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生不當貶道以誘君安逸

《資治通鑑》最具鑑戒意義的這些事兒

漢王朝建立以後，治理國家的方式方法，偏離了古代先王以仁治國理政的基本原則，漢高祖簡單粗暴，蔑視禮樂制度，只到朝廷大臣整日酒氣熏熏，對他都敢大呼小叫，才開始想到要整頓禮樂等各項規章制度；漢文帝以黃老之術治國，格外重視權謀的運用，因此，縱觀整個漢代，帝王們失去淳樸善良的本性，也是有其一定之原由的。

漢文帝和他的高參賈誼

商王太甲、武丁，以及西周的成王，他們天資，誰能強得過漢文帝？然而，這三位遠遜於漢文帝的先王，他們都有一個賢德的謀臣。太甲之時的伊尹、武丁之時的傅說，以及成王時期的周公，任選一個，才情都遠遠超過漢文帝的謀臣賈誼。伊尹作《詞訓》、傅說作《說命》、周公作《告誡》，分別這樣告誡自己的君主，伊尹說：“不能安逸於自己的工作崗位，否則只會有危險。”傅說說“不要貪圖安逸，這樣只會危亂百姓。” 周公說：“君主不能太安逸。”

賈誼對漢文帝說：民眾勞苦一點不算啥，君主安逸就行。

三者無論是誰，都不曾貶低道義只求能誘惑幼主乖乖聽他們的話，沒有誰會像漢文帝的博士賈誼那樣，一心要讓君主安逸，政務聽他說，政令由他下就行。瞧他對漢文帝說的都是些什麼話：“治理國家，勞困心志，損害身體，缺少鐘鼓之樂，不做也可。” 他知道漢文帝信奉黃老之術，就說“君主要無為而治，忘記瑣事，享受歡樂，只要去考慮立綱陳紀，成就萬事之法即可。”

賈誼勸說漢文帝獨享安逸，為的是：政務聽他說，政令由他下。

賈誼的這套陳詞濫調，去除了秦相李斯的那套所謂法家理論核心，剩下不了什麼。為何這麼說呢？以權謀制天下，以享樂遊戲的心態對待天下大事，那麼，即使他賈誼的作法有異於秦朝“寧負天下，不負君主”的李斯之法，至少，他沒有抓住事物的本質，只是要拿一些旁枝末節的東西來讓天子立立威而已，同樣，就如李斯製法只為秦始皇一個人理財，全不顧百姓死活，賈誼若讓漢文帝一人安逸了，就只會讓天下所有人都勞苦。試問，君主所能擁有的，只是一日之天下？無需兼顧天下人？

假如，天下僅靠法術或權謀就能讓天下得到治理；僅靠諸如規定服裝樣式，統一車輪軌距，就能使風俗整齊劃一；只要修訂了法律辭章，就能使人講廉恥、處事敦厚；削奪了諸侯特權之後，就能使政令一統於主上之手，那麼，夏朝、商朝的成文法俱在，為何會有桀、紂這兩王不能善始善終，歸於滅亡？

幸虧，漢文帝不是縱慾偷樂之君主，他雖然也未能免俗于田獵鐘鼓之好，並以此自逸，卻不曾像賈誼所期望的那樣，是一個很容易地受到享樂主義誘惑的人。

以上辨析，就是前面所說過的，賈誼為學不夠精純的原因。漢文帝以其邊遠北地之列侯出生坐上得皇位，如果，能有學問精粹的儒生啟發的心智，以道義沐浴薰陶，讓他能樹立中和之德，那麼，由他漢文帝來興盛王道，各路諸侯怎能不服？世間風俗又怎能不改？人的廉恥之心又怎能不尚？可惜，賈生雖是儒生，為學不夠精純。

人稱天下才子的博士賈誼，作為漢文帝的高參，侍奉漢文帝，先是一頓諂媚、奉承，而後，加以引導，希望漢文帝能全盤接受他的觀點：“民眾勞苦一點不算啥，君主安逸就行。”幸而漢文帝不是秦二世胡亥之流，能關心人民疾苦，有心勵精圖治。

即使，賈誼自己也曾想著該有別於秦相李斯，但他始終也沒能真正做到這一點。然而，即便是這樣，後世還是有人比如《資治通鑑》的作者司馬光，稱讚他為：“循循善誘其君，以達天下之治。”

唉，上有明君，下無賢臣，以仁為核心的國家治理理念能不走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