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方（左一）參加北韓停戰談判，與中朝代表團代表合影。（左起：解方、鄧華、南日、李相朝、張平山）
他，既是共和國的開國少將，又曾被國民黨授予少將軍銜，是名副其實的“雙料將軍”；他，身經百戰，參加過四保臨江、四戰四平、圍困長春、錦州攻堅戰、解放長沙、解放廣西、解放海南島等一系列重大戰役；他，被張學良稱為“難得奇才”，彭德懷稱其為“稱職參謀長”、“小諸葛”，連他的對手、侵華日軍甲級戰犯、曾任第七方面軍司令、第一軍總司令的土肥原賢二也不得不哀嘆：他雖然畢業於日本軍校，可打起日本老師來卻照樣是那麼狠。
他，就是解方。
狠揍日軍“老師”
解方原名解如川，曾用名解沛然，1908年出生于吉林東平（今東豐縣）。
1928年初，解方在張學良“大醫醫國”的感召下，放棄想當一名濟世救民醫生的願望，毅然投筆從戎，考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二十期步兵科。入校前在日軍第三師團第六聯隊當兵，聯隊長就是後來的侵華日軍總司令岡村寧次。5月3日，日軍侵入中國政府山東交涉署，殺害全部職員，割去官員蔡公時耳鼻，並肆意焚掠，製造了“濟南慘案”，也引起了國人的憤慨、民眾的反抗。解方所在的聯隊奉命增援濟南日軍。不願意替日本人為虎作倀的解方公開蔑視日本軍規，以離隊的方式表示抗議。因為得到張學良保舉，校方才沒有追究“逃兵”責任，準其繼續完成學業。1930年解方以綜合考試第一名的成績畢業，獲得裕仁天皇授予的日本軍刀。接著，以中國少尉軍官的身份，在日軍第二師團見習半年後回國。
1931年11月8日，駐天津日軍襲擊市公安局、市政府及省政府，策動漢奸組織遊民千餘人發動武裝暴亂。天津市當局宣佈戒嚴，拘捕61人。9日，駐天津日本領事藉口1名日軍排長被中國士兵打死，下令日軍在閘口炮擊市政府。張學良通電南京，向蔣介石報告了日軍策劃天津暴亂的經過。26日，日軍又一次襲擊省、市政府電話局等單位，提出中國軍隊撤出天津，絕對取締抗日活動等無理要求。此一連串事件總稱為“天津事件”。而事件的策劃者正是以天津駐屯軍高階參謀身份潛入天津的瀋陽日本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
時任天津市公安局特務總隊隊長的解方臨危受命，雖然年僅23歲，卻運籌帷幄，挺身保衛省市政府。並在關鍵時刻，一馬當先、衝鋒陷陣，平息了“天津事變”，被南京政府授予青天白日獎章，與賈陶、孫銘久、黃冠南並獲得“四大金剛”美譽。
而土肥原賢二卻對畢業於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的解方，懊惱地表示出兩個沒想到：“沒想到學生打老師打得這麼狠”，“沒想到天津保安隊能作這樣的抵抗”。
“難得奇才”
1934年初，張學良就任“鄂豫皖剿匪總司令部”副總司令。解方雖只是在東北軍五十一軍參謀處二科任中校科長，但張學良因為其是一個難得的奇才，特意要求五十一軍軍長務必讓解方參與中樞指揮，甚至明確表示軍中要事必須通過解方與他聯絡。
1935年底，解方在西安見到了在天津認識的共產黨員苗浡然。苗浡然向他分析了九一八事變以來的國際、國內形勢，指出當前民族矛盾已經成為主要矛盾，要抗戰就必須反對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亡國政策，必須與共產黨聯合抗日，才能讓東北軍將士收復被日寇佔領的東北，解救生活在水深火熱中的東北父老鄉親，讓流亡的同胞迴歸故土。並要求解方利用和張學良的特殊關係，促成銘記國恥，顧全大局，投入到抗日的洪流。
一直被蔣介石積極圍剿紅軍，消極抗日，百姓和軍隊怨聲載道所困惑的解方茅塞頓開，並堅決表示古人尚雲“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他作為一個熱血男兒，自然也理當為國效力，哪怕是為此付出生命，也在所不惜。
於是，解方故意把張學良請到總部門前的廣場上，讓他看看黑壓壓的背井離鄉、衣衫襤褸、面黃肌瘦、飢寒交迫、無依無靠、拖兒帶女的東北軍家屬，聽聽他們的呼聲與控訴，使一心想打回東北去，收復失地的張學良，受到深深震撼。此後，解方不失時機地多次向張學良陳述東北軍官兵打回老家去的要求，激發張學良的抗日鬥志，堅定了張學良“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信念，對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以“兵諫”方式逼蔣抗日起到了積極作用。
1936年4月，解方加入中國共產黨。張學良也開始祕密去延安與周恩來接觸，甚至為紅軍送去糧食、衣物和銀元，為紅軍解決些許實際困難。6月，在中共的推動和配合下，張學良以培養“剿共”幹部為名，創辦“軍官訓練團”，灌輸抗日主張，播種抗日種子，並請紅軍幹部授課。
被張學良點名參加訓練的解方，一面憑藉自己紮實軍事功底教授軍事課程，一面積極向學員傳輸抗日思想，教唱《碼頭工人歌》、《畢業歌》、《揚子江暴風雨》、《松花江上》、《義勇軍進行曲》等歌曲，激發學員的抗日情緒。
9月，張學良祕密成立抗日同志會並親任會長。接著，派解方以特使的身份去蘭州，組建抗日同志會蘭州分會。為便以直接聯絡，緊要關頭預防不測，張學良還給了解方一個專用密碼本。
12月12日，電報員突然送來一份張學良讓解方親譯的急電：“我與楊主任合作，於今晨3時對蔣委員長實行兵諫，已將其及中央軍政要員扣押……速轉達五十一軍，立即在蘭配合西安行動，切斷綏署與南京之任何聯絡，將胡宗南部兩團、綏署特務營及軍統有關武裝一律繳械，對重要人員限制其自由，發表宣告擁護八項救國主張……”
解方立即報告五十一軍參謀長劉忠幹，並與其一起組織、策劃“蘭州事變”。以宴請為名，將甘肅綏靖公署參謀長、祕書長及各處處長等請到五十一軍軍部。當衛隊與赴宴者的隨從、警衛發生槍戰，並將之擊斃、繳械、制服後，劉忠幹才告訴“客人”：“外面出現了一點情況，為了繼續保證列位安全，只好委屈各位到下水巷營舍集體居住，未經允許，不要隨便走動。否則，後果自負！”“客人”方知中計卻又無可奈何。解方乘機帶領部隊衝進綏署辦公樓，將檔案、檔案帶回軍部。趕往中央軍第二軍炮兵團，迫使全團放下武器。武力逼迫東校場的胡宗南部兩個團及蘭州附近的國民黨中央軍和特務武裝，全部繳械投降。
接著，解方代表五十一軍對被扣押的國民黨黨、政、軍、警人員進行宣撫、改組，對願意抗日的予以釋放、安排工作，對執迷不悟的繼續關押。控制國民黨的電臺、報社，防止傳遞負面訊息，主動刊載抗日文章。還以五十一軍和甘肅省政府名義，聯合向全國發出通電，宣佈擁護張學良、楊虎城的“抗日救國八項主張”（即改組南京政府，容納各黨各派，共同負責救國，停止一切內戰，立即釋放上海被捕之愛國領袖，釋放全國一切政治犯，開放民眾愛國運動，保障人民集會結社一切政治自由，確實遵行總理遺囑，立即召開救國會議），贏取全國民眾的支援，打擊敵對勢力，壯大“西安事變”的聲勢，增強張學良、楊虎城的軍事實力和政治談判地位。
因解方之舉卓有成效，為張學良解除後顧之憂，張學良曾一再稱讚解方是“難得奇才”。
西安事變雖然使蔣介石認識到人心向背，不得不正視歷史發展趨勢，擇善而從，答應停止內戰、聯共抗日，成為當時停止內戰、發動抗戰的一個歷史性轉折，但事後蔣介石卻冒天下之大不韙，背信棄義地扣押送他回南京的張學良，移交軍事法庭審判，乃至被長期監禁。
在此情況下，為穩定東北軍軍心，推動東北軍堅持聯共抗日，中共中央在東北軍成立上層工作委員會。苗浡然為書記，解方為委員之一。解方的主要任務，就是利用第五集團軍參謀處上校科長的身份，在上層開展工作。在解方的努力下，于學忠將張學良在西安事變後組建的一一一師和軍官差遣隊，以營為單位編入兩個師，保留中共在隊伍中有生力量。
1937年7月，中共在東北軍五十一軍建立工作委員會，解方擔任上層工作委員。1938年，解方根據中共關於共產黨員應當爭取帶兵的要求，尋找機會擔任了三三七旅副旅長。次年，改任一一四師少將參謀長。
東北軍五十一軍因為抗日之需，開拔到達山東南部後，中共山東分局決定讓解方擔任東北軍工委書記。為了調動、團結東北軍廣大官兵，培養抗日骨幹，解方親自擔任教育長，舉辦師部訓練班，對一一四師進行訓練整頓。前後共計舉辦4期，訓練1200人，祕密發展共產黨員30名。
1940年6月，因東北軍中共地下黨負責人項乃光被捕叛變投敵，蔣介石在軍中的走卒對共產黨員實施大規模抓捕。解方根據組織緊急撤離的要求，離開了東北軍，歷盡艱難萬險，於1941年春到達延安。
毛澤東親自接見了解方，並動情地說：“你已經回‘家’，應該有一個響亮的名字，不要再叫解如川或者解沛然了，我給你改個名字，叫‘解方’好嗎？”“當然可以，而且我非常喜歡！”解方明白“解方”意思是指“解放”，即他終於被解放了，可以光明正大地為中國人民的解放而奮鬥了。
“軍中諸葛”
解放戰爭時期，解方歷任東北民主聯軍副參謀長兼參謀處長、遼北軍區副司令員、遼寧軍區副司令員兼參謀長、東北野戰軍第七縱隊副司令員、第十二兵團參謀長、第四十軍副軍長等職。
廣州解放後，由廣東潰逃的國民黨軍餘漢謀集團殘部迅速逃往海南島，連同島上原有的國民黨第六十四軍等，總兵力約10萬人，統由海南防衛總司令薛嶽（字伯陵）指揮。薛嶽將這些殘餘力量整編為19個師，對海南島實行環島防禦。另以海軍艦艇50艘、飛機45架組成所謂海陸空立體防禦，薛嶽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為“伯陵防線”，企圖阻止人民解放軍渡海登陸。1950年4月16日，人民解放軍四十軍和友軍一起發起海南島戰役。擔任四十軍副軍長的解方，針對海南島敵人環島防禦、兵力分散等特點，向軍長韓先楚提出了“積極偷渡，分批小渡與最後登陸相結合”的設想，即首先以小部隊分批偷渡，加強島上力量，爾後以主力強行登陸，實施內外夾擊，力求全殲島上守軍。四十軍因而有了“韓的決心，解的謀略”的說法。
抗美援朝戰爭爆發後，解方先是擔任第十三兵團參謀長，而後出任志願軍參謀長。鑑於解方總有獨到見解且對各種情況了如指掌，志願軍總司令員彭德懷對其非常信任和器重，每遇遲疑難決的軍機大事，就會大喊：“快去叫‘小諸葛’來。”通訊員知道，彭德懷所說的“小諸葛”就是解方。
1950年8月中旬，北韓人民軍已解放南北韓90％左右的地區，將美軍第八集團軍和南韓軍隊壓縮到洛東江以東一萬平方公里的狹小地域。但也造成了北韓人民軍後方空虛、兵力不足的致命弱點。解方審時度勢，認為美、韓軍軍隊絕對不可能就此擺休、束手就擒，很可能以一部兵力與北韓人民軍周旋，主力卻在平壤或漢城地區大舉登陸，對北韓人民軍實施前後夾擊，由此必然導致北韓人民軍將腹背受敵，陷入絕境。他及時地將自己的意見彙報給志願軍副總司令鄧華和洪學智。鄧華、洪學智認可後，遂以三人的名義向中共中央軍委報告。毛澤東、周恩來當即組織人員進行仔細研究，同樣得出了聯合國軍總司令、美國陸軍五星上將道格拉斯·麥克阿瑟極有可能在仁川實施兩棲登陸的作戰。果如其然，9月15日，美軍集中了7萬餘人，在200餘艘艦艇、500架飛機的配合下，於仁川登陸。儘管北韓人民軍在接到中國方面的通知後有所防患，但仍然腹背受敵，被迫後撤，聯合國軍和南韓軍隊開始反攻，向北的進攻停止於鴨綠江邊。連金日成也不得不承認：“原本的計劃是在一個月內結束戰爭，我們不能消滅4個美軍師團……我們因聯合國軍、美國空軍及海軍的出現而感到震驚。”
第五次戰役前，解方向彭德懷提出敵軍可能會有大動作，理由是道格拉斯·麥克阿瑟和李奇微赴東線視察，敵海軍加強了對元山、新浦、清津諸港的炮擊;美方宣佈在本週後從本土調兩個國民警衛師赴日本，準備增援北韓戰場。即敵人可能先在東海岸通川、元山登陸，配合陸上進攻，企圖打到三九線以北，避免志願軍由東西山區向其出擊。彭德懷當即認同，並讓解方整理出《關於第五次戰役指導和戰術思想的指示》。結果再次被解方言中。
第六次戰役的預備命令簽發後，解方經深思熟慮，與鄧華共同簽名向彭德懷發了一封電報：當前敵人已經準備強大、縱深、現代、立體防禦，以志願軍現有的力量和裝備發起攻擊，只能有三種結果：攻破敵陣，部分殲滅敵軍;攻破敵陣，趕走敵軍;不能攻破敵陣，被迫撤出戰鬥。不論是哪一種，對志願軍都會造成同樣的後果，那就是傷亡和消耗很大，尤其是在後者的情況下。如果設法或等待敵軍離開陣地，讓其向志願軍發起進攻，志願軍則可以憑藉現有的力量和裝備將其打垮，代價也不會很大。故建議停止作戰計劃。後經轉請毛澤東批准，彭德懷同意將運動進攻戰為主轉為陣地防禦戰為主。
1951年7月10日，北韓停戰談判在開城舉行。解方以志願軍代表的身份，參加了談判。到1953年7月27日板門店簽訂北韓停戰協議，北韓戰爭一直在談談打打中進行。
“戰爭是流血的政治，政治是不流血的戰爭。”談判首先就議程問題進行討論，中朝提出包括以“三八線”為軍事分界線和撤出一切外國軍隊問題在內的議程草案。美韓拒絕將“從北韓撤出一切外國軍隊”列入議程，提出討論範圍僅限於北韓境內的軍事問題。中朝方面在駁斥美韓無理要求的同時，為推動談判順利進行，採取靈活態度，雙方遂於1951年7月26日確定了談判議程：①通過議程；②確定軍事分界線，以建立非軍事區；③實現停火與休戰的具體安排；④關於戰俘的安排；⑤向雙方有關各國政府建議事項。
針對確定軍事分界線、建立非軍事區的談判問題上，中朝重申以“‘三八線’為軍事分界線”的方案。美韓卻以海、空軍優勢要在地面上得到“補償”為藉口，要求中朝軍隊自當時戰線後撤38-68公里作為停戰的軍事分界線，企圖不戰而取得中朝方面控制的1.2萬平方公里土地。解方義正辭嚴地駁斥說：“你們雖然有陸、海、空同時參戰，且我們在海、空方面確實處於劣勢，甚至無法與你們相提並論，但請你們記住，我們就是靠陸軍把你們從鴨綠江邊趕過‘三八線’的！也就是說，我們根本就不怕你們的海、空軍隊與裝備，你們的海、空軍隊與裝備也左右不了勝利！”“如果你們一定要談海、空補償，那麼我們要求你們補償我們能夠讓你們陸、海、空三軍都無能為力的陸軍！”美韓代表當即啞口無言，再也不敢提什麼“海空優勢論”。美軍談判首席代表、美國遠東軍海軍司令特納·喬埃曾在其回憶錄中說，解方“思維敏捷”、“很難對付”，是談判的“主要對手”。
儘管如此，美軍仍野蠻地轟炸朝中代表團住所，使談判中斷63天，並連續發動“夏季攻勢”和“秋季攻勢”，企圖從戰場上得到在談判桌上得不到的東西。朝中方面採取以打促談的方針，粉碎了美軍的兩次攻勢，斃傷俘敵15萬餘人，迫使美方回到談判桌上來。1951年10月25日，停戰談判在板門店恢復。朝中方面為開啟談判僵局，先後提出根據實際接觸線全面調整、就地停戰把實際接觸線稍加調整作為軍事分界線等新方案。美方則要求朝中方面退出包括開城在內的1500平方公里土地。經過多次說理鬥爭，在朝中方案的基礎上，雙方於1951年11月27日達成協議：①以實際接觸線為軍事分界線，雙方各由實際接觸線後退2公里，以建立非軍事區。②如停戰協定在本協議批准30天內簽字，所確定的軍事分界線和非軍事區不再予以變更。③如30天內停戰協定尚未簽字，則按將來實際接觸線修正軍事分界線和非軍事區。根據第三項規定，後在1953年6月17日和7月24日，對軍事分界線作了兩次校正，最終確定的軍事分界線比首次協議時南移332.6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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