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照一下《史記·商君列傳》可知，商鞅主持第一次變法即被任命為“左庶長”，上文也提到，秦惠文王之初，有“大良造”和“右更”，也就是說，《商君書·境內》的這部分“爵級”記錄一定是不完全的，當然，還有一個可能就是，這裡的記載，只是“官階”。
由於秦國在變法之前長期施行“庶長制”，所以，“庶長”既是執政的官職，也是爵位的名稱。
商鞅變法的時代，為了突出權威，以“大良造”的身份執政秦國，但卻並不能等同於“相邦”（漢代避劉邦諱改稱“相國”）的職務。
可以確定的是，商鞅以“大良造”的身份“執政”十年，這是一個在秦爵之中高於“四更”，更高於“左庶長”、“右庶長”的頂級爵位，也屬於秦孝公為商鞅創造的“新爵”。
“四更”的身份在商鞅變法前也不見於史料記載，已知的只有秦惠文王八年封自己的異母弟樗裡疾為“右更”，也就是說，“四更”也有可能與“大良造”一樣，是秦孝公、秦惠文君創造的“新爵”，從授予者的身份來看，很可能“四更”類似於西周中期王廷職位“公族”的角色，也就是以“公室近支”參與朝政，僅次於“大良造”。
“四更”之下的“大庶長”和“左庶長、右庶長”，則是傳統貴族封君的自留地。
如此，則形成了一套符合春秋傳統的高爵身份體系，凡是擁有“卿爵”的貴族都擁有相應的“地位身份”和“封邑”。
根據上文中所引的“秦宗邑瓦書”中的“大良造、庶長遊”的稱謂和“右庶長燭”的分封來看，在秦惠文王時代，“庶長”既是“爵位名稱”，也是“職務名稱”，“大良造”、“右庶長”都只是標識“地位”高低的“爵位”，而並非“職務”，只有在“爵位名稱”之後加“庶長”的職務頭銜，“正卿”的“地位身份”才真正的“執政卿”。
類似的例子還見於《雙劍簃吉金圖錄》收錄的“鐓”銘文：
十六年，大良造庶長鞅之造，雍□
也就是秦孝公十六年，商鞅以“大良造”的身份任“庶長”，與“庶長遊”的稱謂完全一樣。
這個結構非常類似於春秋諸侯國的權力分配，但它是“官階”，而非“官職”。秦國的“庶長”就是關東諸國的“正卿”，就像春秋中後期的晉國，四軍的“主將”、“軍佐”都是“正卿”，只是依據軍中地位排序，擔任“中軍元帥”者才是“執政”。
所以，主持第一次變法時的商鞅只是“左庶長”，並不是秦國的“執政”，因為他的爵位還沒有成為“庶長”中的最高者，直到主持第二次變法時，他成為“大良造”，才在“庶長”中排序第一，成為“執政”。
在確認了這一原則後，再看“秦宗邑瓦書”中受封的“燭”，因為沒有進入“庶長”序列哪怕以“右庶長”的“爵位”享受宗邑，仍舊只是秦國的“客卿”，直到秦昭襄王時代，他才以“客卿”的身份拜相，所以，“客卿”實質上對應的是“庶長”，也就是《商君書·境內》所提及的“正卿相”。
所以，《商君書·境內》關於“卿”的記載，不能單純視為“卿爵”，而應理解為“官階”的“上下關係”：
“大良造”大於“四更”，“四更”大於“大庶長”，“大庶長”大於“左、右庶長”；
以上的所有爵位，加“庶長”銜則為“正卿”，均大於“客卿”。
以這個思路理解，很多問題就迎刃而解，商鞅變法後的爵位，實際上就是“級別待遇體系”，由“客卿”升任“正卿”，就冠以“庶長”之職，“庶長”之間的級別高下，則以“爵位”相別，所以，商鞅以“左庶長”主持變法，後又以“大良造”主持變法，只是由“庶長”之一，跨越成為“庶長”之“首”罷了。
這也說明了，為什麼在商鞅變法之後多年，秦國的政壇上仍舊活躍著一群“庶長”。
見廣州南越王墓出土的“王四年相邦張儀戈”銘文：
（正面）王四年，相邦張義、庶長□操之造□界戟，□[工師]，賤，工卯。（背面）錫。
相邦是職位，庶長仍為並列的職位，說明秦惠文王后四年時，庶長職位仍舊存在，並未轉換為爵位名稱，其地位僅次於相邦，更是體現了秦國舊制的頑強存在，而之後的新制條件下，這個僅次的位置變成了“內史”。
類似的證據在《史記·秦本紀》和《史記·六國年表》也有不少：
（秦惠文王七年）義渠內亂，庶長操將兵定之。（《史記·六國年表》）
（秦惠文王八年）秦（樗裡疾）圍我焦、曲沃。（《史記·六國年表》）
（秦惠文王后七年）秦使庶長疾與戰修魚，虜其將申差，敗趙公子渴、韓太子奐，斬首八萬二千。
（秦惠文王后十二年）庶長疾攻趙，虜趙將莊。
（秦惠文王后十三年），庶長章擊楚於丹陽，虜其將屈匄，斬首八萬；又攻楚漢中，取地六百里，置漢中郡。楚圍雍氏，秦使庶長疾助韓而東攻齊。
（秦武王）三年……使甘茂、庶長封伐宜陽。四年，拔宜陽，斬首六萬。
（秦昭襄王）二年……庶長壯與大臣、諸侯、公子為逆，皆誅，及惠文後皆不得良死。
（秦昭襄王）六年……庶長奐伐楚，斬首二萬。
這之中，身份最明確的人是“庶長疾”，即“樗裡疾”：
秦惠王八年，爵樗裡子右更，使將而伐曲沃，盡出其人取其城，地入秦。秦惠王二十五年，使樗裡子為將伐趙，虜趙將軍莊豹，拔藺。明年，助魏章攻楚，敗楚將屈丐，取漢中地。秦封樗裡子，號為嚴君。
把《秦本紀》和《樗裡子甘茂列傳》對照著看，就能發現問題。
起家爵位為“右更”的樗裡子，打了二十年仗，斬首十幾萬，一直稱“庶長疾”，可見“庶長”二字根本不是指具體的爵位，比如“左、右庶長、大庶長”（都在右更之下）等。
那麼，“庶長”代表的只能是最高軍職，從斬首的規模來看，“庶長”統兵絕對要超過10萬人，甚至不是方面將領的名稱，而是“大將”。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秦本紀》中，自秦昭襄王六年後，即再不見以“庶長”名分出徵的記錄，而只有“將”或者“為將軍”，或以具體的爵位稱之，如中更胡陽、五大夫陵、武安君白起等。
之所以變革發生在此時，一個重要的偶然因素應該是“庶長壯與大臣、諸侯、公子為逆，皆誅”，以宣太后為首的楚系外戚把持秦國國政，一次性將秦惠文王時代留存下來的封君貴族盪滌大半，自此之後，秦國政壇再也沒有“庶長疾”、“庶長壯”這樣的直系宗室子弟擔當軍政首腦的角色。
也就是說，無論是上述哪種判斷為實，在秦昭襄王登基之後，秦國的“庶長制”終於被清理出了歷史舞臺，徹底成為沒有實際權力的“爵名”，而替代他們的，應該就是“將軍”職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