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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的激進副手用25年,終明白文人政治下生存之道一文,我們講了富弼39歲便進入北宋統治核心圈,他的官職是樞密副使,主管對遼事務。他對以范仲淹為核心的“慶曆新政”非常支援,且比范仲淹激進得多。富弼認為只有以殺立威,才能降低對新政的阻礙。

對此,范仲淹勸導富弼:本朝素無殺大臣的案例,皇帝態度陰晴不定,你開了這個先例,那麼,我們的項上人頭也不知道什麼時候就沒了。

富弼對此並不在意。哪承想第二年“慶曆新政”失敗,范仲淹和富弼便都離開京城。在其後的歲月裡,富弼才逐漸明白范仲淹的眼光。

在北宋政壇失敗的一方往往去地方回爐,再過幾年或時機成熟後甚至可以重新成為“弄潮兒”。由此,政治鬥爭在那個時代永遠沒有徹底的輸家,對當時的政治人物來講:希望永遠都是存在的,這就使得所有人不會因此走上極端之路。

經過慶曆新政的政治鬥爭,富弼深刻地理解了自己的岳父晏殊。從而某種程度上成為了晏殊那樣的人。

晏殊、文彥博是北宋文人政治的兩大典範人物,晏殊更是在文學藝術領域創造了豐功偉績,在政治上又是“政壇不倒翁”,可以說是人生、未來兩不誤。那麼,晏殊依靠什麼獲得成功?

北宋文人政治生存典範晏殊

宋代創造了中國古代文化的巔峰狀態,但與漢賦唐詩相比,宋詞多的是兒女情長、纏綿悱惻,雖有蘇軾、陸游也不過填補而已,宋人給人的形象更多的是柔弱。同時,宋詞代表的也是該朝代的總體文人狀態、民族精神。明清比宋朝更世俗(請注意在此段“俗”字有褒貶意思,但除了“三俗”這個詞外其他都是“中性”,也就是“俗”只是百姓作為人的本能心理),甚至有了三俗味道,但因為文人沒有大規模加入,明清特別是清朝的“媚俗”並沒有讓人有宋之文弱、假正經假紳士的味道。

對於宋詞不再贅述,在宋仁宗極盛下的個人與天下:柳永、晏殊、范仲淹一文中,我談了對宋詞的一些看法,也有一些宋詞宋詩展現,本文探究的是歷史而非文學,有興趣的朋友可自行查閱該文。

晏殊生於宋太宗淳化二年(991年),卒於仁宗至和二年(1055年),享年64週歲,在高壽的仁宗一朝算是“年輕”了。富弼生於1004年,卒於1083年,壽高79歲。富弼比岳父小了13歲。

晏殊在15歲時以“神童”身份被宋真宗看中,讓其對太子趙禎進行教導,在這個意義上,晏殊也算是“帝王之師”。

過去我們評價晏殊的一生是“政治平庸、文學貢獻高大”,具體地說就是:在政治上他亦步亦趨地緊跟“老大”(宋真宗、劉太后、宋仁宗),追隨、巴結呂夷簡的一生,幾乎沒幹過什麼驚天地、泣鬼神的大事兒。在文學上,特別是宋朝詞學的貢獻非常大,這也是我挑選三位文人“柳永、晏殊、范仲淹”的根本原因。

但近年來,對晏殊在政治上的作為的評價上,有許多人都在給他叫屈。說他功勞很大,大到“無邊無沿”。

其一:提拔了許多後輩響噹噹的人物,例如范仲淹、歐陽修、王安石等人。

其二:他是“慶曆新政”的總後臺,上述三人中的范仲淹、歐陽修,自己的女婿富弼等人都是“新政”的中堅力量。而他也在政治上對他們多有袒護,雖然,在與呂夷簡等守舊派大臣通訊、交談中大罵歐陽修等人,但那是“小罵大幫忙”。這種人似乎歷史上並不鮮見,明朝最有名的關鍵人物就是徐階。

其三:晏殊在政治上做過很大貢獻,例如要求劉太后“垂簾聽政”、要求劉太后儘快退休讓位給宋仁宗等等,這些在當時的政治上都起到了推進作用。

其實,人嘴兩張皮,通過歷史資料(包括正史、私人日記、野說等),我們確實也可以認為晏殊在政治上是比較有作為的。但是,不要忘了,晏殊、徐階這樣的人,我們經常稱其為“官場老油條”,其特徵是:善於觀察風向,選好了誰是老大,那就跟著老大走,永遠是對的。

老大說煤球是白的,我絕不說煤球是黑的,老大“指鹿為馬”我絕不“指鹿為鹿”。這種人其實已經深諳“文人政治”的生存前提。

文人政治第一招:永遠跟著老大變,老大換表演就開始

跟著老大走,永遠不吃虧。是非忠奸、善惡美醜都可以暫時放棄,但是非忠奸的正反標準、例證我都留著,以備新的老大我好繼續吃香的喝辣的。

上個老大說“石油是白的”,那麼我就得跟著說為什麼是白的。換個老大來又說“石油是黑的”,那麼,我就得把先前準備好的“黑色的石油”拿上來,再痛哭流涕地說自己當年是多麼得委曲求全,多麼得費勁心機,才把這些證據留下來,有待明君日後翻案時好有證據。

您看,前後、裡外,老油條們都是忠奸善惡非常明顯的忠臣、好人!

但問題是,後來的老大都很吃這一套,後來的人也很享受這一套。為什麼?官場老油條們都是有實力、有隊伍的人,輕易不能動。既然鍋是前任來背,自己永遠是更正確的人。那麼,誰沒事兒找事兒呢?

再加上封建社會的皇帝、老大(權臣)會每隔幾年、十幾年大多會玩兒完。按照晏殊、徐階的從政時間,那得來回跟著變。可二人的命兒比較好,宋仁宗、嘉靖的當政時間比較長,二人的“變色”次數相對不多。否則,他們和馮道也就沒啥區別。

但問題是,“慶曆新政”時的富弼可不是這樣的人,他是真想感謝大事、實事兒。富弼比較激進,在“慶曆新政”中他對范仲淹都有意見,覺得他“保守、患得患失”更不要說自己的這位“油條岳父”了。

由此爆發了富弼大罵岳父事件。

富弼大罵岳父事件

1042年,遼國藉著宋夏戰爭的機會,要求宋國把之前北漢的屬地交還給遼國,同時又指責宋國違盟。宋仁宗等人大驚,富弼授命接待遼國使臣、出使遼國。最終,富弼與遼國商定了協議後,回宋彙報探討協議文字。

問題出來了,“慶曆新政”的最大阻力守舊派宰相呂夷簡,偷偷地把富弼寫好的與遼協議給改了一些。先行赴遼的富弼(先走等協議文字謄抄、走完程式後再去追他),接到協議後開啟一看,勃然大怒。

富弼立刻半路轉身,回到京城後就去找宋仁宗告呂夷簡的狀,那時的他,是真的希望藉著呂夷簡寫錯字的機會扳倒他。

正在富弼激烈地指責呂夷簡的時候,岳父晏殊竟然跑出來打圓場,說呂夷簡乃是無心之誤。富弼一聽指著岳父的鼻子、當著宋仁宗和呂夷簡的面兒罵道:晏殊!你這個佞臣賊子,你和呂夷簡結成“朋黨”禍害天下!

富弼可真夠激進的,雖然這是情急之下的激烈言辭,但這句話可是帶有很大殺傷力的話。在宋朝,你說什麼都行,千萬別說某人結黨,北宋的皇帝特別是宋仁宗最防備、最小心的就是“朋黨”,富弼一句你和宰相呂夷簡結成朋黨,這不是要岳父的命嘛。

當晚富弼連家也沒回。也不知道是工作緊急,還是回家怕被老婆拿著平底鍋砸。

我們將此時的富弼,與作為保守派的總代表對司馬光變法激烈反對的富弼聯絡起來的話,我們會用什麼話評價?

長江水後浪推前浪,前浪拍在沙灘上。

為啥?人的歲數一大,好日子過得一長,人們就不希望改變了。人之所以由激進變保守,大體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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