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說，那還是1846年，當時有位年僅23歲的俄國男青年發表了一篇名為《窮人》的處女作，轟動一時，隨即成為當時的文壇新星。

文人嘛，多多少少喜歡議論政事時事，不過，作為小有名氣的憤青，這位名為【陀思妥耶夫斯基】從來都不是個“鍵盤俠”，20多歲正是荷爾蒙分泌旺盛的時候，做事難免衝動不考慮後果。沙俄統治末期，社會本來就很動盪，本來可以安安分分地寫小說的他，執意要參加革命組織搞事兒。折騰的結果就是，1849年，這個小夥子被捕後將於11月16日執行死刑。

要說這人真是有命運一說，就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要被行刑之前，狗屎運居然降臨了。這個“糞量十足”的訊息是，“你可以不用現在去死了，但必須去西伯利亞服10年苦役！”

當時的西伯利亞被稱為“沒有屋頂的大監獄”，從19世紀初到俄國大革命，沙皇政權曾將超過100萬名囚犯及其家人流放到烏拉爾山以東的西伯利亞。這位日後鼎鼎有名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其中一員。

據一些極為不靠譜的傳說，“烏拉爾銀狼”也曾在這裡專注挖礦事業。

雖然我不相信什麼“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的“雞湯勵志文”，但對於【陀思妥耶夫斯基】個人來說，流放的歲月讓這個曾經桀驁不馴的憤青，終於學會在現實面前妥協、反思、成長。

沒有足夠社會閱歷的人是很難成為大作家的，於是，“混亂的歲月”促使【陀思妥耶夫斯基】根據自己的所見所聞整理出了《死屋手記》一書，同時，也多多少少為《罪與罰》、《少年》、《白痴》、《卡拉馬佐夫兄弟》等著作的立意打下了基礎。

噢，對了，話說把這個“沒有屋頂的大監獄”稱為【死屋】，正是出自這本《死屋手記》。

身處西伯利亞這座“死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相對而言還是比較幸運的，因為1854年他就已經被釋放，雖然要求必須繼續在西伯利亞服役，但1858年升為少尉後，他的總體境遇已經算是極好了——如果你有幸閱讀一本名為《死屋》的書，就知道那時候被迫掙扎在西伯利亞的苦難者有多麼不堪了。

以前，我曾看過一個名為“斯坦福監獄實驗”的介紹，而且還被拍成了電影。這件實驗的結論無比簡單——“環境可以逐漸改變一個人的性格，而情境可以立刻改變一個人的行為”，所以，沒有絕對的善與惡，每個人在不同的情景下都有可能做出違逆自身“本性”的行為。

而看完了《死屋》之後，我會慨嘆要什麼所謂的“斯坦福監獄實驗”，流放之地西伯利亞本身就是個巨大的人性實驗廠。在這個冬冷夏熱的蠻荒之地，由於法律陷入真空態，最真實缺少約束的的人性被“天然釋放”，“普通罪犯、政治激進分子、農奴制和村莊政治的受害者、追隨丈夫和父親的妻子與孩子、逃犯和賞金獵人共同演繹了一幕圍繞罪與罰、血腥而殘忍的悲情史詩。”

每天的各種（奇葩）事兒，擱在今天，估計隨便挑一件都能上“本日熱搜榜”。

ps 俄國畫家【列賓】約於1882年創作的油畫作品《意外歸來》，所描繪的就是一個西伯利亞流放者（其實更像是政治犯）突然回家的場景。

提及“流放”制度，想必大多數人並不陌生。比如中國歷史上，但凡有諫官上書觸怒天子，就會貶官於蠻荒之地，像明朝最南的貶謫之地大概就是瓊州，也就是今天的海南省。那個年代，靜觀遭貶，從京師到瓊州，一路跋山涉水，年老體弱者可能會病死途中，倘若有幸或者到瓊州，那裡也不是碧海藍天的度假勝地，而是還未完全開化的“孤島”。

另外，在日不落帝國的輝煌時代（以及之後的一段歲月），澳大利亞就是帝國的流放之地，大量的罪犯被髮配至此，接受勞動再教育。

可見，古往今來，流放往往更偏向於政治手段。不過，沙俄帝國在遠東地區的流放制度，還多了經濟因素的考慮。因為沙俄自西向東擴充套件時，疆域的擴大速度遠快於勞動力增長速度。沙皇對罪犯的流放，也是希望這些“反對黨（政治犯）”、“罪犯”能起到開拓邊疆、進行生產建設的作用。

這個聽起來就覺得挺扯的思路居然延續了幾十年。原因也異常簡單，真正能進行生產建設的大部分勞動力必然會在途中被其他地區截留，以供自用。最後能到達目的地的人中，適齡勞動力並不多。

當然，隨著沙俄統治後期，越來越多的知識分子（其中不少都是政治犯）被流放至此，除了前文我們提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還有車爾尼雪夫斯基、十二月黨人、巴枯、托洛茨基以及一個名叫【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烏里揚諾夫】的人——對，這就是列寧的本名。

沙俄政府本想以流放的形式化解、消滅帝國越發濃烈的革命氣息，可正是這裡，逐步成了諸多有志之士反抗沙俄的重要聚集地。

不過，知識分子（包括政治犯）只是數以百萬計的被流放者中的一小部分，更多的則是平凡的被流放者（以及他們的家屬），其中有不少人只是因為極小的罪行。在人類文明的大歷史中，一些人的姓名與經歷，存在著，又不曾存在過。與其說是被歷史遺忘，倒不如說是被後人遺忘。

於是，這本由英國倫敦大學歷史系教授丹尼爾·比爾（Daniel Beer）所著的這本《死屋：沙皇統治時期的西伯利亞流放制度》，讀起來極為深刻厚重的原因，是這位學者為了成就此書，曾消耗數年置身於大量幾乎無人關注過的檔案材料（比如有些材料150年來從未被人翻閱過），將這些類似回憶錄一樣的材料“還原”成我們現在能看到的場景。

這樣的歷史告訴我們，底層人民的生活永遠是最苦難的。縱使是被流放，以十二月黨人為代表的前貴族們，依舊可以透過金錢、人脈關係各種“鑽空子”，他們沒有性命之憂，總體境遇算相當可以——相對普通被流放者（全書第3、4、5章 ）。

普通被流放者無時不刻不在遭遇來自精神與肉體的雙重摺磨，作為外來者且是罪犯，他們被當地居民排斥；作為被壓迫者，他們被管理當局殘酷對待，頗為震撼的就是當時普遍採用的肉刑及其他刑罰制度（全書第11章 ）。

在惡劣的生存環境下，一些心理扭曲的被流放者甚至誘騙自己的妻子（兒女）前來，並不是期待獲得他們的照顧，而是將其視為商品以便牟利（全書第10章）。在廣袤的西伯利亞流放之地，很多苦難的女子被迫淪為妓女，甚至成為“囚犯的囚犯”。管理當局更是發揮自己的“聰明才智”，把關押女性罪犯的監獄“改造成”妓院來賺錢！真可謂是“生財有道”！

這樣幾乎與世隔絕的“人間煉獄”就以這樣極為變態而現實的方式存在了百餘年（真要以沙俄統治開始算，流放制度長達近300年）！

《死屋》從西伯利亞流放制度的起源開始，無不詳盡地描述了其發展到最後消亡的全過程。翻閱此書，難免惆悵。因為【流放制度】雖然消失了，但類似的制度（歷史）會以一種“新形式”再次出現。

歷史就是一條銜尾蛇，也許人類會從這段苦難史中吸取了某些教訓，轉頭又會投身新的萬劫不復中。舉個不太恰當的例子，對於沙俄政府而言，西伯利亞流放制度是對內部的一種“清洗”，伴隨著沙俄政府的垮臺，西伯利亞流放制度終究成為了歷史名詞，但“清洗”隨之以一種更驚悚的方式再現。

如果你有幸能認真讀完《死屋》，再去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記》、【契訶夫】的《薩哈林旅行記》等以流放為背景的時代鉅著時，便能更深刻地體會出一種透出紙張的掙扎、悲憫、惶恐和吶喊，真實歷史與傳世作品中的動盪和詭譎，永遠會讓人時不時唏噓不已。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