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靖康元年，漫天風雪之中，北宋的末代君臣們，做了一個歷史上最搞笑的話劇：讓所謂的“天師”郭京率領他的“六甲天兵”大開城門去活捉金將。最後可想而知，真正的刀槍可比這些牛鬼蛇神厲害多了，不僅被金兵殺得橫屍遍野，還被他們順勢殺進了汴京這座堅城，就此，立國167年的北宋在這場歷史上都找不到的荒唐的鬧劇中徹底退出了歷史的舞臺。

北宋滅亡後，持續了幾十年的有關變法的黨爭也隨之煙消雲散。而現在很多人都認為，北宋的滅亡，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王安石的變法。

變法是為了去聚斂收刮還是為了富國強兵？這個問題從宋代開始，就是成為了歷史上的一個超級“引戰貼”,對於這個問題的爭議與分歧連綿千年不絕。

在元修的《宋史》中，王安石的形象是有小聰明但是沒有大智慧，剛愎自用不近人情的偽君子。雖然宋朝一直大罵王安石,但是在實踐當中卻是“口嫌體正直”，最出名的就是宋高宗，只要一提到王安石和他的新法，那就是破口大罵，表示“免役法”是導致天下大亂的”刻“法，但是又說“行之已久，不可聚變爾”，這樣就很搞笑了，為什麼新法怎麼到了宋高宗趙構這裡就是“聚變”呢？其實原因很簡單，就是王安石新法的“聚斂”對他好處很大，宋高宗不捨得罷了。

哪怕是到了後來的朱元璋，弘曆等，雖然對王安石都是各種貶低，可是其治下的保甲制度和養馬法，無一不是從王安石新法裡脫變而來的。這樣口是心非的做法，也恰恰證明了新法的意義非凡。其實新法的展開對於當權的掌控者來說是利大於弊的。

王安石可以說的上是被皇帝欽點的“背鍋俠”，為什麼這麼說。

對於當時趙構來說，可以說的上是虎口餘生，但是他又必須面臨一個重大的，無法去迴避的政治問題：北宋最後落到國破家亡的歷史責任，到底該由去承擔。

用我們現在的眼光去看，除了宋朝當時制度上多年的積弊之外，還有宋徽宗趙佶在位時的“豐亨豫大”的荒淫，對當時宋朝深入骨髓的腐朽和衰敗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還有宋徽宗趙佶在處理金遼的戰爭和伐燕雲，以及對國家大事上輕佻，為後來的悲劇埋下了伏筆。

可是這樣的明顯的事實和真相，是宋朝政治上承受不了的，那麼，就只有儘可能的把所有的問題都按到大臣們的身上去，有道是：天子清白無罪，錯的都是奸佞誤國。

而新法和新黨就成了批判的物件，因為是王安石的新法改變了傳統的政治秩序，使得“六賊”之首的蔡京能夠上位，就此王安石被削去配享。因為經歷了靖康之恥，為了讓讓自己或者父輩減輕罪責，當時的君臣急需一個“背鍋俠”的出現，對王安石的批判論調也就越來越高，也從政治上總路線上徹徹底底的否定了王安石和他的新法。

範仲甚至當著趙構的面說：王安石自任己見，非毀前人，盡變神宗法度，上誤神宗皇帝，天下之亂實兆於安石，此皆非祖神之意。這種功勞全是皇帝，過錯全歸臣下的話語讓趙構很是歡喜。這也表示宋朝官方對王安石的新法做出總結：不僅僅新法是錯誤的，就連王安石本人也是一個大奸似忠的奸佞。

王安石最後背上這口禍國殃民的鍋，富國強兵的好人被皇帝做了。可是這樣的論調是經不起嚴肅的推敲的，但是這卻成了當時宋朝君臣政治自救的稻草。宋高宗迫切的希望有人能為北宋的國破家亡，這個重大的歷史和現實承擔責任，而王安石和他的變法的黨派就成了最好的“背鍋俠”，也成功的洗白了皇帝和保守派，就此，王安石的歷史負面形象就被塑造和定型了。

而對於王安石的變法是好還是壞，到現在都沒有一個很徹底的定論，關於這個話題的爭論，還會一直持續下去，會繼續成為我們的歷史”大熱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