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文藝作品裡，太平軍戰士的形象，都是裹著紅頭巾，穿著寫有“太平天國”的號衣，手裡拿把大刀或拿根長矛。且不說頭巾、號衣是否貼合真正太平軍的打扮，單說武器，就只能打50分：太平軍的武器裝備可不光有刀矛，還有很多火器。

早在金田起義時期，太平軍中就有不少槍炮，咸豐元年（1851年）六月二十七日，清將烏蘭泰進攻新墟，一次就奪得太平軍火炮13門，都鑄有“太平左右軍”字樣，顯然，這些炮是起義後自行鑄造的，桂平當地也有韋昌輝“開轅門造炮”的記載。除了炮，早期太平軍也有不少其他火器，據被俘的李進富稱，在紫荊山的太平軍士兵，每人都要帶一個裝火藥的布口袋，可見用量是不少的。1855年左右出版的《行軍總要》規定，太平軍最基層的戰鬥單位“兩”（有25個人），裝備抬槍兩杆，鳥槍5杆，抬槍是由兩人操作的，照此計算，太平軍步兵裝備火器與裝備刀矛的比例為9∶16，考慮到太平軍一般不讓新兵直接上陣，實際比例要更高。與太平軍對敵的湘軍，一個營分四哨，每哨八隊，其中四隊刀矛，兩隊抬槍，兩隊小槍（鳥槍），另有親兵六隊，其中三隊刀矛，兩隊劈山炮，一隊小槍，冷熱兵器比為1∶1，兩相對比，差距固然有，但不算大。大炮對於太平軍而言十分珍貴，1852年太平軍在湖南嶽州意外獲得當年吳三桂留下的鐵炮，便如獲至寶；進入南京後，重炮多被集中調配，如江北要塞瓜洲，就曾被分配裝備重2000斤的銅炮。相對而言，抬槍、鳥槍和小炮就普及得多了。對於洋槍的使用，太平軍也並不落後，1855年湖口之戰時，汪海洋等太平軍“先鋒隊”就使用洋槍突擊，1858年的繁昌之戰，太平軍劉官芳部已大量使用洋槍。後期太平軍裝備的洋槍洋炮數量極多，如忠王幾千人的衛隊都以洋槍為武器，蘇州城裡裝備洋槍計程車兵更多達20000人。清軍不論八旗、綠營或湘軍，習慣上都將冷熱兵器分別編組，如湘軍，每個營的8個隊（每隊100人），要麼全部裝備刀矛，要麼全部裝備火槍，且鳥槍和抬槍都分別編組。而早期太平軍則將冷熱兵器混編，最基層的“兩”也不例外。冷熱兵器混編的好處，是所有士兵都可以學習火槍技術，便於普及、推廣和擴軍，且每個小單位都能具備獨立作戰能力。但在太平天國時代，火槍的發射速度很慢，只有組成大隊進行分組齊射，才能形成彈幕，衝破敵陣或阻止敵人衝擊，從這個角度講，湘軍的編制模式更有利於大兵團的陣地戰。

好了，言歸正傳，太平軍的大炮裡為什麼不發射炮彈，卻發射蘿蔔呢？造成這一原因的關鍵，是火藥3種成分中，只有硫磺無法自給自足。木炭可以自己燒，硝石可以將老宅、舊牆的磚土煮沸提煉而出，而硫磺除去購買成品別無它途，在清方的封鎖下，太平軍往往不得不減少火藥中的硫磺比例，結果便造成槍炮打不遠、穿不透的後果。熱兵器時代的戰爭拼的是消耗，火器的戰鬥力，要靠彈藥的及時補充來發揮，在這方面太平軍差距更大，在永安時期因為沒有炮彈，大炮不得不發射銅錢，而在天京圍城戰中居然發射過蘿蔔之類“長得像炮彈”的蔬菜。後勤的差距不光是因為封鎖，也因為觀念的落後：清軍不論前期、後期，都會在前敵設立“糧臺”，統一排程後勤，而太平軍則在每支部隊裡都設立許多典官，各忙各的一攤子，1860年金壇之戰，參戰的是兩支太平軍小部隊—盛明文部和黎立新部，但這兩支同在一個戰場的小部隊，後勤卻自成體系，互不往來，這種後勤模式只能讓原本有限的彈藥資源，得不到最佳配置。據《賊情彙纂》介紹，早期太平軍因害怕奸細利用火器搞破壞（可能是因為楊秀清差點被人用火藥暗算之故），所以只允許老兵用火器，而且嚴格限制火器演練，因此會放槍炮的太平軍“不過萬人中數十人”，一些抬槍兵因訓練不足，發射時居然會跳離抬槍，用手指堵住耳朵，這樣的開槍開炮，威懾作用顯然要超過殺傷作用。後期太平軍在這方面進步明顯，一些訪問蘇南太平軍的外國人稱，許多太平軍槍手可以“隔數間屋擊滅油燈”，但此時淮軍和洋槍隊已經開始練習西方近代隊形、陣法，自然又勝過剛剛開始注重單兵槍炮技能的太平軍一籌。

不論如何，太平軍千真萬確進入了“新槍炮時代”，以至於瀕臨絕境的蘇州、天京陷落後的湖州，守將譚紹光、黃文金都竭力蒐羅洋槍洋炮，而更早一些時候，守衛安徽寧江的太平軍將領侯裕田，竟會為了討要幾支手槍，不惜紆尊降貴，先後兩三次給路過的英國軍艦艦長巴克寫信。

另外，有資料顯示，太平軍還曾使用過類似弗朗機一類的子母炮（被稱為九龍索子炮），不過沒有在戰時產生過什麼明顯的戰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