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兩篇老侯說了蘇秦合縱六國的故事,其實蘇秦六國合縱真正意義上也就存在了不到一年,後面的幾次合縱也成果不大。
六國合縱為什麼會失敗?其實是一個很值得研究的事情,歷代史家和文學家都有議論,比較有名的就是蘇洵的《六國論》了,“六國破滅,非兵不利 ,戰不善,弊在賂秦。賂秦而力虧,破滅之道也。或曰:六國互喪,率賂秦耶?曰:不賂者以賂者喪,蓋失強援,不能獨完。故曰:弊在賂秦也。 ”言猶在耳,精彩至極。
老侯也贊同蘇洵的觀點,老侯今天就從經濟學“囚徒困境”的角度去闡釋蘇洵的觀點。
一、
經濟學中的囚徒困境是博弈論裡十分典型的一個案例。下圖是對此案例的說明(不喜歡看理論可以直接跳過看二):
案例的背景是兩名嫌疑犯被警察逮捕,但警察無充分證據指控二人有罪。於是在兩人事先沒有交流的情況下,警方分別審訊二人。
對其中任何一名嫌疑犯來說,不論對方招供與否,己方的最優選擇都是招供,以減少己方刑期,也就是說招供較之沉默來說為此遊戲的佔優策略。
從圖中來看,對於甲來說:如果乙招供,甲應該選擇招供(2年小於5年);如果乙拒供,甲也應該選擇招供(0年小於0.5年)。相對應地,乙嫌疑犯也面臨同樣的考量。雙方分別考慮後的結果,將是兩人都招供。
而當雙方都招供時,警察即有充足證據指控二人有罪,對雙方都判處2年刑期。與最初兩人考量(都拒供)相比較,兩人都落到了不理想的境地。
“囚徒困境”的故事其實傳達出這樣一個道理:我們經常會在盤算自己的利益之後,為了私利而最後不選擇合作。明明知道合作對雙方最好,但是為了私利,為了保護自己,我們反而做出了一種不合作的選擇。
二、
合縱連橫的出現背後反映了國力的對比,也就是在秦國商鞅變法之後東方六國如果單挑都已不是秦國的對手。
最明顯的證據就是秦國對魏國發起了連續的戰爭,九戰皆勝,諸侯震動。公元前322年,秦惠文王時期秦國不僅重新據有河西,還取得了曲沃(屬山西省臨汾市曲沃縣)、陝(今河南省陝縣)等進攻基地。從軍事上,秦國對韓、魏已經碾壓。
其次,經過桂陵之戰,馬陵之戰和秦國的連續打擊之後,魏國實力大衰,秦國東出再無勁敵。
至此,戰國時期的諸國體系已經形成“一超多強”的格局。
三、
其他六國雖然不敵秦國,但是實力還是有的。
從領土來看,楚國最大,韓國最小,趙、齊、秦、燕、魏居中,但楚國的領土有相當大的未完全開發,其領土質量和中原地帶不可同日而語。
從人口數量來看,秦、楚、齊、魏略強,都在500萬左右;趙、韓、燕略少,在400萬左右,這方面沒有一國有特別大的優勢;
從軍事能力,蘇秦在遊說各國時曾說:燕,“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六百乘,騎六千匹,粟支數年”;趙,“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慄支十年”;韓,“地方九百餘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強弓勁弩皆從韓出”;魏,“武力二十餘萬,蒼頭二千萬,奮擊二十萬,廝徒十萬,車六百乘,騎五千匹”;齊,“齊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三軍之良,五家之兵,進如鋒矢,戰如雷霆,解如風雨”;楚,“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慄支十年”;秦,“名師數百萬”。雖然這些都是蘇秦之言,當然有吹牛的成分,但也說明了戰國七雄間實力懸殊比不是特別大。
四、
六國聯合打趴秦國也是夠夠的了。這個時候東方六國合作一起對付共同的敵人應該說是理所應該的,但就是這種順應人心的事最後卻搞砸了,為什麼?。
其實我們只想到了合作抗秦的好處,卻沒有想到每個國家的訴求並不僅僅在抗秦這種單一行為上。合作時各國不僅關心自己的絕對收益,也考慮其他國家,尤其是鄰國的相對收益,也是說各國間的競爭更劇烈。
避免讓鄰國強大,從而威脅自己一直是各國統治者追求的重要對外目標。燕國更為關心齊國和趙國的實力增長,而齊國更關心魏國、楚國和趙國實力的增長。各國擔心今天的合作伙伴會成為明天的敵人。如果無法擴大自己的相對領土、人口優勢,尤其是相對於鄰國的權力地位,那麼參加合縱抗秦將弊大於利。
實際上,不僅聯合制衡強國,諸侯們會考慮領土相對收益問題,甚至是在弱小國家的處理問題上,諸侯們也因為相對收益問題而導致合作非常困難。
齊國曾經和魏國試圖透過合作方式,解決宋國問題,但因為利益 分配的問題,最終沒能達成協議,最後齊國便單獨滅了宋國。而齊國的這種舉動招致了其他國家的嫉妒,反齊聯盟隨即形成,並最終給了齊國以毀滅性打擊。甚至到了六國快要被滅亡的前夕,楚國和魏國依然在圍繞著宋國舊地的領土大動刀兵。楚國和齊國曾就魯國進行了長期的爭奪,齊國公元前284年衰落後,楚國便乘機北上,多次攻打魯國,並最終於公元前249年將其滅亡。
圍繞著領土利益的競爭激化了六國之間的矛盾,分散了他們的注意力,進而增加了聯合抗秦的難度。
五、
六國如果打敗秦國,能得到的物質收益就是秦國的領土。
首先,領土收益並未有太多的特殊性,哪裡的領土不是土,在當時的情況下,六國至少存在以下四種獲得領土收益的其它辦法:1)六國可以透過打擊周邊小國去拓展領土,如齊滅宋,楚滅魯等;2)六國之間互相攻伐改變領土疆域;3)與秦國合作,獲取秦國的賄賂;4)向秦稱臣,保全現有領土。
其次,各國的目的既然是獲得領土和人口,因為地緣的緣故,選擇家門口的國家擴張領土總是最具誘惑、最經濟實用的途徑;同時,沒有人願意和強大的對手為敵,選擇弱國為對手始終是最實際,也最有效的。
因此,對於東方六國而言,這其中任何一種方式都可以帶來領土收益,而且這些策略實現起來的難度和風險要遠遠低於反秦合作。
六、
主張合縱的人和主張連橫的人在對天下形勢的分析上實際上並無實質性的不同。如蘇秦和張儀分別在遊說燕國參加合縱、連橫的時候,都認為趙國而非秦國是燕國的最大威脅。
蘇秦對燕王說,“秦之攻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內。”張儀對燕王說,“夫趙王之狼戾無親,大王之所明見知也。……”但在如何應對這種威脅的策略上,兩者卻大相徑庭。
蘇秦主張採取追隨趙國的策略,“是故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為一,則國無患矣。”
張儀卻主張藉助秦國的力量對趙國進行制衡,“是西有強秦之援而南無齊趙之患。”
在強人的推動下,合縱和連橫都有可能在某一時期成為各國的政策選擇。但由於對領土收益的敏感,各國必然首先關注來自鄰國的威脅,必然首先關注獲自鄰國的收益。在這種形勢下,各國顯然無法精誠團結,去應對各國面臨的共同威脅。
東方六國的合作進入了典型的囚徒困境。所有的國家都知道合作對大家有利,如果不聯合,有被秦國各個擊破的危險。然而對領土收益的熱衷和競爭給六國的合作埋下了楔子。
各國既無法就收益分配問題達成一致,也就無法對其他國家的行為做出正面的預期。因為對於東方六國而言,他們不僅僅要考慮秦國的威脅,也得考慮其潛在盟友的威脅。如,對於燕國和齊國而言,趙國對他們的危險要遠甚於秦國的威脅。因此,基於對領土收益的考慮,單個國家採取背叛行為所得到的短期收益明顯大於採取合作行為所得到的收益。
既然背叛是單個國家的最優選擇,東方六國就不得不假設盟國通常會採取背叛行為,在絕大多數情況下,他們不僅要獨自面對秦國的強大攻勢,還要防備潛在盟國的威脅。
綜合考慮,割地事秦就成了苟且偷安的最好選擇,這至少能保障暫時的安全。當各國都如此行為之時,合縱抗秦自然成為了可望不可求的奢望。
雖然,合作是六國保全的唯一辦法,但任何一國都不敢承擔其他國家採取背叛,而自己採取合作的風險;任何一國都不敢相信其他國家會採取合作行為,也不敢冒這個風險。因此,雖然存在合作的充分必要性,但單一的領土收益決定了背叛行為將遠比合作行為流行。
參考資料:《資治通鑑》、《史記》、《經濟學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