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讓人印象最深的是什麼？

是繁榮的市井文化與商品經濟，還是爭相鬥豔的詩詞盛況？亦或是積貧積弱被異族吊打的屈辱？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回答。陳寅恪曾說“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

既然是登峰造極之時，那宋朝的衰敗又是從何時開始，又有何跡象呢？面對王朝困境，滿朝文人志士又是如何應對的？

如果你問王安石，他會堅定地說唯有改革才能富國強兵；若是問宋神宗，想必他的答案也是開疆拓土、大刀闊斧的改革。

而司馬光，他心中的政治圖景無關疆土，無關國家富庶，他想的是廣開言路，是政治清明，是普天之下的老百姓能過上安穩的好日子。

而在北京大學趙冬梅教授看來，歷史並非無跡可尋，從1063年宋英宗即位，到1086年宋哲宗初年司馬光離世，這二十四年間，宋朝政治由盛轉衰，堪稱“大宋之變”，政論相爭，加速了大宋王朝滅亡的腳步。

在《大宋之變》一書中，作者以司馬光的個人經歷貫穿始末，從濮議之爭到王安石變法，最後以司馬相業結尾，在歷史發展的洪流之中，司馬光從前臺退居幕後，最後又被推到執政中心的地位，這其中，他的失意與憤慨，得志與忐忑，都被賦予了宋王朝轉折行進的標誌性意義。

本書以人物為主角，輔之以重要歷史事件的敘述方式，以及細緻典雅的文字功底，再現了當時韓琦、王安石、司馬光、蘇軾等文人政治家在大變局中的抗爭與博弈。那些知識分子的榮光與屈辱，他們的政治抱負，都暗含了大宋王朝衰落的真相與無奈。

01 風起溥儀之爭，諫官司馬光明升暗降

宋仁宗晚年，無子的陰影始終籠罩著他，作為皇帝，他心有不甘。若是註定沒有兒子，那麼他就只能將皇位傳給別人的兒子。這個別人的兒子，就是當時的趙宗實，後來的趙曙宋英宗。

宋仁宗47歲時那年突發中風，雖然最後沒有生命危險，但是連續好幾個月都沒辦法處理政務。這次變故將王朝後繼無人的危機暴露無遺，人心惶惶，大臣們紛紛上書勸說宋仁宗儘快確立繼承人。

這其中，便有時任幷州通判的司馬光。正如范仲淹說過的“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 ，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身居要職時，司馬光心中想的是百姓疾苦，盡力不去叨擾百姓；位卑之時，他則時刻關注皇帝的動向，提出自己的見解。

立儲關乎社稷安定，這句話可不是空穴來風。戰國時期魏武侯去世時，沒有確立太子，他的兒子魏罃與公中緩爭奪王位，致使國家大亂，藉此之際，韓國與趙國差點就把魏國給瓜分了。

司馬光在《資治通鑑》中說“君終，無適子，其國可破也。”也就是說，如果國君死的時候沒有繼承人，國家就會被擊破。

《資治通鑑》耗盡了司馬光一生的心血，司馬光的觀點正是可以透過其中諸多“臣光曰”的部分來一探究竟。透過魏武侯的故事，不難看出，司馬光對於選定繼承人的重視程度。

宋仁宗又如何不知道呢？可是，皇帝並非聖人，心底的不甘心讓他一拖再拖，直到臨死前七個月，宋仁宗才正式將趙宗實過繼為皇子，卻再沒有更進一步立他為皇太子。

宋仁宗的猶疑不決，對於趙宗實又何嘗不是一種折磨呢？備胎皇子的身份，讓後來的英宗長久處於壓抑忐忑的精神狀態中，也為後來的濮議之爭埋下了伏筆。

宋英宗大權在握後，就開始發起了對於自己親生父親也就是濮王的名義之戰，是稱呼父親，還是皇伯呢？

孔子曾經說過，想要治理國家，第一件事就是“正乎名”，名正言順才能談君臣父子，才能建立朝綱秩序。

既然趙宗實是過繼給宋仁宗才繼承的皇位，按照儒家禮儀，他就不能再尊濮王為父。因此，關於濮王稱謂的爭論，在當時的社會情境來看，更多的關乎社會正義與禮義，以及皇權與現有秩序的爭鬥。

當時的司馬光，自然是捍衛傳統，是“皇伯派”的核心人物。而另一方，則是以韓琦、歐陽修為首的“皇考派”。

兩方相爭，宋英宗靜觀其變了嗎？並沒有，他沉默有力地將皇伯派的人一一拿走，或罷免，或升遷，總之將他們調離臺諫職位。司馬光也受到了同樣的待遇，他被升為龍圖閣直學士，同時也免去了諫官的職務。

曾經與皇帝、宰相鼎足而立的輿論監督機構，在宋英宗的操作之下，變成了空架子。這場長達一年多的爭論結束後，宋英宗得以稱呼濮王為父親。

皇帝的個人心意實現了，可是，作為帝國的統治者，他也逐步背離了克己復禮的道德典範，個人意志凌駕於制度之上，這究竟是福還是禍呢？

在爭論過程中，臺諫與宰相相互攻擊，無形之中制約皇權的臺諫制度搖搖欲墜，膽敢發出不同聲音的人都被趕出政治中心。從前的政治寬容逐漸變成歷史。

沒有制約的皇權會有多麼可怕？宋英宗小試牛刀，卻為後來的王朝走向奠定了基調。接下來，宋神宗登基之後，愈發地偏離宋朝初期廣開言路的傳統，也就在皇權集中的路上越走越遠。

02 被選中的王安石，將宋王朝帶向何方？

王安石面見宋神宗後，兩人的心志有多麼契合呢？宋神宗說道“朕須以政事煩卿”，王安石回答說“固願助陛下有所為”。

王安石基層工作經驗豐富，在實戰中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理論體系。對於宋朝當時積貧積弱的局勢有獨特的解決思路，這些，都是宋神宗之前未曾瞭解過的。

可以說，時勢造就了王安石，他和宋神宗的契合並非偶然。何以見得呢？

戰國時期，魏武侯在位時，任田文為宰相，吳起心中不服。吳起找到田文，就開始質問起來，論帶兵打仗，論治理百姓讓民眾安居樂業，論駐守邊關震懾鄰國，這些哪一樣你田文比得上我？

田文就說道“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時，屬之子乎？屬之我乎？”吳起沉默良久，終於承認田文更合適。

這就是時勢的力量，很多在後人看來不甚合理的事情，如果放到特定的情景下，便能看出來其中的合理性。

大宋王朝到了宋神宗這裡，有一個百年無事的論斷，說大宋朝是“三代以來，治平之世，未有若今之盛也”。

可是，真的是如此完美的太平盛世嗎？宋神宗在這個問題背後，清醒地看到了國庫虛空、官僚隊伍臃腫與軍隊冗餘低效的問題，這個年輕的皇帝想要改變，想要大有為。

那王安石怎麼說的呢？他在《百年無事札子》裡從思想、人才選拔、官吏考核、政府不作為等方面詳細分析了原因，而且，他還丟擲了理財無方才會導致財政困難的論斷。所有這些，都吸引著宋神宗去追隨。

王安石的理論深得宋神宗之心，可是，要想皇帝堅定不移地推行改革，那就必須要激發皇帝內心的意志，讓他感覺到這一切都是自己想要去做的，而非聽從了王安石的安排。

於是，王安石沒有急於開展改革措施，而是先為神宗講學。如此一來，大有將皇帝收為學生之勢，事實證明，神宗確實是王安石教出來的好學生。

轟轟烈烈的王安石變法開始了，反對的聲音不絕於耳。面對別人的質疑與抨擊，王安石用雷霆手段排除異己，哪怕是宋神宗本人想要啟用青年才俊蘇軾，讓他到宰相府工作，王安石都會因蘇軾政見不同而拒絕。

他甚至為了應對拿祖宗條理來約束皇帝的人，堅定神宗變法的決心，提出了在位皇帝就是祖宗的說法，原話是“以上身即是以祖宗為限斷也！”

當年商鞅變法的時候，對秦孝公說的一番話，大概就是那時王安石心中所想。商鞅曾說“夫民不可以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是以聖人苟可以強國，不法其故。”

不需要跟他們解釋過程，等到成果出現的時候，他們自然就會滿足，想要成就大事業的人不需要與太多的人商量，聖賢的人只要能夠使國家強盛，不必要固守傳統。

王安石就是這樣做的，堅定推行變法，不允許提出反對意見。他在國家層面變法，雖有為國斂財之嫌，卻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利於農業生產。

只是，任何一項法規都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只有不斷修正才有可能臻於成熟。而且，在政策推行過程中更是失之毫厘謬以千里，執行者稍一用力過猛就會事與願違。

剛愎自用的王安石怎麼肯承認這些呢，或者說他明知會有偏差，也要儘快推廣開來，面對年輕的皇帝，他心中並無十分的把握，反對派的呼聲越來越高，皇帝能堅持多久？

同樣以迅雷之勢展開變法的商鞅成功了，秦孝公性格堅毅，一心想要奮發圖強，民眾尚未如此開化，政府的官僚系統與體系尚未如此完備，在那樣的情況下，商鞅不允許反對的作風是奏效的。

影視劇中商鞅

可是，宋朝是怎樣的朝代啊，完備的臺諫制度，異論相攪的朝廷風氣，士大夫的政治參與度也格外高漲，這樣的社會環境下施行高壓的政策，如何能真正封住人們的口呢？

伴隨著宋神宗的去世，王安石變法也宣告結束。可是，這一切真的結束了嗎？長達十六年的變法新政，豈是一朝一夕就能改變的。

03 司馬相公，如黃葉般飄搖在烈風中

韓琦曾上書抨擊青苗法，說青苗法是打著利民旗號的斂財利器。正如作者在書中所說，韓琦可是英宗神宗兩朝的定策元勳，公忠體國的老臣，別人說青苗法不好，神宗未必入耳，可韓琦一道奏疏，就真的讓宋神宗生出了動搖之心。

王安石怎能服氣？他乾脆告病回家，擺出強硬的姿態，想讓宋神宗就範。

就在此時，宋神宗釋出了司馬光的樞密副使任命，不僅嚴格按照制度釋出誥敕，還派了心腹宦官去司馬光府上督促他就職。

皇帝真的要回心轉意了嗎？還是說他想讓司馬光牽制王安石，讓變法過程更加平和？與此同時，面對皇帝的主動示好，司馬光會怎麼做呢？

司馬光連上六道奏札堅決推辭，他看清了皇帝的用意，用他只是對於王安石的掣肘，而非真心要改弦更張。於是，他用自己的政治前途來賭皇帝的抉擇。

影視劇中司馬光

韓琦派人勸說司馬光接受任命，妥協未嘗不是一種解決措施，在平衡中求得和解，或許是最優選項。

可是司馬光依然沒有接受，他的書生意氣，執拗耿直，讓他無法接受宋神宗的安排。

這也難怪，司馬光大部分時間都是從事批評進諫的工作，缺少政治實務的鍛鍊。他有高蹈的政治理想，卻沒有豐富的實戰經驗。

如果用結構化戰略思維來分析的話，司馬光可以稱得上是一個典型的反面教材。面對困難，他空有一顆愛民之心，提出的多數解決措施大而空，卻無切實可行的方案，無法落地執行的政策，不能解決問題，自然就算不上好政策，這就是以解決問題為導向的結構化戰略思維的大忌。

宋哲宗即位後，高太皇太后垂簾聽政，起用司馬光，廢除王安石變法。而司馬光病榻上的一道札子，竟被當成了役法改革詔書下發全國，這其中又有何玄機呢？

更改政令的詔書，先不說下發流程的完備問題，單是實施細則的缺失，勢必就會造成無法執行的困惑。

最初，司馬光曾請戶部尚書曾布主持修訂廢除免疫法的實施細則，可是曾布卻毫不猶豫地拒絕了這一工作職責份內的要求，還說當初是他制定了免疫法的法令，如果再讓他主動去推翻，那就是出爾反爾，決不可這樣做。

完備的制度實施細則都無人起草，司馬光陣營人才的匱乏居然到了如此地步，同時，作為領導者，司馬光的組織排程能力之差也可見一斑。

這種現狀並不全是司馬光個人的問題，他已經遠離政壇十五年了，潛心修書的他，對於這個風雲暗湧的政壇已然十分陌生。更何況，司馬光從來就不是一個成熟的政治家，他的人設更像是一個正直的學者。

面對複雜的局勢，新舊兩派的爭端與清算，身體狀況每況愈下的司馬光感到了力不從心，深感自己“如黃葉在烈風中”。

反對派沒有太多的時間可以清算變法派，宋哲宗親政後，又開始起用變法人員，一切人員都被重新安排，無論活著的還是死去的。

大宋王朝在搖擺之間，與變法的初心越走越遠，與國富民強越走越遠，最終在無休止的派別爭鬥中，慢慢走向了覆亡。

寫在最後：

王安石本是秉持一顆救國利民之心，想要追求正義的結果，卻選擇了不甚正義的道路。

他急功近利，蔑視傳統，大肆破壞，任人唯才的作風將宋朝辛辛苦苦營造出來的政治風氣打擊殆盡。

他培養出來的官吏政治素質過硬，執行能力一流，佼佼者當屬章惇之流，只是這樣的官吏卻目光短淺，惟考核為準繩，置老百姓於不顧。

司馬光過於剛直，卻疏於具體事務的處理，空談終究無法救國，他的政治理想，也只有留待後人去實現了。

若是能夠有一個睿智的皇帝，將司馬光的正直與王安石的政治能力相結合，相得益彰，或許，大宋的命運將是另一種可能。

然而歷史沒有如果，當政治立場勝過是非二字，當國家機器變成了打擊報復的利刃，這樣的國家，如何能不日漸損耗？又何談王朝中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