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殷周王室的傳承
王國維先生被周人的文獻說服，認為周人文化背景與夏、商人都不同，所以周統治者廢除異族的古文明而形成了新的文明。這種看法在國內外歷史學界迄今為主流。可是本文細查傳世及出土文獻記載、殷末周初的考古資料的結果並非如此。本文認為各種史料一貫地表達，在殷周之際，西伯姬昌家族屬於殷商王族的氏家之一，是紂辛的親屬。
據傳世和出土文獻所載，孤竹國的墨胎氏屬於殷商王族的氏家之一，可是孤竹國和殷王家為親族的關係，乃幾百年的通婚基礎。同時文獻也描述姬氏周人與殷商王族有兩百餘年的通婚關係。所以在殷商制度中，周國的姬氏屬性應與孤竹國的墨胎氏相類，都屬於殷商王家的親族。
殷商時期具有父系、母系並重的雙嗣制度，這影響對先王的祭禮傳統。甲骨文明顯地揭示，參加祭祀先王禮的，有在位的王、多子和多生三種子孫後裔，“多子”是指先王的宗子，而“多生”是指女系後裔，所以其氏族不一，但同屬先祖所生的後裔，而有資格參加祭禮。
文王既為殷商國家諸侯之一，又屬先王所生的後裔，故有資格參加國家宗廟之禮。但據周原卜辭所載，文王不僅參加國家宗廟之禮、受胙，還親自主導祭祀成湯、大甲、武丁等先王之禮。以筆者淺見，這確實具有外交策略上的意圖，藉由親自主導先王之禮，西伯已開始強調自己繼承成湯的正統性。因此西伯祭祀成湯與祈求克殷的目的並無矛盾，文王認同大殷之祖，強調自己是受先王護祐的後裔，祈求祖先保祐他的王室，而非帝乙的王室。周王以祭禮團結商屬諸侯的策略，才能有成功的基礎。周文王向大甲求祐同時，也祭告於周地方的先伯或先母。
總而言之，雖然歷史傳統中一直強調商周異族、異源的概念，實際上卻有很多文獻都表達商周之間的親密性。對照出土資料，這其實才是史實留下的痕跡。商周王家雖然分屬不同的“氏”，建立了不同的朝代，但據殷商雙系制度兩者應屬同一族。周王家原是殷商上層貴族之一，其語言、信仰、文化都相同。甚至在古代的父母雙嗣制度中，周文武王和殷商王族有著共同的先祖。文武王時，周王家在諸侯間強調其承續成湯的正統性，並最終以此政策取代了殷商王室。對當時的周人來說，強調自己與殷商先王傳承的關係是有利的。
直至政變之後，新王朝開始進行改革，建立起新的政治系統，逐步進入新的歷史階段。或許是成王時期，才開始強調“既絀殷命”[1]確定崇拜文武的禮制，不再祭祀殷商先王，並強調周與殷商之間的區別。同時在嚴格確定父系繼嗣制後，不同氏族的親屬關係漸行漸遠。成康王之後，鑑於新的歷史情況，周人認為強調殷周異族，將更符合其政策目的，從而形成商周異族、異源、異氏、異姓的敘述傳統。昭穆王之後，王的諡號與殷王已不相同，這或許也反映出商周關係被逐步抹去的痕跡。
關於商周異族、異源的概念如何形成，目前仍缺乏資料。可是傳世與出土資料都能證明在商周之際，他們確實是同族的關係。伯夷叔齊故事中，周封伯不僅是“上謀而行貨”， 而且“殺伐以要利”。對此，周原甲骨文恰可為證。整理者曾提到：
周原卜辭中另有“伐蜀”、“克蜀”和微、崇等諸侯國的記載，亦反映了周和四周各國的關係及其施力的迅速增長。同時卜辭中出現的山川地名，如“密山”、“礿於洛”和征伐“密須國”等，說明文獻中周文王後期確實征伐了西北、西南的一些諸侯小國，“三分天下有其二”完全是歷史事實，這就為周武王聯合這些國家共同舉兵灰商奠定了基礎。[2]
可見，出土與傳世文獻資料確實可以互為補證。筆者以為，雖然傳世文獻強調的是周王朝與殷商區隔的意識形態，但傳世文獻也足以反映出，殷周實為同族，發動政變驅逐紂王的，是殷商自己的上層貴族。而且，周在出兵之前，即曾暗中策劃、佈置陰謀之網，“上謀而行貨”，“殺伐以要利”。這都是上層貴族政變的情形，在當時，這些上層貴族必然也是王室的親屬，系出同源。
二、從殷周政變背景讀宋微子開故事
筆者認為，《史記·宋微子世家》的故事，反映的也正是殷周政變時期，貴族之間“上謀而行貨”的情況。
歷來學者們多針對伯夷、叔齊的故事進行論辯，卻較少關注其與微子故事的關連性。說及微子開，一般常引用《論語·微子》“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3]之語，以及《尚書·微子》的告文。《史記·宋微子世家》也同樣強調微子的仁賢。但若不從道德，而從歷史的角度來讀這些文獻，微子的故事實可填補商周之際貴族內鬥的一些片段狀況。
《史記·宋微子世家》言：
微子開者，殷帝乙之首子而帝紂之庶兄也。紂既立，不明，淫亂於政，微子數諫，紂不聽。……微子度紂終不可諫，欲死之，及去。[4]
《呂氏春秋·仲冬紀·當務》解釋其兄弟矛盾的緣由：
紂之同母三人，其長曰微子啟，其次曰中衍，其次曰受德。受德乃紂也，甚少矣。紂母之生微子啟與中衍也尚為妾，已而為妻而生紂。紂之父、紂之母欲置微子啟以為太子，太史據法而爭之曰：“有妻之子，而不可置妾之子。”紂故為後。用法若此，不若無法。[5]
無論微子開是紂的庶兄或是同母之兄，兄弟間顯為敵對關係。武王和微子定下盟約，武王立都於中原之西，而中原東南之地則封給微子。中原之東南周口鹿邑縣有發現西周初期的大王墓，學者們認為，這應屬宋微子開家的墓葬。[6]此為所以考古發掘對傳世文獻記錄微子封於宋的旁證。
上引《呂氏春秋·季冬紀·誠廉》在敘述夷齊故事時，也特別提及微子：“又使保召公就微子開於共頭之下，而與之盟曰：‘世為長侯，守殷常祀，相奉桑林，宜私孟諸。’為三書同辭，血之以牲，埋一於共頭之下，皆以一歸。”[7]
《史記·宋微子世家》後有言：“周武王伐紂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于軍門，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8]清代梁玉繩認為這部分描述恐有誤：第一，微子不是亡國之子；第二，微子早已行遯，不在殷都內；第三，武王和微子早已定盟，並非武王克殷後，微子才與周聯盟。因此這應是描述亡國太子武庚的動作。[9]梁玉繩先生的修正應無誤。
武王克殷後，封給微子廣大的領土，但也給殷商太子武庚及其它殷家宗子封土和君位：“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武王封紂子武庚祿父以續殷祀，使管叔、蔡叔傅相之。武王既克殷，訪問箕子（紂親戚）。”[10]這樣的描述，並不像是完全消滅殷王家的政權，而更像是殷紂被兄弟（含同父宗兄弟和堂表兄弟）所殺，最後由周領導的聯盟取代了他的政權。無論是出土史料抑或這些故事的記載，對商周之際的描述往往不像兩個族群的爭鬥，反而更像國內貴族的政變。
政變之後，掌握權勢的新王朝乃重新安排政局，以符合新的時代需求，中國歷史逐步走向新的階段，但直至昭穆王后才可看出實際的改變。成王時期，武庚企圖再掌王權之事，使周王室更加隔離與商。《史記·宋微子世家》言：
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旦代行政當國。管、蔡疑之，乃與武庚作亂，欲襲成王、周公。周公既承成王命誅武庚，殺管叔，放蔡叔，乃命微子開代殷後，奉其先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國於宋。微子故能仁賢，乃代武庚。[11]
成王時期，貴族不斷抗爭，反抗周的姬氏貴族，希望殷王之子再度掌權，利用殷王的名義提高自己的權力。因此成王只能“既絀殷命”，讓抗爭的貴族失去其號召基礎。這是典型貴族間內鬥的情形。微子與紂辛原有所衝突，導致他不願支援其子武庚，反而成為周王可靠的夥伴。所以在周人的眼目中，微子“仁賢”。
微子的榮譽應源自周統治者的政治需求和周的正統性意識型態。周統治者不可能彰揚兩位行為異於微子並對周政權進行批判的人。伯夷、叔齊的榮譽源自政變受苦的百姓對政治人物觀察，表達無政策利益的價值觀。姬發政變時，紂辛的親兄、親子，皆曾參與其聯盟，接受姬發為王，並分得殷國之地。只有伯夷、叔齊恥之，遂餓死於首陽之下，以持守自己的淳性，因此受人佩服，尊為賢者。
三、周原政權中央的特殊性
雖然前文證明，殷周王室實為同一家族之關係，但這並不否定周原本土所形成之文化的獨特性。在新石器時代時期，寶雞地區的彩陶文明，北與甘肅馬家窯有文化來往，南則透過陳倉古道和褒斜古道，與漢江流域的大溪文化締結關係，因此，學界早已發現大溪彩陶文化與半坡彩陶文化間具有某種程度的來往。同時，雖然渭河匯流入黃河，水路交通便利，但早期渭河東遊的居住條件並不良好，三門峽和黃河中下游的資源貧瘠，因此寶雞先民前往河南西北角發展的情況並不踴躍。
直至青銅早期，因氣候變動、北方族群掠奪以及其它今日難以掌握瞭解的情況，渭河流域的彩陶文化沒落，先民或往其它地區流動，導致青銅早期時代的周原地區聚落遺址極少，根本不見古城遺址。直至將近殷商時期，周原遺址的數量才開始逐步增加。並且，若吾人從先周文化的涵蓋範圍來看，其與中原地區的交流關係，往往還不如透過陳倉古道和褒斜古道，從而與漢江流域及廣漢地區的文化交流來得頻繁。先周文化與新石器半坡和馬家窯文化的關聯並不多，期間似乎產生過文化斷層，但還是可以發現西南廣漢、漢中、丹江和鄂西北等地的文化，對此處文化發展的影響十分深刻，目前的先周與西周早期考古，已充分證明了這一點。例如位於陳倉古道上的國，與三星堆文明的關係十分密切，透過這些關係，三星堆的文化形象和技術對先周文明的亦十分有所影響，此外，寶雞出土的部分先周與西周初期的禮器，與殷商末期隨州羊子山鄂國的禮器相同，足證先周文明在與漢江流域的長期來往中，逐漸吸收了許多先進的技術。因此，周本土的文明亦不離長江中上游文明的影響。
不過，在先周文化中亦依然可見黃河北游下來的影響因素。據此，吾人可以推論先周文化的形成，乃是具有西北先戎與西南先蜀、先巴等不同文化之因素所融合而成。這與傳世文獻中所敘述的情況一致，從語言學的角度來看，從周時代起，語言便逐步吸收了藏族語言的特點，也反映了殷商之後政權中心與西邊山脈族群的關係。
根據以上資料，使我們初步推論出以下情況：某些西北掠奪者的族群，在殷商之前便已開始在寶雞地區定居，並利用南下的路線，與漢江及廣漢古文明發生交流。此族群在定居後，便從掠奪者的生活方式，逐步發展成以定居族群的經濟活動為主，其中包含了農耕和商業，並且學會了許多南方的技術，而成為南方的農耕文明、居於山上的族群以及草原族群之間的聯絡者，利用其地理位置發展商業。殷商末期的周國因掌握了通商要道而富強，並以此為始逐步擴充套件己方政權的勢力。
西周文明形成的情況與其它文明的關係，目前尚需要依靠考古發掘以增加研究的材料，不過，從初步觀察中，筆者提出推論如下：既然本人認為夏文明的中心在漢江下游（古名為夏水），那麼位於周原的文明，確實並非是從殷商繼承對夏的知識，反而是在殷商之前或同時，便已經透過自己的交通線，吸收了夏文明的精神、文化、技術，同時亦從同一管道得知了夏文明的神話歷史與傳說。只不過，殷商上古帝國建立後，殷商政權到達周原，將周原的族群納為屬國，並積累牧產、馬匹、礦物等西北及西南的資源。這便確定了周原在殷商帝國裡的重要性，並且促使黃河流域的交通線成為主要國道。殷商透過派遣“侯”統治周原，並與周原貴族通婚，逐漸將周原族群同化，周王室來源即於此。
由於上述原因，周王室成為殷商王室的旁系，因此當週室初掌握政權後，並不刻意否定其與殷商王室間的傳承關係。可是到了昭穆王時期，在新的政治情勢下，開始強調其自身與殷商無關的獨特性，並偽託與夏的傳承關係。西周晚期的周室掌握了記述文獻記錄的權利，因此將夏的歷史改寫成自身族群的前史，並隱藏了夏文明的地域範圍實際上就是周時期的楚地一事。造成後人誤解，以為夏的位置在黃河流域。然而，最近考古的發展皆顯示：中國境內的文明起源在長江流域；直至青銅時期，草原地帶才出現文明化的活動，但此文明的發展重點不是產業，而是戰爭。青銅早期時代，以黃河作為南北不同文明的邊界，直到接近殷商時代，黃河才逐步成為文明交通的要道，並形成了南北、東西集中的“中”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