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炎培是民國時期有名的教育家與社會活動家，七十多年前他曾在延安與毛澤東有一場精彩 的“窯洞對”。

1941年，黃炎培發起中國民主同盟並任第一任主席；1945年創立中國民主建國會，任第一任主委。

1945年6月，褚輔成、黃炎培、冷遹、王雲五、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鈞七位國民參政員聯名致 電毛澤東、周恩來，表示希望訪問延安，為兩黨談判搭建橋樑。不久，中共中央回電歡迎。

除了王雲五因病受阻外，其他六名參政員登上前往延安的飛機。7月1日，當毛澤東和黃炎培握手 時，毛澤東說：“我們20多年不見了！”黃炎培一下子很愕然，一問才知道，1920年杜威訪華 時，黃炎培曾請杜威在上海演講。當時臺下聽眾中就有毛澤東。

黃炎培一行在延安看到了琳琅滿目的商品，以及街道上的意見箱——每個延安人都能“直達上聽”，給毛澤東提建議。他發現，在延安喊毛澤東就是毛澤東，很少會稱職銜。黃炎培在同中共領袖交談時，毛澤東、朱德、陳毅等人的“樸實穩重”，也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六位參政員將要回重慶時，毛澤東問黃炎培有什麼感想，黃炎培坦率地說：“我生六十多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 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單位都沒有跳出這週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時聚精會神，沒有一事不用心，沒有一人不賣力，也許那時艱難困苦，只有從萬死中覓取一生。既而環境漸漸好轉了，精神也就漸漸放下了。有的因為歷史長久，自然地惰性發作，由少數演變為多數，到風氣養成，雖有大力，無法扭轉，並且無法補救。也有為了區域 一步步擴大，它的擴大，有的出於自然發展， 有的為功業欲所驅使，強求發展，到幹部人才漸見竭蹶、艱於應付的時候，環境倒越加複雜起來 了，控制力不免趨於薄弱了。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週期率。中共諸君從過去到現在，我略略了解。就是希望找出一條新路，來跳出這週期率的支配。”

毛澤東聽了他這番話後，回答說：“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週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在黃 炎培看來：“這話是對的”，因為“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於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 人，人人得事。用民主來打破這週期率，怕是有效的。”

到了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夕，黃炎培又與毛澤東在北平相見。黃炎培和沈鈞儒等民主人士一起 赴西苑機場迎接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中共中央領導人入北平。兩位政治家在解放後的北平機場重相見，其歡樂是無可言喻的。

當天晚上，毛澤東征衣未解，就設宴與沈鈞儒、黃炎培等20多位民主人士會面歡敘。第二天晚 上，毛澤東又在百忙中設宴單獨邀請黃炎培暢敘別情，縱談時局，直至午夜。一旦脫離黑暗的樊 籠，沐浴在燦爛的Sunny之下，黃炎培心潮澎湃。

當第三天葉劍英（當時的北平市市長）和徐冰在國民大戲院為他開歡迎會時，他情不自禁地奮臂 高呼：“人民革命萬歲！中國共產黨萬歲！毛主席萬歲！”隨後，毛澤東又幾次邀集黃炎培等民 主建國會的領導人，商談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籌備工作、民建會的前途和革命分工問題，希望黃 炎培多在民族工商業者中做工作，併為解放上海出力。

黃炎培隨即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向上海人民廣播，要求上海人民起來，迎接上海解放。建國以後，黃炎培擔任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政務院副總理兼輕工業部部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