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

董卓是漢末喪亂的核心人物，是擅行廢立、肆虐宮廷的暴君。在歷代史家筆下，基本都以“兇惡淫狠”的醜陋嘴臉出現。

比如《三國志》作者陳壽，便公開宣稱“董卓是信史時代的第一魔頭”。

董卓狼戾賊忍，暴虐不仁，自書契已來，殆未之有也。--《魏書 董卓傳》

如果求之諸書，會發現不論是三代以前、還是三代以後，比董氏更加兇殘惡毒的逆臣，絕不止一人，董卓還遠達不到“千古第一罪人”的地步。換言之，陳壽的評語，帶有比較明顯的時代色彩。

本文想透過考察董卓的諸多行事，來推導探究出其暴行背後的“演繹過程”，還原事件的本來面貌。

在此首先說明，董卓是無道罪臣，史有定論，我也深表贊同。本文絕非是替董卓翻案，而是覽其行事始末，確實事出有因。

因此我想跳出陳壽的評價，從中立視角，重新觀察董卓在洛陽的所作所為。

實際董卓在洛陽的一系列暴行，雖然大逆不道，但均有理論指導；並非純粹的喪心病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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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卓在中平六年（189）八月上洛，旋即廢黜何太后與少帝（劉辯），改立少帝異母弟獻帝（劉協）。此一節人所共知，這也是董卓最受詬病之處。

此處實際存在歷史原因。

因為靈帝臨終之際，確實存在過“改立太子”的爭議。

彼時靈帝欲改立幼子劉協為太子，並委託了權宦蹇碩為輔弼。由於蹇碩是西園軍“上軍校尉”，把持兵權，因此一度引發大將軍何進（少帝親舅）的憎惡，最終兵戎相見，蹇碩被殺。

六年，（靈）帝疾篤，屬（劉）協於蹇碩。碩既受遣詔，且素輕忌於進兄弟，及帝崩，碩時在內，欲先誅（何）進而立（劉）協。--《後漢書 何進傳》

何進兄妹是少帝的黨羽，而董太后（靈帝生母、何皇后婆婆）與侄子董重（驃騎將軍），則黨附陳留王（即獻帝）。

因此兩代外戚爭權，最終董重被何進逼殺，而董太后則被何後鴆死，天下譁然。

（何）進舉兵圍驃騎府，收董重，免官，自殺。（董）後憂怖，疾病暴崩。--《資治通鑑 漢紀五十一》

董重自殺，董太后暴死

董卓上洛後，自以為與董太后屬“同宗之親”，因此對逼殺董氏姑侄的何進兄妹，十分反感。

雖然董卓出身涼州隴西，而董太后家族出身冀州河間，但董卓依然認為與靈帝母家有“同姓之親”。

典型例證即董卓收留了董太后的侄子董承（就是“衣帶詔”那個董承），寵為腹心，乃至時人便混淆了董承的出身，還以為他是董卓的親戚。

近董公（即董卓）之強，明將軍目所見，內有王公以為內主，外有董旻、（董）承、（董）璜以為鯁毒。--《獻帝起居注》

（1）廢殺何後

董卓廢黜何太后的理由，相當冠冕堂皇。

因為少帝繼位後，何太后以太后身份垂簾聽政，而何進則招募四方英豪、欲逼使太后歸政。董卓恰恰是何進招募的外藩，因此廢黜太后、名正言順。

董卓逼殺何太后時，藉口其“逆姑婦之禮”，暗指何後鴆殺婆婆（董太后）。

皇太后（何太后）教無母儀，統政荒亂。永樂太后（董太后）暴崩，眾論惑焉。三綱之道，天地之紀，而乃有闕，罪之大者。--《獻帝起居注》

董卓還稱“永樂太后（董太后）暴死，天下疑惑，因此皇太后無母儀天下之資格”。實際是打著“為董太后報仇”的幌子。

（2）廢殺少帝

董卓廢少帝，是借用“霍光廢昌邑王”的路數。即所謂“廢昏立明”。

（董）卓乃奮首而言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所以為政。皇帝（劉辯）闇弱，不可以奉宗廟，為天下主。今欲依伊尹、霍光故事，更立陳留王（劉協）。”--《後漢書 董卓傳》

曹魏權臣司馬師廢齊王；東晉權臣桓溫廢司馬昱，也都是同樣藉口。

董卓廢少立獻

董卓之所以傾向陳留王劉協，是因為劉協是董太后養大的皇子，綽號“董侯”。天然博得了董卓的好感。

董太后自養（劉）協，號曰董侯。--《後漢書 皇后紀》

客觀評價，董卓廢黜何太后與少帝，改立靈帝幼子，不可視作純粹的逆舉。因為靈帝生前就屢次準備改立太子，且何太后殺董太后在先，何進召董卓在後，其行為邏輯是合理的。

董卓受詬病之處，主要在於殺害何後與少帝。如此則十分惡劣，與“伊尹放太甲、霍光廢昌邑”完全無關了。這也是他從“權臣”被定性為“逆臣”的直接原因。

董卓盜掘東漢諸帝墳陵、挖掘寶物，是歷史公案，甚至呂布亦積極參與其中。

但考察初始情形，可知盜墓並非純粹貪財，而是存在“洩私憤”的心理。

董卓最初盜掘的是漢靈帝的“文陵”，借何太后下葬的時機而搬取寶物。

及何後葬，開文陵（靈帝陵墓），（董）卓悉取藏中珍物。--《後漢書 董卓傳》

漢靈帝是冀州河間國人，而何太后則是荊州南陽人。只不過按照“妻死從夫”的陪葬傳統而合葬。

董卓對靈帝一貫厭惡，曾公開宣稱“每念靈帝，令人憤毒”。再加上他對何太后的反感，因此盜取文陵。

（董）卓議欲廢立，謂（袁）紹曰：“天下之主，宜得賢明，每念靈帝，令人憤毒。”--《後漢書 董卓傳》

董卓盜掘帝陵

值得注意的是，董卓最初的盜墓行為（189），並非暴力強拆，而是借“何後下葬，重新開陵”的機會。

換言之，其口號上是冠冕堂皇的，行為上則是偷偷摸摸的，並非大張旗鼓地作惡。

至於兩年之後（191），董卓與關東軍閥鏖戰失利，焚燬洛邑，西遷長安。搞得洛陽“二百里無復孑遺”，乃至呂布帶頭掘毀棺槨，搜刮寶物，那就是純粹的破罐子破摔、喪心病狂了。

（董）卓自屯留畢圭苑中，悉燒宮廟官府居家，二百里內無復孑遺。又使呂布發諸帝陵，及公卿已下冢墓，收其珍寶。--《後漢書 董卓傳》

因此，陳壽所謂的董氏上洛之初（189）便“盜墓毀陵”，難免言過其實。

從董卓“矯情忍性、擢拔群賢”的行為上看，他最初並非純粹的惡魔，確實曾嘗試過與士大夫共治天下。而真正的盜墓高潮、發生在兵敗洛陽（191）的前夜。

董卓在洛陽，攻殺社民（參與祭祀的民眾），是最受史家詬病的暴行。

實際此處另有蹊蹺。

按《後漢書 董卓傳》記載，卓軍至陽城，見民會於社下，遂殺之，掠奪婦女財物，懸首車軸，謊稱“大破賊人”。

（董）卓嘗遣軍至陽城，時人會於社下，悉令就斬之，駕其車重，載其婦女，以頭系車轅，歌呼而還。--《後漢書 董卓傳》

（卓軍）連軫而還洛，雲攻賊大獲，稱萬歲。--《魏書 董卓傳》

歷來史家與讀者，均把董卓“攻屠社民”看作令人髮指的醜行。實際並非如此。考察時間線索與事件位置，董卓的軍隊，確實存在“攻賊大獲”的可能。

先看時間。

“社”是祭祀土地神；“稷”是祭祀五穀神。後世將“社稷”合稱，引申為家國政權。

社每年兩次，春社與秋社。覽查《魏書六 董卓傳》可知，彼時是春社，即“二月社”。

（董卓）嘗遣軍到陽城。時適二月社，民各在其社下。--《魏書 董卓傳》

考慮到董卓上洛時間在中平六年（189）八月，而初平二年（191）四月已經離開洛陽；可知董卓軍隊攻殺社民，當在初平元年（190）或二年（191）的二月。

硍節恰在此處。

因為初平元年（190）正月，袁紹等軍閥已經在關東興兵，而初平二年（191）二月，關東軍勢力更加猖獗。

初平元年春正月，後將軍袁術、冀州牧韓馥、……濟北相鮑信同時俱起兵，眾各數萬，推（袁）紹為盟主。--《魏書 武帝紀》

一言蔽之，“二月社事件”的發生時間，是在關東兵起之後。

再看地點。

二月社的地點發生在陽城（豫州），恰好在洛陽以東。

既然初平元年（190）正月，關東已經興兵討伐洛陽；那二月時節，百姓早該闔門自守，甚至舉族搬遷；豈有“齊聚社下”的道理？

兵荒馬亂之際，不求自保反而聚眾祭祀，邏輯何在？須知，陽城東側不遠的潁川，即遭到董卓部將李傕的洗劫。

（董）卓遣李傕等出關東，所過虜略，至潁川、陳留而還。--《魏書 荀彧傳》

董卓用兵地點

洛陽是“兵衝形勝之地”，而陽城恰在其東側不遠。正月關東兵起，二月便有社民齊聚陽城；考慮到豫州刺史孔伷（陽城屬豫州）亦在“討董聯軍”之列，所謂的“祭祀土神”（二月社），只怕難以置信。

因此董卓派軍鎮壓，並號稱“攻賊大獲”，恐非虛言，而是確實如此。

只不過董卓名聲太壞，做過的暴行，也遠不止這一兩件。因此把他塑造為毫無人性、殺人取樂的惡魔，也合情合理。

而且隨著涼州集團的徹底覆滅，魏晉的官方史家（王沈、陳壽為代表）更沒必要替董卓說好話。

官修史本身就是政治的產物，秉承當朝的意志，傳播當朝的意識形態。像董卓這種臭名昭彰的人物，即使被塑造成惡貫滿盈的魔鬼，恐怕也不會有人探查真偽。

《論語》所謂“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歸焉”說的便是這個道理。

昔日子貢嘗言：紂王之惡，遠不如傳說般嚴重。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論語 子張》

其實看董卓之惡，也遠不似書文所載般暴虐。但無論是陳壽、王沈、王粲還是范曄，這群士人對“傷害了士族感情”的董卓，是絕不可能有半句好話的。

雖然董卓確實做過不少傷天害理的惡事，但行為初衷，遠不如史料記載般恐怖。無論是廢少立獻、盜掘帝陵、還是攻殺社民，實際都有邏輯可循。

廢少立獻是因為靈帝生前的改易儲君計劃、與何後專政又逼殺董後所致；另有“董侯”劉協的親善心理作祟。

至於盜掘文陵，最初是借合葬何太后的契機而暗中進行。

而最重要的暴行，即所謂“攻殺社民”，則大機率是鎮壓亂黨。從時間與地點來看，正月關東兵起，而二月齊聚陽城，實在太過怪異。恐怕並非社民，而是關東義軍。因此董卓遣軍隊鎮壓，並非殺人取樂的變態行為。

至於所謂的“奸亂宮人公主”，恐怕亦有誇大。

至於奸亂宮人公主。其（董卓）凶逆如此。--《魏書 董卓傳》

董卓奸亂宮闈

董卓“少遊羌胡、浸染夷風”是人所共知的事；但靈帝卒年不過三十三歲，早年又屢喪皇子，留下的公主僅一人可考（萬年公主），且記載散佚。

因此，董卓的亂行，恐怕主要集中在“奸亂宮人”（妃嬪、宮女）上。但是加上“奸亂公主”的罪行，無疑可以把董卓襯托得更加醜惡，於是史家也便不吝筆墨了。

董卓固然是梟雄惡霸，罪孽深重，事無可諱，合該遺臭萬年。但覽查諸書，推導串聯其原本面貌，可知，董卓之惡，亦不似史書記載般恐怖。

實際就是一個不守禮法的邊地軍閥，在東都洛陽妄圖專擅權柄，最終與士族反目，天下大亂的故事。

但在史家的理論構建下，如果說誰要為漢末晉初的百年喪亂（184-280）負起責任，那董卓無疑是最合適的人選。

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歸焉。豈獨商紂而已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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