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86年，北宋朝堂正展開一場激烈的爭辯，蘇軾和司馬光臉紅脖子粗，怒目對視。登基不久的宋哲宗，最終還是站在了宰相司馬光這邊，氣得蘇軾回家後直呼“司馬牛！司馬牛！”

司馬牛，本是孔子的弟子，但蘇軾說的“司馬牛”，卻是在罵司馬光脾氣倔強、有如犟牛。

蘇軾和司馬光的關係一直十分融洽，兩人也是政治盟友，而且司馬光還是提拔蘇軾的仕途前輩。

公元1069年，司馬光就推薦蘇軾為諫官；後來，為了讓蘇軾得到重用，他還給神宗上書，承認自己“敢言不如蘇軾”。

兩人常常以節義互勉，不僅情同師徒，而且以文友相稱。可是，重新回到朝堂的蘇軾卻發現，現在的司馬光讓他覺得越來越陌生。

那麼，兩人到底在為什麼而辯，竟讓蘇軾不顧斯文諷刺前輩呢？

兩人在朝堂上爭辯的是：要不要全面廢除王安石的新法？

王安石變法中爭議最大的部分是“免役法”和“青苗法”，由於設計不周全、執行有偏差，遭到上到士子大夫、下到黎民百姓的反對。但是，並非說這兩個變法的內容全部不可取。

蘇軾認為，這些變法中的有益部分應該保留。比如“青苗法”應只廢除強攤硬派的執行部分，扶助百姓商人的貸款部分可有保留；比如“免役法”應保留朝廷出錢僱人部分，不能一杆子都打死。

可是，司馬光則以“變法體系設計不健全”為由，全盤否決了新法。這讓蘇軾大為光火，原本對變法持公允態度的司馬光，回到朝堂後竟然變得剛愎自用，令他十分痛惜。

蘇軾是個一心為公的人，他與王安石惺惺相惜，也十分佩服王安石變法的勇氣，但也堅決反對新法中不合理的部分。只要是為國為民的新法，他也全力支援，所以，他才會和自己的仕途引路人司馬光槓上！

和蘇軾大吵一頓後，司馬光回家後也在反思全面廢除新法的利弊。可就在此時，一個訊息又堅定了他廢除新法的信心！

當時，任職開封府的蔡京極擅鑽營。

當他聽說司馬光為了廢除“免役法”而跟蘇軾大吵一頓時，靈機一動，在5日內誘惑數千百姓充“差役”，並鼓動百姓告狀，引起全城轟動。

司馬光聽聞後，把蔡京召開問個詳細。蔡京不愧為未來的“奸相”，不僅口才了得、貌似忠良，而且演技超流、繪聲繪色。司馬光看了蔡京痛心疾首的表演後，不由感慨說：“使人人奉法如京，何不可行之有？”

被蔡京騙了的司馬光，當即下令全面廢除新法！

此時的司馬光，在朝內的黨派鬥爭和撰寫《資治通鑑》中幾乎耗盡了精氣神，已經不復以前看人處事的高瞻遠矚。

所以，他輕信了蔡京，併為蔡京上位提供了重要的仕途階梯。

聽聞司馬光全面廢除了新法，蘇軾急匆匆去到司馬光家中，欲親自與之辯論，不料卻吃了閉門羹！

此時的司馬光已油盡燈枯，即將不久於人世。

2個月後，司馬光因病去世，蘇軾作祭文哀呼：“嗚呼，百世一人，千載一時！”

司馬光與蘇軾都代表著“保守派”的良心，二人反對新法皆出自公心。可惜，司馬光為了在有生之年祛除新法中的弊端，操之過急，且被小人矇蔽，全面廢除了新法。

蘇軾素來對司馬光十分敬仰，卻對他晚年執意廢除新法很不滿。直到司馬光在很短的時間內因病去世，他才恍然大悟這位引路人兼老友的迫不及待。

因此，司馬光去世後，他連作三篇祭文，沉痛哀悼。

近代以來，王安石都被視為“變法派”的正面人物。

但是，《宋史》卻把王安石列入“奸臣傳”，原因在於他不聽他人的意見，剛愎武斷，一旦有人反對新法就直接打壓，導致新法在執行過程中完全變了樣。

而從一時的歷史軌跡來看，王安石的變法也確實損壞了宋皇族“與士子大夫共天下”的執政體系，廢除臺諫制，把“黨爭”推向激烈化、明面化，為北宋的覆滅埋下了隱患。

不過，列寧曾在其1906年的著作中說：“王安石是11世紀偉大的改革家！”

這一論點對近代國人的影響是深遠且直接的，在是非分明和改變舊世界的思想引導下，王安石就成了絕對的正面人物，而司馬光則成了反對變革的奸臣！

可是，蘇軾的為人、性情和理政能力又是有目共睹的，他對司馬光“百世一人”的評價，無論怎麼看都不像是阿諛奉承之言。

因此，歷代讚許司馬光的名人基本截止到清末。此後，就少有卓著影響力的名人評價司馬光了，這裡面的緣由不言自明。

不過，歷史畢竟是歷史，讀過《資治通鑑》的人對司馬光的敬仰作不得假，這裡面不僅浸透了司馬光的執政理念、為國為家的良知，還給後人提供了一面公正評價歷史的鏡子。如此偉大的政治家、史學家、文學家，怎麼會昏聵地直接反對變法呢？

司馬光去世後不久，因為看不慣“保守派”的腐朽，蘇軾請辭外調。高太后去世，哲宗正式執政，因為身上披著“保守派”的外衣，蘇軾再次踏上了貶謫之路。

直到宋徽宗繼位，蔡京逐漸掌權，蘇軾都沒有回過朝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