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戊戌變法給垂垂老矣的大清王朝吹來了一絲清新氣象。然而常言道花無百日紅，如火如荼的維新運動也在百日之後，因慈禧太后為首的”守舊派”干預戛然而止。在大眾的普遍認知中，清朝振興的最後一個機會自此斷送。兩年之後的1900年，慈禧太后錯誤地倚靠義和團”扶清滅洋”，多有進退失據之舉，最終引來八國聯軍侵華，中國徹底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造成深重國難，史稱”庚子國變”。戊戌變法的歷史意義，也因其所處的時間點更加突出，成為了慈禧太后頑固守舊的鐵證，也成了人們普遍同情光緒帝的緣由。

然而，時至今日，越來越多的史料證明，慈禧太后的干預絕非毫無道理，光緒皇帝的維新也確實欠缺考量，歸結為一句話便是，欲速則不達。《三國演義》中，諸葛亮舌戰群儒時表達過觀點，”譬如人染沉痾，當先用糜粥以飲之，和藥以服之；待其腑臟調和，形體漸安，然後用肉食以補之，猛藥以治之：則病根盡去，人得全生也。若不待氣脈和緩，便投以猛藥厚味，欲求安保，誠為難矣”。1898年的清朝已然是病入膏肓、行將就木，在這種狀態下推進激進變法，很難說清朝之後的路在何方，究竟是會是浴火重生，還是會最終分崩離析。

當初，光緒皇帝眼見清朝山河日下，但受制於皇權旁落不能大施拳腳，只能默默籌謀維新變法。守得雲開見月明，光緒皇帝終於等來親政之日，奈何在他眼中舉朝竟無可用之人，全是一幫思想老朽的守舊派。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康有為等人的“公車上書”，讓他找到了孜孜以求的同道之人。一邊是苦於維新無人、摩拳擦掌已久的年輕皇帝，一邊是曾感慨懷才不遇、空有報國志的年輕人，雙方相見恨晚、一拍即合，覺得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轟轟烈烈的維新就此開始。

《論語·子路》有言，“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實表明，在儒家學說作為官方正統思想的時代，光緒皇帝一行人，竟然連引經據典地照搬照抄都不能活學活用。變法的目的雖是利國利民，但正常的邏輯下，第一步必然是統一朝廷上下思想，把維新的利弊公開來、將獎懲措施攤開來，貫徹到每一個朝廷官員，團結一切能夠團結的力量。然後，才是有條不紊地開展具體行動，唯有如此，方可把維新的阻力降到最小。假若後期有官員落實維新不利需要懲處，也能做到師出有名，以理服人。

戊戌變法中有一條”改革政府機構，裁撤冗官，任用維新人士”，然後便是年輕皇帝的雷霆手段，一眾曾經的朝廷樞紐大臣，還沒來得及做心理準備，就在一夜間被革職了。光緒皇帝在運用著手中皇權大殺四方的時候，可能並沒有考慮一件至關重要的事——他手裡的至高皇權正是建立在他所厭棄的守舊派官僚系統之上，兩者之間一榮俱榮、一損俱損。

倉促上馬的變法，讓光緒皇帝來不及團結到任何實權派的支援，就站到了清朝官僚體系的對立面。對於清朝官員來說，被裁撤的官員驚愕之餘，自然心有不滿，而更大的負面影響是，其官員雖尚未被裁撤，可也是兔死狐悲、心有慼慼。皇帝的維新舉動，無不在衝擊著他們舊有的權力秩序，尤其裁撤官員的舉動，堪比對朝廷的背叛。由此一點，戊戌變法策略失當引發的極大阻力可見一斑。最終，清朝官僚體系的修復機制被觸發，以慈禧太后為首的“守舊派”出面干預，制止了這場不確定性因素過高的維新，戊戌變法以失敗告終。

日本的情況，則簡單得多。古代，日本的朝政實權掌握在歷代幕府將軍的手裡，改朝換代也是將軍換姓。而號稱“萬世一系”的天皇在大多數時間裡都是統而不治的虛君，作為政治吉祥物的存在，吉祥物的“吉祥”只是修飾詞，重點落在“物”字，將軍不開心了，天皇可能連糧食都沒得吃。在明治維新之前，德川幕府作為守舊派勢力的代表，惹得天怒人怨，最終被維新派推翻，大政奉還於天皇。明治天皇上臺之時，已然是維新派當權，轟轟烈烈的倒幕運動，也讓變法的思想普及到了大眾之中。天皇明白自身權力的來源是維新派，作為維新派的代表要全力支援維新，於是日本國內形成了上下同心貫徹維新的合力。不得不承認，明治維新具備了天時地利人和，事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