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是為了表現秦王政衝動暴躁的一面，《大秦賦》給秦王政安排了好幾場殺人的戲碼：倡優的表演暗諷母親，他一怒之下拔劍殺了倡優；甘羅出使趙國歸來，秦王政卻因他是呂不韋一黨，當場殺了他；茅焦進諫，他又是以當廷烹殺作為威脅……其實這些劇情不僅《史記》沒有記載，真實出現的可能性也不大。

秦王政殺甘羅，這一幕在歷史上是不可能發生的。

我們早就習慣了野史、古裝劇裡皇帝擁有無限權力、說殺誰就殺誰的描述，但仔細看《秦始皇本紀》，除了為自衛而殺死刺客荊軻，秦始皇並沒有過親手殺人的記錄。而根據《睡虎地秦簡》的記載，秦法對鬥毆的懲罰一直很嚴厲：撕傷對方耳朵、咬斷對方的鼻子或耳朵，都要被判耐刑；鬥毆中如果拔掉對方的鬍鬚和眉毛，都要被罰去當刑徒“城旦”。而故意殺人的行為叫“賊殺人”，要被判處棄市。很難想象在刑無等級的秦國，秦王政會屢屢殺人還不付出任何代價。

正常情況下，就算哪位高官真的有罪、秦王政準備處死他，至少也要先經過審判，這一點甚至連秦二世時期都沒能改變。拿李斯為例，他被趙高誣陷謀反、投入監獄，負責審訊的趙高透過無數次刑訊逼供才獲得了他認罪的口供。為了避免這種情況發生，趙高甚至設下陷阱，好幾次派自己的門客冒充御史，一旦李斯說出自己的冤情，使者們都會原形畢露，狠打他一頓。這種“狼來了”的故事重複多次後，李斯再也不敢有翻供的念頭，見到真正的御史時才乖乖認罪。

不僅如此，秦朝也並不是只靠一味的嚴刑峻法來維持自己的統治。《睡虎地秦簡》《裡耶秦簡》等簡牘的出土，帶給了人們非常複雜的感受：一方面，秦朝百姓確實是稍不小心就會犯法。在街上亂倒灰燼會被刺字或斷手，百姓不得隨意飲酒，地位低下者禁止穿絲織的鞋上街，商販的秤不準要被罰款，偷摘價值不過一錢的桑葉，都要被罰服徭役30天……可另一方面，除非罪行確實嚴重，否則很少有人會被判處死刑。《睡虎地秦簡》中記錄了200多個秦朝案例，其中死刑只有5起，還是犯罪性質確實嚴重的案子。

許多細節更表明，《秦律》並不是一味地嚴刑峻法，甚至還有相當的合理性。比如臭名昭著的“連坐制”，它絕非不分青紅皂白，而是格外強調知情與否：有人偷錢後去別人家作客，對方沒察覺他的犯罪行為，則不必論罪；有人用偷來的錢買了一捆絲，寄放在別人家，不知來歷就不會被連坐；只有知情不報才算同案犯。如果有人在大街上行兇，距離百步以內的路人不加以救援，應該罰二甲。這是由於當時沒有發達的通訊條件，警方往往無法及時趕到犯罪現場，由在場民眾分擔救助責任，有助於社會安定。

從量刑方面來看，《秦律》雖然總體偏嚴，卻也絕不是一刀切。比如對未成年人會適當減刑。《法律答問》有好幾處出現了“小未盈六尺”字樣，這是在無法確認當事人年齡的情況下，透過量身高標準來判定他是否成年。自首（秦朝稱“自出”）也可以減刑，假設某人貪汙了公家的財物逃亡，如果是被抓，那就按更重的盜竊罪論，但如果你肯自首，就可以只按逃亡罪論，相對來說處罰較輕。

如今我們早就習慣的有期徒刑、無期徒刑，在秦簡中幾乎看不到，原因也很好理解：秦朝一天到晚要麼打仗，要麼修建各種工程，對勞動力的需求永遠都不夠，不可能允許太多的違法者蹲在監獄裡白吃白住不幹活，所以《漢書》稱秦朝“囹圄成市”（監獄多得像集市），很可能是誇張的描述。反倒是經濟處罰、勞動改造和肉刑更加常見，它們也都是以不削弱受刑者的勞動能力為前提的。

經濟處罰叫“貲刑”，類似罰款，以“一盾”“一甲”作為罰款標準，也就是製作一面盾牌、一套鎧甲的成本，“一盾”為384錢，“一甲”為1344錢。一般適用於不嚴重的違法行為。

秦陵附近出土的鐵鉗，佩戴在刑徒身上。

肉刑分很多種，最輕的是刮掉犯人的鬍子或頭髮，這叫“耐”或“髡”；重一些的是用竹條抽打犯人，這叫“笞”；最常見的是“黥”（刺面）、“劓”（割鼻）、“斬趾”（砍腳）。戰國時齊國有一位名士淳于髡，他就是受過髡刑，造型大概類似《大秦帝國》第一部《裂變》中，墨家的鄧陵子。同樣是在《裂變》中，有一場重頭戲是公子虔、公孫賈受刑，他倆一個被割掉鼻子，另一個被臉上刺字，正是這種肉刑的寫照。

《裂變》中的公子虔，受刑後只能戴面具。

肉刑中最重的該是“宮”，也就是割去生殖器。它也叫“腐”，據說當時衛生條件差，受刑後傷口容易腐爛發臭，想想就夠可怕的了。太史公司馬遷就飽受這種腐刑的痛苦，而在《大秦賦》中戲份極多的嫪毐，呂不韋把他引入秦宮時，也是故意讓人以“腐罪”告發他，意思是嫪毐犯的罪行應該處以腐刑，當然實際上並沒有操作。

嫪毐是以受過腐刑的名義入宮的，結果卻和趙姬生了孩子。

各種殘酷的死刑當然也有：“斬”（斬首）、“梟首”（砍下頭後掛起來示眾）、“棄市”（暴屍街頭以供圍觀）、“戮”（對屍體進行羞辱）等。《大秦帝國》第三部《崛起》中，長平之戰的幾十萬趙軍被迫投降，秦將白起把他們統統“坑殺”，也是一種死刑，不過並不像人們以為的那樣都是活埋，而僅僅是殺死後隨意掩埋、不許安葬。後來的秦始皇的“坑儒”，也是這種刑罰。

最殘酷的死刑是為謀反者準備的，嫪毐最後就是受了“車裂”之刑，也就是俗稱的“五馬分屍”，不過觀眾更熟悉的受刑者是商鞅，這是一起不折不扣的冤案。另一種殘酷刑罰是“五刑”，也就是丞相李斯最終受的刑罰，其實是各種肉刑的“串燒”：依次受到黥、劓、斬趾、笞這四道刑罰，最後被梟首；不過李斯真正受刑時，也許是秦二世進行了修改，梟首改成了腰斬。

李斯的結局相當悽慘

對於實行重刑的原因，《韓非子》的描述非常形象。《內儲說》記載了一個小故事，子貢認為殷商時期“刑棄灰於街者”的法律太重，孔子卻說不棄灰，是人們很容易做到的事；斷手，是人們所厭惡的事。這樣規定是為了讓人們做那些容易做到的事，從而避免遭到所厭惡的刑罰。

儘管如今看來，這樣的重刑主義顯然過於嚴苛，但當時卻自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春秋戰國數百年，各國都處於戰爭狀態，人們的第一需求是在這個亂世生存下來，為此勢必平日裡也要保持嚴密的組織形式，人人受到準軍事化管理，就好像所有民眾都生活在軍隊中，管理他們的法律也自然就比和平時期嚴格得多。而看似嚴酷的秦法，正是以部分犧牲民眾的幸福與自由為代價，保障了絕大多數秦民的生存，也保證秦國在長達數百年的戰亂中勝出，最終統一天下、迎來和平的曙光。

本文作者系《秦朝穿越指南》作者 張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