愷撒發起了羅馬的內戰，他的敵對方是以龐培為最高指揮官的元老院，但在內戰剛開始，龐培和多數元老院貴族們卻一起逃離了羅馬。龐培逃離的原因是他們沒有想到愷撒會渡過盧比孔河，而且愷撒的軍隊勢如破竹，這更讓毫無準備的龐培只有逃離羅馬。

龐培的逃離讓羅馬的各個城市人心背離，而愷撒的軍威又讓這些城市都選擇歸順愷撒，而同時，愷撒因為這些歸順的人都是羅馬同胞，所以也都施以寬大政策，愷撒的做法也在百姓們心中留下了極好的印象。

愷撒與龐培的戰爭最終愷撒取得了勝利，龐培在失敗後逃往埃及，但戰敗的龐培又讓埃及當權者視為一個麻煩，於是，埃及人殺了龐培（公元前48年9月28日）。4天之後，愷撒追到了埃及，得知了龐培的死訊，自此，愷撒成為了羅馬內戰的勝利者。

內戰的勝利讓愷撒成為了羅馬的執政官，緊接著，愷撒肅清了逃往北非各地的龐培餘黨，鞏固了自己的權力，自此，愷撒結束了征服高盧、埃及、努米底亞的擴張戰爭，開始了對羅馬的統治。

其實，愷撒與龐培戰爭的實質是反元老院體制與維護元老院體制之間的戰爭，也就是說愷撒已經看出元老院體制已經不符合羅馬的當時的發展狀況，甚至是防礙了擴張戰爭之後羅馬的發展了。

羅馬的共和體制是以執政官、元老院、公民大會三方分權為基礎的政體，這種政體是一種集民主與集中於一體的政體，但隨著羅馬的擴張戰爭，更多的地區成為了羅馬的行省，羅馬的版圖快速擴張。

隨著越來越多的地區被征服和被羅馬化，也就出現了越來越多的人擁有了選舉權，而這種擁有選舉權人數激增的情況已絕對不符合羅馬最早的城邦民主政體，試想一下，按當時的交通、資訊狀況，各地區的選民是不可能參加所謂的公民大會的。

我們知道所謂的民主政治，就是國家的決策並不依賴於選民自身的知識和判斷，而是依賴於參與決策時的選民的數量，這種絕對的直接民主形式之前最典型案例的就是雅典人城邦制的失敗，所以，羅馬採取了民主與集中的寡頭政體。

而這種寡頭政體中的主角——元老院，其本身也越來越像一個龐大的官僚機構，比如，由600人組成的元老院機構，在治理國家時，常常是因為自己內部意見難以統一而不能保證統治的效率性，已喪失了最早成立時的機制功能。

同時，愷撒一直堅持認為元老院應該只是在解決國家治理過程中出現問題時，對執政官提出勸告及建議的機構，而不是國家執行的決策機構，所以，愷撒對所謂的擁有最高權力的“元老院最終勸告”這一傳統做法向來持反對意見。

所以，隨著羅馬自身的發展，羅馬的這種寡頭政體不論是從可操作性還是從實際情況都已經無法再像以前一樣發揮作用了。對於這一點，從之前的格拉古兄弟到現在的愷撒都看出了問題的存在。於是，愷撒開始考慮用帝制代替羅馬的共和制。

愷撒先將獨裁官這一危急時刻的特殊管理職位固定為常設職位，又以增加元老院席位的做法來弱化元老院的力量，還將形同虛設的國家最高機構——公民大會，改為了對獨裁官決議的追認機構，繼而又架空了護民官的職位權力。

這一系列的動作讓與愷撒共職的其他執政人員實質上都變成了愷撒的助手或下屬，當然，愷撒把羅馬的內在機制慢慢地拉向帝制的過程是循序漸進的，甚至可以說是表面上打著共和的旗幟，而實際卻做著帝制的事情。

同時，愷撒又從曆法、經濟、稅收、政府體系、國家建設、社會福利、對行省的統治政策等方面開始了一系列的改革，這一系列的改革體現出了愷撒的權力分立和權力集中的政治理念，即地方分權自治與中央集權統治並存的政體架構。

從公元前45年到前44年，愷撒獲得了元老院和公民大會授予的多項權威與特權，如被授予無任期限制的終身獨裁官、可以兼任執政官但座次高於執政官、擁有元老院首席發言權、擁有對公職人員的任免權、被尊為國父等，這些事實表明，愷撒已成為了事實上的帝王。

自此，羅馬在實質上已脫離了共和而走進了帝制，而對於當時的羅馬來說，疆域的不斷擴張，讓羅馬成為了一個多民族、多種信仰並存的龐大國體，而愷撒所構建的帝制政體，更適合於當時羅馬的境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