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帝使民得自鑄錢不知利權宜制之自上 《資治通鑑》裡最具鑑戒意義的這些事（總第三十六）

漢文帝在任期間，為處處體現自己是以仁治國，連續開禁，比如“盜鑄錢令”和“弛山澤之禁”。 “弛山澤之禁”好理解，允許百姓上山下湖，去開採原屬於國家控制林木、礦產；從事漁獵。關於“盜鑄錢令”的廢除，博士賈誼拼命阻止，寫有著名的《諫除盜鑄錢令使民放鑄》，詳細論證了不可開禁的理由，但其遭到漢文帝的拒絕。對此，限於篇幅本文不做討論。

漢代的“盜鑄錢令”，用當代語言表述為：關於私自盜鑄錢幣的禁令。有兩層含義：一是禁盜採國家礦產，這裡當然是指制幣用的金銀銅鉛錫之類礦產；其二就是對私人鑄幣的禁止。“廢除盜鑄錢令”的實質就是允許私人鑄造錢幣。一般認為，這體現了漢文帝以仁治國，為民著想的理念，但實際上，他是頂不住諸侯及利益集團的壓力，類似於在利益權衡過程中，中央被迫向地方放權。

漢文帝以仁為名，照顧諸侯權益，允許民間私鑄錢幣

漢文帝施仁政，廢除“盜鑄錢令”，使得民間資本得以公然自行鑄造錢幣，還自以為此舉是在利民。問題是，有能力鑄造錢幣之人，定非平民；而平民不能鑄錢，是明擺著的事情。

如此一來，奸詐富有之人越來越富，列國比中央政府有錢，私鑄錢，就如當今大西洋北岸的美聯儲，展開印鈔機器，開啟薅羊毛模式，就會財源滾滾；樸實而貧窮之人為之越來越窮同時，能夠自鑄錢的富人，就有了更多的錢去收購布帛、菽粟、紵漆、魚鹽、果蓏等生產生活資料，就可以囤積居奇，然後，根據貧民百姓的需求緩急情形，反向暴利供給，用今天的話來說叫“投機倒把”。如此一來，貧者又如何不日益地窮困？

下田耕種，獲取食物；採桑植麻，取得衣被；挖掘池塘，放養魚鱉等，無一不是貧民百姓身體力行。

下田耕種，獲取食物；採桑植麻，取得衣被；挖掘池塘，放養魚鱉；築圈圍欄，餵養家禽；種樹伐木，獲取木材，哪一樣不是平民百姓身體力行？可到了收穫時節，勢必被為富不仁之人薅了羊毛，往往所剩無幾。富人於是而可以用極低的代價僱傭多人，於是就像當今的大財團，大企業家標榜的那樣，我們又為國家解決了多少多少的就壓力。殊不知在從事上述之類的體力勞動者身上，他們為之付出的，其投資所佔比微乎其微，與他們自己鑄錢所能取得的利潤相比，相差了何止是千千萬倍？即使，這些能夠鑄錢之人，是花錢去僱傭了貧民做事，貧民所能得的佣金，也少得可憐，統治者難道真的想不到嗎？平民難道能夠仰求富人分沾一些鑄錢所帶來的豐厚利潤？

由此而言，漢文帝允許民間私鑄錢，不過是在驅使廣大平民階層被少數豪強大族所奴役。試問，何仁之有？

也因此，上古之時，先王設定有虞衡官，以掌管山澤之產，對人們的開採進行節制，不讓山澤之利過度外流。這樣做，並非是吝嗇天地之產為民所用，只是為了限制民間豪強對土地的巧取豪奪，把天地資源作為由中央政權控制的國家的資產。

利益，對下要公開，且由中央進行掌控，而不是任由地方豪強大族來控制，這就叫做“公”。根據這個道理進行推演，那麼，鹽，也有國家適當管控，甚至漁業，茶酒，也有相關部門監管起來，若國家完全不去過問，也是徒有利民的美名，而實際上是以雜草危害天下。

或者，有人會這樣評說：“鹽，是可以不循正道而能獲得的物資，但茶葉之所以能獲利，如同農夫透過耕種才能獲得的糧食，為何不能聽任民間自採？”

此一時彼一時，遠古時期，需要向國家納貢的，是人的勞動力，也就是說，人們透過互助，解決一家一戶難以獨自解決的問題；到了郡縣制時代，耕種需要向國家交納的，是賦稅。互助，以百畝為標準；賦稅，以戶口為根據。

遠古的互助之法，後因土地兼併而有所破壞，但此方式依然還會存在；再者，茶葉對於民間來說，並不等同於糧食生產，不是廣大人民賴以生存的必須物資，譬如粟米等糧食作物。漢文帝時期，對於糧食生產進行管控，卻對茶業生產聽之任之，於是，利益集團僱人大力開拓荒山，種植茶葉，其結果都與棄農經商不會有兩樣，糧食安全問題日益嚴重。因此，即使對存世較早的油漆業、木材業，哪怕是徵稅高達二十有五，先王們都不認為嚴苛。

難道說一國之土地，作為萬民賴以生存的國家實力之所在，可以聽任民眾之中狡詐的那一部分人放棄春耕和夏收，而去追求多種經營，政府能眼睜睜地看著大家都棄本求末，為求私利放棄農桑，不顧國家利益而不去管控和制裁？

更何況，民間所獲鑄錢之利，純屬不勞而獲。以此讓豪強、奸滑之人謀取巨大利益，而讓貧苦之人疲於奔命，實為危害國家社會之舉。何仁之有？

民間私鑄不合格的錢幣

研讀相關史實可知，漢文帝施仁政，廢除“盜鑄錢令”，其結果，各大利益集團，具體體現為諸侯列強，圍繞著金、銀、鉛、錫等礦產的開發，為奪其利潤可達數萬倍私鑄錢，引發相互爭鬥不止，成為國家動盪的禍端。

唯有在巨大利益驅動，社會上才會出現這樣的理論：“聽任民間自主開發，以利百姓。”民間，指平民嗎？百姓，難道不是少數既得利益者？向國家吶喊放權放權，開禁開禁，那麼，開發者是誰，他們代表的是國家和廣大人民的利益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