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衛鞅變商君

秦國收復河西，遷都咸陽新城，是秦國百年以來的兩個盛典，二十多年，秦國順天應人，力行變法，由弱變強，走過了一條浸透淚水、汗水與鮮血的道路。秦國擺脫了舊日貧困，洗刷了先祖屈辱，痛雪了百年仇恨。

衛鞅的不世功勳將永載史冊。封商於之地十三縣為衛鞅領地，封號商君。新軍將士按照斬首數字與其他軍功，四萬餘隸農、平民出身計程車卒，分別獲得了初級爵位，其中三千餘勇士升爵達到四級；戰死的數千名將士盡皆賜爵四級，厚葬故鄉。

普天之下，隸農、平民得到國家爵位難於登天，爵位權力天生與賤民無緣。埋藏在多少隸農心中的輝煌大夢，竟然真一朝實現了，年輕的銳士們捧著摞滿榮譽的鋼盤口哭了，廣場上的萬千庶民也哭了。

選擇急流勇退

變法、遷都、收復河西，這三件大事的任何一件，都足以使一個臣子成為秦國大功臣。衛鞅竟然在二十年中同時完成了三件大事，親手將一個貧弱愚昧的西部諸侯變成了一個富裕強大的一流戰國，封君領地，權兼將相，達到了人臣功業的極致。他已經四十二了，功成名就，聲威赫赫，歷來的功業名臣，面前都有共同的困惑，是繼續走完權臣功業的道路，還是急流勇退自保全身。前者是一條充滿荊棘危機四伏的道路，它的艱難與危險，甚至遠遠勝過建功立業之期。功高自危，這是無數功臣的鮮血鑄下的古老法則。衛鞅對這些興亡榮辱的典故再熟悉不過，他在班師咸陽的歸路上，就已經開始想這事了，衛鞅選擇功成身退。

他要辦的事太多了，首先是對自己心愛的人愧疚折磨得良心無法安寧，他要用後半生的激情去安撫補償那顆流血的心。其次，他要靜心總結自己的變法心得，撰寫一超過李悝《法經》的法家經典。再者，還要回到故國尋找父母的墓地，為他們建一座可以安享祭祀的陵園，以儘自己從來沒有盡過孝道。更重要的是，他還想收三五個學生，將他們教成出類拔萃的法家名士，使自己的法家思想更為發揚光大。他還想帶著自己的愛人並帶上弟子們重新遊歷天下，像孔子孟子一樣在列國奔走一番，所有這些事，都有待他辭官之後才能去做。

對於國事，他是放心的。他要辭官，絕不擔心秦公是越王勾踐那種“唯知共患難，不能同享樂”的國君。秦孝公的膽略、智慧、意志、品格，堪稱千古罕見，否則也不會與他這樣凌厲冰冷的權臣肝膽相照，更談不上他的建功立業。二十年來，他始終有一個鮮明的感覺，秦公是泰山，他只是泰山上的蒼蒼松柏，沒有這堅實的萬仞高山，就沒有凌越絕頂的蒼松翠柏。選擇隱退，恰恰因為他對秦公，對秦國的未來完全放心。秦公比他長一歲，同樣是正當盛年，只要再撐持二十年，甚或十年，秦國將對山東六國佔壓倒優勢。所以衛鞅準備進宮對秦孝公交代國事，提出自己隱退的請求。

召回太子

秦國由弱變強，用了二十年，然若東出函谷關，與六國爭天下，直至滅六國而一統天下於秦，當有數代之不懈奮發。至少需三代以上的較量。此中關鍵，衛鞅建議秦孝公為後世立格，要堅守法治，代有明君。但是，秦國病倒了，卻使商鞅猛然悟到了一個長期忽略的事實，秦孝公的身體與儲君太子的下落。建言秦孝公及早為秦國未來著想，召回太子，使其熟悉國事，確保後繼有明君。

巡查商於封地

商鞅在自己的封地仔細巡查，反覆申明秦法保留封地真實含義，宣示了自己對商於封地依法享用的四不定策：不收賦稅，不建府邸，不行治權，不許商於官民以任何形式為他歌功頌德。總之，商於十三縣不享有任何超越秦國法律的特權，完全與秦國其他郡縣一樣。

商於十三縣的官員們本想竭盡心力地為商君辦幾件好事，將商於建成商君的永遠退路。其時官吏庶民很願意做賢明功臣的根基，因為這種功臣比國府更能給他們以保護和特權。在他們看來，商君雖然不近人情，但卻是千古罕見的無私權臣。

商鞅從封地走了，沒有民眾夾道送行，也沒有官員餞行長亭。他卻很坦然，他喜歡“各司其事不相擾”這樣的官民關係，很厭惡官擾民，也厭惡民擾官。官民不相擾，才是一個法治成熟的良好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