭山令代理，而南京市長馬超俊臨危攜妻子逃逸，首都警察廳長因保衛民國政府的西遷去了重慶，兩職也由蕭山令兼任。在南京保衛戰打響的前夕，蕭山令被委以如此多的重職，可說是世界軍事史上的奇蹟。

日軍進攻南京的有7個師團，12萬精兵，進攻的武器有飛機、坦克、軍艦，已把南京形成立體包圍。而蕭山令守衛的則只有直屬的精銳憲兵1萬人以及兩個直屬陸軍師和工兵部隊3萬人，再加上臨時接管的“三司令”部隊和各個軍校的的士官生總共正規軍11萬人。而武器則只有輕重機槍和山炮等常規陸軍武器，無論是從人數還是武器裝備，都明顯的劣於日軍。

保衛戰於1937年11月18日打響，12月13日南京淪陷，歷時26個晝夜。這期間，我們可學電影回放的鏡頭；

12月8日，蔣介石連續三次緊急點令；召唐生智召開緊急軍事會議，在蕭山令的幾次催促下，唐生智登上飛機僕重慶，國家憲兵司令一職交蕭山令全權代理。其日，同鄉部屬陳輯川專訪指揮部，幫蕭山令分析眼下局勢；“守軍裝備落後，援軍無望，守城部隊臨時拼湊，難以指揮，將士雖英勇，但犧牲慘重……”，勸蕭山令“度勢應變，以策安全”。蕭山令沉思良久，毅然答道；“授命拱衛首都，防守無方，無以對黨國，殺敵不力，無以對金陵老小，貪生怕死，俯首稱奴，何臉見江東父老，我走，南京的老百姓怎麼辦”?

12月9日，陳輯川再次找到新街口的臨時指揮所，勸其早作退計，蕭山令凜然答道；“現形勢已亂，各自只顧逃命，滿城遊勇散兵，不聽指揮，軍心民心無法穩定， 守土為國是軍人的職責，我應盡忠報國，笑臥沙場，死守南京，我意早決!”其視死如歸之浩然氣，令陳為之震懾。

12月12日下午3時，唐生智與蔣介石電令；“全線突圍撤退”。命令蕭山令為渡江總指揮，各軍團按指定地點突圍。

突圍命令下達後，除83軍，66軍按軍令繞棲霞山突圍外，其餘74軍、72軍、71軍、87師、88師全部奪路湧向下關，數十萬軍民爭相搶渡，亂成一團。從挹江門到下關，人山人海，呼天叫地，爭先恐後，水洩不通。軍人任意鳴槍，自相殘踏、被踩死、打死的人不計其數。

前面；浩瀚長江，波濤滾滾，天寒水冷，渡江無船。城內；日軍瘋狂追殺，槍鳴炮轟，煙塵滾滾，烈火沖天。江面；日寇軍艦橫衝直撞，翻江倒海，天空；日本飛機呼嘯轟炸，機槍橫掃，地動山搖。

為了逃命，人們紛紛湧入長江，江面人頭點點相互掙扎，淹死凍死不計其數。

蕭山令鎮定如鐵鑄，果斷的命令憲兵隊長羅友勝帶大部憲兵到蛇山、龍蟠山阻擊日軍，自己則率部拆屋扎筏，掩護軍民渡江。在整個夜晚裡，蕭山令數次被部下推到筏上，但他幾次都掙脫上岸指揮掩護扎筏搶渡，直到12月13日晨，下關仍有三分之二的軍民無法渡江。

7時許，日軍騎兵七千人與三艏軍艦逼近江邊，水、陸空夾擊我搶渡軍民。見日軍瘋狂的屠殺我渡江軍民，鎮靜如鐵的蕭將軍再也鎮定不住，熱血炸肺，大聲疾呼；“殺身成仁，今日是也”!渾身捆滿手榴彈，身先士卒，率部衝向日騎兵，在接連不斷的爆炸聲中，日軍紛紛落馬，蕭將軍也在巨大的爆炸聲中凝聚成了一具永不屈服的中華民族軍魂!

南京淪陷。

中華民族的憲兵司令、南京警備司令、防空司令、渡江司令、南京市長、首都警察廳長蕭山令，於1937年12月13日7時許，用他年僅45歲的生命譜寫了一曲中華民族永不屈服的悲壯國歌!而他的屍體，也化成碎片溶入在南京首都的這塊熱土之中，以至日軍打掃戰場時，都無法證明他們已經征服了蕭山令。

12月中旬，《中央日報》《重慶日報》報道了南京失陷和憲兵司令、南京警備司令、防空司令、渡江司令、南京市長、首都警察廳長蕭山令將軍以身殉國的訊息。頭版刊登了民國政府追贈蕭山令為中將的命令和對其遺屬以十萬元撫卹的決定。1945年底，南京收復，蕭山令的名字刻在了雨花臺抗日軍人紀念碑上。

1984年，紀念抗戰40週年前夕，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政部追認蕭山令為革命烈士。並在《人民日報》《團結報》用史料介紹了蕭山令將軍以身殉國、血灑南京的愛國主義英雄業績。

但南京與蕭山令的話題也在以後幾十年的時間裡引起了許多人的假設和議論；有人認為；當初南京討論的諸多方案中，也許，第一、二種比較好，可以免遭南京一城百姓的生靈塗炭。也有人認為，如果當初蔣介石鐵心抗日，再調派更多的部隊防守南京，或再在外圍對日軍形成包圍，也許，南京不會是這種滿城遭屠的結果。有的人甚至還認為；唐生智和蕭山令選擇的是一條最錯的方案，不但自己性命不保，也連累滿城百姓遭殃……。

面對這許多的假設和評論，我要說的是；也許，我們根本就無權對他們進行評論，因為，當一個人或一群人用生命和鮮血譜寫自己所選擇的人生道路時，任何高深的見解和理論都顯得蒼白無力!也許，歷史本來就是這樣!

但我卻有權進行另一種聯想；湖南一個小小的益陽，進入近代史以來，不知怎麼和南京-----這個六朝古都的名城結下了不解的情緣；1853年3月，太平軍攻佔南京定都，而這其中為主的水軍力量就是益陽舵手把式。1864年7月，湘軍攻陷天平天國，而軍事主帥就是益陽的長江水師提督吳家榜。1937年12月，南京保衛戰的總司令蕭山令血灑金陵……三次大戰的結果都使長江水染紅，都與益陽人有關。

益陽，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城，是什麼原因使它與六朝古都有如此緊密的聯絡?是歷史的必然還是巧合?我說不清，剪不斷、理還亂……但我卻隱隱約約的感覺到；水，是這中間必然的聯絡紐帶，而之所以是在這個時期才產生聯絡，那是因為益陽走出農耕文明，進入工商水運文化、甚至是與海洋文化的一種對接，可今天的益陽人還能用另一種形式和另一個層次聯絡對接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