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元二年夏，唐軍內部發生了一次重大人事變動——郭子儀被解除指揮權，代之以河東節度使李光弼。關於引起這一變動的原因，《資治通鑑 唐紀三十七》乾元二年六月條這樣說：

觀軍容使魚朝恩惡郭子儀，因其敗，短之於上。秋，七月，上召子儀還京師，以李光弼代為朔方節度使、兵馬元帥。

這一說法有一定道理，但不過是表象，真實原因並非這麼簡單。此前的種種跡象表明，朝廷早已準備動郭子儀，魚朝恩的告狀不過是提供了口實而已。

這件事還要從不設天下兵馬元帥說起。

相州會戰之前，天下兵馬元帥廣平王李俶（後改封成王）被立為太子。按照唐室規制，皇子一旦被立為太子，就要深居內宮，不再參與具體軍政事務。因此，肅宗有必要在其他皇子中另選一位擔任天下兵馬元帥。這勢必帶來一個問題——被選中的皇子會因此累積人望和戰功，在以後歲月裡可能危及太子的地位。這是肅宗所不願意看到的，所以乾脆就讓這一位置空了出來。接著，又以“子儀、光弼皆元勳，難相統屬，故不置元帥”的理由，拿掉了郭子儀天下兵馬副元帥的頭銜，改由觀軍容宣慰處置使魚朝恩監控部隊作戰行動——其實質是將統帥權收歸自己，透過宦官遙控部隊。經過一番折騰，天下兵馬元帥這一肅宗在靈武時期所設立的職銜已是名存實亡。這很大程度上導致了會戰的失利，對此肅宗是很清楚的。待到相州會戰一塵埃落定，肅宗就著手準備恢復這一職銜。這樣一來，問題又回到了原點——要不要將天下兵馬元帥授予某位宗王。經過反覆權衡，肅宗初步決定：元帥仍舊空置，只任命副元帥。

有資格擔任副元帥的人選只有兩位，一位是郭子儀，另一位是李光弼。郭子儀背後是實力最為雄厚的朔方軍，幾年來的鏖戰，這支勁旅積累了赫赫戰功，節度使郭子儀也憑此一路晉升到公爵、官做到正一品的司徒。再繼續立功，肅宗都快要拿不出東西來賞他了。這還不算，由於長期共事，郭子儀還與太子李俶建立了良好的關係。這也是肅宗這位現任皇帝所忌諱的，雖然他們父子關係還算和諧。手握重兵、功高難賞、與儲君關係密切，這些理由足以將郭子儀從副元帥人選名單中剔除掉。而李光弼就成了副元帥的不二人選。

出於制衡的考量，老謀深算的肅宗早就朝著李光弼替代郭子儀的方向使力。當初唐室決計除掉已經歸順的史思明時，肅宗就讓李光弼出面主持對史思明內部的策反。李光弼由此從平叛的二線進入一線。相州會戰，肅宗又拿李光弼不留痕跡地將郭子儀從副元帥位置上擠掉。會戰期間，朔方軍發生了蕃漢將領火併的吳思禮事件。會戰結束時，郭子儀率先脫離部隊導致了朔方軍的潰退。而李光弼卻“整勒部伍，全軍以歸”。事態演變於此，以李光弼替代郭子儀已是水到渠成。

肅宗準備大用李光弼還與相州會戰後唐軍戰略佈局的調整有關。

李光弼在肅宗登極之初被派往太原擔任河東節度使。在任期間，李光弼擊退了叛軍對太原的大舉進攻；牽制住雲中地區的高秀巖叛軍集團；還在太原以東的太行山腹地“度地勢，籠山截谷”，構設了一道由北至南，以承天軍城、德化堡、滅胡城為主體的防線，攔腰卡斷了叛軍經由太行山中部陘道侵入河東的線路，解除了太行以東叛軍的威脅。三年的苦心經營，李光弼所管的河東道中北部地區已經相當穩固。至德二載（757年），唐室又在蒲州（今山西永濟）設立了河中節度，將河東道西南部的蒲、晉、絳、慈諸州納入管轄範圍。兩京收復後，唐室還將王思禮部調到了河東南部的潞州（今山西長治），成立了關內及潞府行營。這樣，太原、河中、潞州三足鼎力，整個河東地區牢牢地控制在唐室手中。

太行山

河東道表裡河山，易守難攻，與河朔地區一山之隔，屯兵於此，牽制作用明顯，河朔叛軍無論是南下江淮還是西進關中，必然有所顧忌而不敢傾盡全力。此外，兵興以來，太原、潞府、蒲州等地雖遭兵燹，但持續時間較短、烈度和範圍有限，未對社會民生造成根本傷害，可以就地籌集糧秣，省去了由關中或江淮轉運的舟車人力之費。

河東河北地區

相州戰後唐叛雙方的對峙態勢已經明朗，洛陽必將再次成為爭奪的焦點。洛陽雖有山河之險，但幅員有限，缺乏戰略縱深，一處突破則幾無迴旋餘地，實為四戰之地。屯重兵於河東，可以起到控引洛陽的作用，利則前出洛陽，不利則收縮回絳州、潞州，收放自如，制敵而不受制於敵。故而經營河東，將平叛基地由洛陽轉移到河東已屬必然。而深耕河東數載，對河東情況更為熟悉的李光弼作為這一部署調整後的新一代統帥是再合適不過了。

（未完待續）

參考文獻：

[1]宋 司馬光等 《資治通鑑》

[2]五代 劉昫等 《舊唐書》

[3]宋 司馬光等 《新唐書》

[4]唐 李吉甫 《元和郡縣圖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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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唐 杜佑 《通典》

[7]宋 王溥 《唐會要》

[8]吳廷燮 《唐方鎮年表》

[9]清 董誥等 《全唐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