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紀中葉，東亞各國的遭遇，用一句”人在家中坐，禍從天上來”來形容，可謂十分妥帖。大家積極奉守閉關鎖國策略，並一廂情願地認為，只要關起門來，一勞永逸的安穩日子就能直到永遠。然而事實證明，這個世界終歸還是要靠實力說話，”我不犯人，人不犯我”並不適用於國與國之間，可以說”我不犯人”與”人不犯我”並無任何因果關聯。歷史無數次證明，當武力不足以捍衛財力的時候，”匹夫無罪，懷璧其罪”的戲碼就必然會上演。

清朝和日本原是難兄難弟，同是被歐美的堅船利炮踹開國門，經歷一番屈辱後，又都痛定思痛開啟維新模式。然而，維新結果卻大相徑庭：日本逆勢翻盤，成功趕上列強晉級賽的末班車，在十九世紀尾葉到二十世紀上半葉稱雄寰宇；相比下，清朝就沒那麼好運了，在外圍藩屬被接二連三拿下之後，作為東亞朝貢體系多米諾骨牌最後一張的清朝，終於淪為案板上任人宰割的魚肉，雖是龐然大物依舊，卻人人可欺。回顧歷史，強弩之末的清朝曾經也困獸猶鬥，但始終不能像日本那樣破除藩籬，形勢比人強，清朝維新失敗的大機率事件成為了必然事件。

晚期清朝，即便屢敗屢戰，依然固執著天朝上國的尊嚴，實在迫不得已才喊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口號。傲慢的表現引來淒涼的結局，著實可悲可嘆，一味歸咎於時任統治階級的昏聵既不客觀也不全面，追其原因，其實是個沉重的歷史包袱——中國，有源遠流長五千年文明史，赫赫揚揚兩千年帝國史，在大多數時間裡都是亞洲文明的執牛耳者，持續文化輸出，恥於文化輸入，即便已深入中國文化骨髓如佛教，也會時常因華夷之辯而造鞭撻攻擊。

面對化外強敵的突然來襲，且迅雷不及掩耳就吃下兩次敗仗，清朝雖舉朝震動，可朝野上下畢竟驕傲已久——天朝歷來都是他國學習的榜樣，學習他國並無先例，為何學的心理關口已然難過，更別提如何學的具體落實了。相比之下，還是吃敗仗更容易接受——兵法有云，勝敗乃兵家常事。清政府在不變法的情況下，透過啟用漢臣、引入西式槍械的方式，先後成功平定了國內太平天國、捻軍、西北叛亂。這種實質上屬於冷兵器戰爭中取得的勝利，給了清政府一種錯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模式完全可以走得通。

日本方面，則完全沒有歷史包袱拖累，對於島國而言偏安一隅不是安，生存始終是頭等大事。”黑船事件”讓日本充分認識到了和歐美的巨大落差。而對於落後捱打這件事該如何應對，日本人輕車熟路、有章可循。著名的大化改新，曾讓日本搬來唐朝先進禮儀制度，社會得以跨越式邁進一大步。時間到了十九世紀中葉，日本人救亡圖存的意識被再次啟用。

中期的清朝擁有遼闊的國土、萬億的國民，正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兩次慘敗的鴉片戰爭所帶來的割地賠款人口損失，之於大清王朝而言雖是戰敗，可崽賣爺田不心疼，加之家底豐厚遠沒到動搖根本的地步，別說一個小小的島嶼，大如一省三省清朝都割得起。清朝統治者幾代人換來的天朝上國美夢，難道會被兩場敗仗就打醒了？割地賠款的活動自咸豐朝開始便是清朝外交的一大課題，以至章太炎諷刺慈禧太后時寫道“五十割琉球，六十割臺灣，而今又割東三省，痛赤縣邦其益蹙，每逢萬壽祝疆無。”

日本沒有清朝那般可以揮霍的殷實祖宗基業，也沒有可以割地而不大損國力的廣袤國土。正因日本人沒有坐吃山空的資本，才不得不強化居安思危的求存思想。畢竟，對於日本來說，失敗一次，可能就是亡國亡種的毀滅性災難。

清朝的同治中興、洋務運動到後來雄心勃勃的戊戌變法失敗，其原因都歸於一點，清朝的改革實是為了保衛清政府的統治。清政府的統治建立在舊有的社會秩序之上，舉朝都是皇權制度下的利益共同體，牽一髮而動全身，難言大刀闊斧的深入改革。

好比練就一身好武藝，一方面是為了保衛自己不受欺負，一方面就是為欺負他人做準備。日本人明治維新目的有二，一是免於列強欺凌，二是窺伺中原。甲午戰爭之前，日本起釁挑起的中日戰爭有兩場：唐朝時的白江口之戰，明朝時的萬曆朝鮮戰爭。日本的對手分別是國勢上升期的唐朝，以及國力下行但餘威猶在的明朝。求仁得仁，領教過大國之威，日本都能消停幾百年。可問題是，雖然中國曆朝不曾視日本為主要對手，但日本對征戰中國總是心之念之。每次戰爭幾百年後，總會有人再次野心膨脹——明治維新就讓日本再次看到了機會，醞釀良久之後悍然開戰，而這次，日本的對手是國勢衰微的清朝。跨越一千多年，以小凌大的圖謀終於得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