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紅巖》小說中劉思揚的人物原型；他是瀘州豪門望族的“七少爺”，卻懷著赤子之心投身革命；他高吟《就義詩》英勇就義，年僅28歲。他，是劉國鋕。

劉國鋕雕像

劉國鋕，1921年出生於四川瀘州，父親曾任瀘州濟和發電廠董事長，家裡有11個子女，他是備受嬌寵的么兒。1940年，劉國鋕考入西南聯大經濟系，在這裡，他做出一生中最重大的政治抉擇——加入中國共產黨。

畢業後，1944年，地下黨組織決定派他到農村開展工作，而此時家人卻給他謀了一個“美差”——到國民黨資源委員會當研究員。兩種不同的人生選擇擺在劉國鋕的面前，他拒絕了家人，服從黨組織的安排，一個人到了雲南陸良，在一所縣中學教書，以數學教師身份協助我黨開展游擊隊的籌建工作。

遠赴雲南 投身革命

來到陸良縣後， 在劉國鋕等人的努力下，我黨迅速控制了陸良中學的局面。學校面貌煥然一新，學習風氣濃厚，吸引了越來越多的進步學生，劉國鋕等組織學生辦牆報、唱革命歌曲、讀革命書籍，為革命培養人才。

此外，劉國鋕還在這裡積極開闢抗日遊擊根據地。不久，他的行動引起了國民黨當局的注意。劉國鋕被迫於1945年10月離開陸良回到重慶，繼續為黨的事業奔忙。

叛徒出賣 不幸被捕

1947年2月28日，《新華日報》重慶分館被迫撤退後，劉國鋕大力協助《挺進報》的出版發行。同年6月1日，國民黨在成渝兩地進行大逮捕，僅重慶一夜之間就逮捕愛國民主人士、進步教授、學生、記者達200餘人，劉國鋕終日奔走，領導抗暴遊行、營救“六一”大逮捕被捕師生。不久中共重慶市委決定成立沙磁區學運特支，他任書記，主要負責重慶大學地下黨組織聯絡宣傳工作。

1948年，由於叛徒出賣，劉國鋕在榮昌被捕，被囚禁在臭名昭著的渣滓洞。國民黨重慶行轅二處處長徐遠舉欣喜若狂。他認為，像劉國鋕這樣出身豪門望族的公子哥兒骨子裡是不可能相信共產革命這一套的，不過是年輕人圖新鮮趕時髦，只要政府稍加規勸一定能“浪子回頭”。

然而，結果卻讓徐遠舉大失所望。無論徐遠舉如何威逼利誘，劉國鋕都絲毫不為所動。徐遠舉惱羞成怒，對他施以酷刑。

拒絕營救 慷慨赴死

劉國鋕被捕後，劉家通過各種途徑進行營救，還動員方方面面的關係向軍統施壓，要求放人。劉國鋕的五哥劉國琪專程從香港趕回，不惜花重金賄賂徐遠舉。徐遠舉同意放人，但提出“必須在報上發表宣告，退出共產黨組織”。劉國鋕得知徐遠舉的條件後，堅決拒絕，第一次營救就這樣失敗了。

1949年8月，劉家再一次營救劉國鋕。這一次，劉國琪送給徐遠舉一張空白支票。他對徐遠舉說，要多少就填多少，劉家只有一個要求，降低條件放人。徐遠舉提出必須寫悔過書，劉國琪考慮到弟弟的倔強性格，同意代寫悔過書，讓弟弟簽字，徐遠舉這才答應。

兄弟倆見面後，熱淚盈眶。但聽了釋放條件後，劉國鋕斬釘截鐵地說：“這個字我不能籤，要釋放只能是無條件的。”劉國琪聽後苦苦哀求：“你就籤個字吧，何必這麼認真呢？籤個字出來，我立刻把你帶到香港，再送到美國……”劉國鋕對哥哥說：“我死了，有黨在，等於我還活著；背叛了黨，我就算活著，也等於死了。”“我自願為人民犧牲自己，你們不要再管我，也不要再來了。”

1949年11月27日，慘絕人寰的“11·27”大屠殺開始了。當劊子手提押劉國鋕的時候，他正在牢房的地板上寫詩。劊子手衝進去將他推出牢房，押往松林坡刑場。途中，劉國鋕高聲朗誦在牢房裡未寫完的那首詩：“同志們，聽吧！像春雷爆炸的，是解放軍的炮聲！人民解放了，人民勝利了！我們沒有玷汙黨的榮譽，我們死而無愧！”

新中國成立後，未婚妻曾紫霞曾撰文紀念劉國鋕，回憶他們共同在渣滓洞時，劉國鋕對她唱起的俄羅斯歌曲《光榮犧牲》。“他的聲音是那樣深厚、高昂、動聽，他的歌像是在向同志們宣誓：他決心同敵人作殊死的鬥爭，直到拋棄頭顱。”曾紫霞寫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