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遊牧民族匈奴的大軍騎著高頭大馬南下,侵擾西漢的上谷、漁陽兩地區,習慣性地進行燒殺搶掠,邊境官兵百姓共計千餘人被殺。
大將衛青、李息率領漢軍前往迎擊,把南下的匈奴軍打得人仰馬翻,潰不成軍,還俘虜了數千匈奴人,盡收河南(河套以南)、河套之地,隨後漢武帝設定了朔方(在今內蒙古)、五原二郡,牢牢地控制住了河套地區。
勇猛的漢軍征討四方
新設定的朔方成為了漢朝與匈奴對峙的重鎮,而營造朔方郡,是一項浩大的工程,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
為此,漢武帝不得不從中原地區遷徙10萬多人到邊境修築朔方新城,墾荒屯田,還命人修繕了秦代蒙恬所築的秦長城。
修築朔方新城期間,為了這10萬多人的口糧和所需物資,耗資十分巨大,漢朝政府簡直可以說是累計褲腰帶過日子,就連皇宮裡面也是生活拮据。
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大將軍衛青兩次出擊匈奴,殲敵萬餘人,著實為大漢狠狠地揚了國威,出了一口惡氣。
勝利,讓漢武帝十分高興。他拿出二十萬斤黃金犒賞漢軍,而且為了讓感化遊牧民族那顆無處安放的心感受一下大漢的溫暖,被俘的上萬匈奴人衣食住都由當地政府掏錢安排妥當。
將士封賞、軍鞋馬匹、糧食衣甲、安撫降眾……打贏了仗,老大開心,不管是誰,都是自家人的感覺,漢武帝想:大家都辛苦了,賞!
豪氣的漢武帝,在公元前156年即位,到公元前123年間,不到20年就耗盡了其爺爺劉恆及父親劉啟所開創的文景之治的國庫儲蓄,使大漢王朝陷入了“藏錢經耗,賦稅既竭,猶不足以奉戰士”的財政困難。
漢武帝
縱觀漢武帝在位期間,不辭辛勞開拓疆土,國威遠揚,東並朝鮮、南吞百越、西征大宛、北破匈奴……這一系列戰爭打下來,建立了空前遼闊的疆域,也奠定了中華疆域版圖基礎。但不可否認,取得如此大的歷史成就,除了人力物力充足,有錢才是根本。
那問題來了,漢武帝是怎麼解決在位期間出現的財政危機,造就了一個需要巨大財政支出的大漢帝國呢?
買賣爵位,以解燃眉之急
連年的征戰,將領帶回來的是勝利和喜悅。漢武帝豪爽的封賞,將士們很開心,但是國家財政也很受傷:鉅額的軍費開支以及開心就好的封賞,文景之治留下的家底,不到20年就被漢武帝花光了。
為了彌補財政缺口,漢武帝採用的是賣爵。錢穆先生曾說:朝廷賣爵,其性質亦略如近世國家之發行公債。
被突如其來的財政危機逼急了,漢武帝開始大規模賣爵,下詔設十一級武功爵,鼓勵民眾購買,而且明碼標價,童叟無欺,彷彿在吆喝“走過路過千萬別錯過……”,十一級武功爵是:
一級曰造士,二級曰閒輿衛,三級曰良士,四級曰元戎士,五級曰官首,六級曰秉鐸,七級曰千夫,八級曰樂卿,九級曰執戎,十級曰政戾庶長,十一級曰軍衛。
買了爵位,就相當於有了進入仕途的資格,“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即可以根據買的爵位高低不同,就能獲得相應的官職。買了爵位當了官的有錢人,自然想從官職上面把錢撈回來,在漢武帝時期,這絕對是穩賺不賠的生意。
有錢就能買爵位做官
雖僅漢武帝元朔六年,透過買賣爵位,漢朝政府的收入就達到30多萬斤的黃金,給前線打仗的戰士和匈奴戰俘帶了優厚的待遇,但是買賣爵位只是解了燃眉之急,卻並非常遠至今,甚至埋下了官僚系統腐敗的禍根。
貨幣制度改革
在漢朝初期,是允許民間和各諸侯國鑄造貨幣的。
開放的鑄幣權,確實使投入流通的貨幣量大大增加,但也摻雜著不少偷工減料的不足值貨幣,也就是“劣幣”,而且流通的物資並沒有隨之增加。這就導致了貨幣貶值,物價飛漲,甚至出現了一石米萬錢,一匹馬百金的局面。
早在漢武帝的爺爺漢文帝劉恆時期,賈誼就曾建議收回鑄幣權,而且要從源頭上禁止,嚴禁民間開採銅礦。他認為放任民間鑄幣有四個弊端:
一是有人偷偷摻用鉛、鐵鑄造不合格的“劣幣”;
二是劣幣增多,良幣減少,導致市場混亂;
三是農民棄耕而爭相採銅鑄幣,田園荒廢;
四是官府到處追捕盜鑄者,導致社會動盪不安。
但漢文帝卻想著,將鑄幣權收歸國有,就是與民爭利,不妥,所以未予採納。
到了後來,一些掌握鑄幣權的豪強地主權力日盛,甚至威脅中央。漢文帝時期發生的七國之亂,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為諸侯國可以在其封地採銅礦鑄錢,掌握了大量的貨幣,經濟實力強大,可與中央財政相匹敵,以至急於擴大統治勢力。
到了武帝時期,打仗更是家常便飯的事情,需要更多的錢來填補財政漏洞。
武帝身邊的大臣不停地支招,其中的一個建議讓他聽得耳朵都豎了起來,這個建議是張湯提出來的,他說:中央可以把鑄幣權完全收回來,控制金融市場,咱們想怎麼玩就怎麼玩,到時候朝廷就有大把大把的錢進來了。
漢武帝聽完,心想:中央政府壟斷鑄幣權,簡直是不二的斂財好辦法啊,這建議,中!
元狩四年(前119年),漢武帝按張湯的建議,推出了“白鹿皮幣”和“白金幣”,大刀闊斧地進行第一次貨幣改革。
白鹿皮幣,其實就是用皇家禁苑內的白鹿的皮製成的超級貨幣,並有紫色花紋裝飾。換言之,這種貨幣只有漢武帝才有權力製造,而他可以利用皇權,人為地操控其價值,定的價值是40萬錢。
價值40萬錢的漢朝“白鹿皮幣”
白鹿皮幣發行後,漢武帝就下令,以後諸侯朝貢或祭祀使用的玉璧,必須要花錢換成皮幣。一個玉璧價值幾千錢,而一張皮幣卻要賣40萬,簡直就是要搶錢的節奏啊!
皮幣,主要是對諸王侯的經濟掠奪,而“白金幣”,就是將經濟掠奪的手伸向了民間市場。
白金幣是漢武帝想透過貨幣價值的虛高來購取商人物資而採取的措施。由於白金幣的兌換率極不合理,一入市場就遭到抵制,而且民間也出現了大量的盜鑄現象,屢禁不止,導致市場混亂不堪。
元鼎二年(前115年),只用了5年的白金幣就支撐不下去了,漢武帝只好下令廢止,並赦免了幾十萬犯了盜鑄白金幣的死刑犯。
後來,主持第一次幣制改革的酷吏張湯因權力鬥爭而遭人誣陷,自殺而死。儼然成了爛攤子的貨幣改革的重擔落在了桑弘羊等一批新財政官員身上,而且貫徹落實了賈誼的貨幣改革思想。
桑弘羊等人認真吸取之前貨幣改革的失敗教訓,堅決地認為只有將鑄幣權徹底收歸中央,嚴禁任何形式的私鑄、盜鑄,才能緩解財政危機。
元鼎四年(前113年),漢武帝下令一概禁止郡國及私人鑄錢,而且將之前的鑄錢統統銷燬。同時,國家壟斷銅礦的所有權和鑄錢權,天下的錢幣全部由上林苑鑄造,命水衡都尉所屬的鐘官、辨銅、均輸三官負責,史稱“上林三官五銖”。
新的五銖錢推向市場 ,法定面值與實際價值相符,而且銅礦所有權被國家壟斷,民間私鑄已經無利可圖,看似很公平的市場流通貨幣。
出土的“上林三官五銖”貨幣
其實,中央壟斷貨幣,也就掌握了另一種獲得財政收入的直接方式。
上林三官五銖剛流通時量足質優,從漢武帝元鼎四年到漢平帝元始年間,西漢共鑄造了二百八十億萬枚五銖錢。歷史君算術不太好,但至少知道這個數字是確確實實的天文數字。
到了後期,不可避免的還是出現了政府鑄錢時偷工減料的情況,換句話說,就是皇帝以國家的名義造假。
試想一下,皇帝在鑄幣中摻入一半的假,就可以多造一倍的貨幣,即可以多買一倍的物資。可以說民間的財富,就這樣神不知鬼不覺地被“公平”的掩蓋下搜刮去了。
但漢武帝時期出現的這個五銖錢,卻是迄今為止,在中國歷史上流通最久的銅幣,直到唐初才被廢除改用開元通寶,共歷時七百多年,至今仍無其他貨幣可以超越。
在壟斷鑄幣權的同時,漢武帝還將鹽、鐵、酒這幾個利益最為豐厚的製造業,進而掌握國家的經濟命脈。
鹽、鐵是老百姓生活的必需品,《管子》曰:“十口之家,十人食鹽;百口之家,百人食鹽“,可見其擁有龐大而穩定的市場。據統計,漢武帝時期,鹽業被壟斷後貢獻了中央財政收入的一半。
為漢武帝掙錢的得力助手桑弘羊,為了擴大鹽鐵國家專營、整頓市場秩序,還推出了均輸、平準制度。說白了,就是漢武帝讓桑弘羊做大管家,以國家的名義做生意,透過均輸、平準制度,透過“就近去遠,就賤去貴”的原則,透過輾轉貿易,吃買賣的差價,“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則賣之,賤則 買之”,為皇帝創收的同時還起到了平抑物價的作用,一舉兩得。
可是,桑弘羊的鹽鐵國營改革,脫離不了其封建剝削的本質,使得國富民窮,百姓怨聲載道。
三十年後,全國60多名儒生來到漢朝國都,要與年邁古稀的桑弘羊辯論,抨擊桑弘羊關於鹽鐵國營的政策。可是他們只懂得滿口仁義道德,指著桑老頭子罵罵咧咧,桑弘羊如被審問的被告一般,接受儒生們的指責。
桑弘羊舌戰群儒,提出“桑弘羊之問”千古難題
指責過後,老頭子提出了在那個年代乃至今天都難以解答的“桑弘羊之問”,他說:
如果沒有國有經濟,大漢帝國如何解決財政危機,增加財政收入?我們拿什麼打仗?地方割據勢力膨脹怎麼辦?
此問一出,群儒默然,因為他們只看到了民間的苦,卻不知帝國的苦。
想方設法掠奪民間資產,充實財政
漢武帝嚐到了改革的甜頭,和支援改革的大臣們想方設法掠奪民間資產,增加財政收入,如實行算緡(mín)、告緡。
緡,就是穿銅線用的繩子。算緡,就是透過計算商人手中積蓄的財產,按實際數目徵收財產稅,充盈國庫。據記載是兩千錢須徵收一百二十錢的財產稅,也就是百分之六。
大漢的富商想著,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一個字:藏!
算緡令頒發後,富商們紛紛將自己財產藏起來,反正政策號召歸號召,富商們就是不響應。對於這種富商裝窮的行為,漢武帝很生氣,後果很嚴重。
算緡令的施行由大臣楊可主持。為了能夠將富商們隱匿的財產情況摸清,貫徹算緡令,他動員群眾力量,鼓勵全民舉報,提出凡是被舉報隱瞞不報或所報不實者,將抄沒其全部財產,並將一半財產當作獎勵給予告發者。
這與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階級鬥爭批鬥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很快,官府不斷接到舉報信,掀起了一股告發熱潮,簡直人人自危。
一些市井之徒、無賴遊民在金錢的誘惑下,為了能得到富商的那一半財產而幾近瘋狂地告發,一些腰纏萬貫的豪強富商,還沒來得及算清自己到底有多少財產就慘遭告發,被戴上刑具,抓緊監牢或押往邊疆充軍,財產全部被沒收,富裕的小康之家一夜回到解放前,跌入社會底層。
被髮配邊疆充軍
在算緡令從強行推行到不得不廢止的幾年裡,有人妻離子散,有人幸災樂禍,只有那些集官、商於一身的貴族才能倖免。大漢國庫豐盈了,但是百姓們卻付出了慘重的代價,只能勒緊褲腰帶過日子,勞動積極性被打擊得一落千丈。
這一系列的改革,最大的贏家自然只是漢武帝,他可以繼續揮霍著大量的錢財,東征西討,實現帝國的宏圖霸業,而且撈得一身好名聲,名垂千古。
漢武大帝遲來的懺悔
漢樂府詩裡有一首《戰城南》:
戰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烏可食。
為我謂烏:且為客豪!
野死諒不葬,腐肉安能去子逃?
連年的勝仗,卻不能給老百姓帶來好日子,諸如衛青、霍去病等將星所向披靡,帶來了看似安定的生活,卻只是帶來了哀鴻遍野,民生凋敝。
漢武帝后期,出現了“海內之士力耕不足糧餉,女子紡織不足衣服”的現象,這與漢武帝時期為實現斂財而施行的各種與民爭利的措施分不開。
晚年的漢武帝,帝國偉業已締造成型,但也意識到了自己的過失給百姓帶來的痛苦,併為之懺悔。
徵和四年(公元前89年),漢軍出兵西域,桑弘羊建議擴大輪臺(今新疆輪臺縣)屯田的規模,卻被漢武帝一票否決了,而且還頒發了“輪臺罪己詔”,罪己詔中提到:
曾經有人建議百姓每人增收賦稅三十錢作為邊防軍費,這會使老弱孤獨者困苦不堪。
這次派人去遙遠的輪臺開荒,更會使得天下人勞累,朕不忍心這麼做。
如今應該致力於禁止苛刻暴虐的政策,減輕對民間的剝削,使天下安定。
這與當年雷厲風行的漢武大帝態度截然相反。在人生即將走到盡頭的最後兩年裡,年邁的漢武帝終於放下了當年的執念,開始體恤黎民百姓的痛苦,卻似乎為時已晚。
漢武帝的“輪臺罪己詔”
漢武帝時期開啟的國家壟斷、政府幹預以充實財政的政策,被後來的歷朝歷代爭相效仿,在近兩千年的中華大地上不斷地迴圈反覆。
手段不一樣,目的卻是一致的。
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不能和諧相處,就不會有贏家,沒有人能笑到最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