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多山，開啟一幅中國地圖。百分之七十的面積，都不是綠油油的平原，而是一片片起伏的山地。

中國地形圖

山地在人類文明歷程中，究竟扮演了什麼樣的地位呢？

今天我們以大秦嶺為例，探討一下山地對人類對人類生活的一點影響。

說起秦嶺，大多數人腦海中浮現出來的，應該是是地理學上那一條耳熟能詳的分界線——秦嶺淮河一線，它是茫茫中國大地上，南方與北方的重要的分界線。

秦嶺這個名稱首次見諸史書，是司馬遷在《史記》中的記載："秦嶺，天下之大阻"，說明至遲到漢代已經有秦嶺這個正式名稱。據葛劍雄等學者推斷，秦嶺這個名稱形成的時間應該更早，早在秦國的時候就開始有秦嶺這個名稱了。

廣義的秦嶺，西起崑崙，中經隴、陝之南，向東延伸至鄂豫皖終至大別山區，這條東西逶迤的巨龍，使得天分南北，地割江河。

秦嶺在中國的位置

而狹義的秦嶺，正如其名，指關中平原與漢江谷地之間這一片與秦人歷史息息相關的山地。通過陝西的地形圖可以清楚的看出，陝西北部是棕黃色調的黃土高原，而中部是東西狹長的關中盆地，自關中盆地南緣至陝西的南部即為山脈縱橫的秦巴山地。據統計，陝西省的山地面積達741萬公頃，佔全省總面積的36%。

秦嶺淮河線——中國南北的分界線

談及中華文明的發源，我們首先想到的是土地肥沃，便於農耕的沖積平原，而環境險峻的山地則意味著文明發展的空白與滯後。然而山地豐富的林木、礦產、動物、藥材等資源也是人類發展必不可少的資源，歷史上的山地社會形態雖與平原地區有較大的差異，然而其經濟文化等方面聯絡卻非常緊密。

在風調雨順的年份，人們大多傾向於在一馬平川，便於農耕的土地繁衍生息。然而在各種自然災害面前，特別是歷史上最常見的水旱災害，平原地區或成為澤國，或赤地千里，顆粒無收，生靈塗炭之慘景史書不絕。

而山地則不同，不管水旱等自然災害如何蔓延，地理環境複雜的山地總能以垂直地帶性的多樣性化解種種災難，在山區總能找到適合農業生產的地方。所以一旦關中地區發生災害，就有災民自北而南入秦嶺山中，以謀生存。平原和山地這兩個看似相對獨立的地理單元，其實存在著豐富多樣的地域聯絡，並且對人類社會發展相當重要。

陝南地區在明初是最後被納入明朝統治的區域，因為秦嶺山脈的阻擋，自關中地區向南用兵多有不便。而在川陝地區平定之後，此區域並沒有像之前朝代鼎革初期那樣的平穩恢復發展，區域社會依然矛盾重重，以至於在明洪武末年陝南地區就爆發了一次規模較大的農民起義——高福興、田九成起義。這次起義此起彼伏，直到十餘年後才被徹底撲滅。

據《明太祖實錄》記載，陝西按察使司僉事虞以文在洪武七年奉旨到漢中等地巡查，親眼看到"其民多居深山，少處平地。其膏腴水田除守禦官軍及南鄭縣民開種外，餘皆灌莽彌望，虎豹所伏，暮夜輒出傷人。

"出現"民多居深山"這種奇怪現象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明初賦稅徭役沉重，"力多而勞，又畝徵租一斗，地既莫隱，賦亦繁重"，農民不勝其盤剝，遂"鼠竄蛇匿"至官府控制力量薄弱的山地，抗稅糧，拒差役。

針對這種情況，虞以文獻策言："今若減其租賦，寬其搖役，使居平野以漸開墾，則田益闢而民有恆產。"然而明政府並沒有聽從這一條良策，反而實行愈加嚴厲的"山禁"之策："空其地，禁流民不得入"。以行政命令阻止此類"逃民"入山謀生，人為地切斷平原和山地間的地域聯絡，此舉使得官民矛盾不斷激化，最終演變為一場長達十餘年的農民起義。

至明中期以後，徭役日益繁重、自然災害頻繁，皇親貴族、豪強之家仗勢侵奪民田，土地兼併異常嚴重，加劇了人地關係緊張的矛盾，越來越多失去土地的農民在原籍無法生存，不得不背井離鄉。逃民性質的人口流動日趨繁多，著名的荊襄流民即在此期形成。《明經世文編》記載："河南、山西、山東、四川並陝西八府人民，或因逃避糧差，或因畏當軍匠，及因本處地方荒旱，俱各逃往漢中府地方、金州等地。"

眾多流民的自發去向大多為"地土可耕、柴草甚便、即不納糧，又不當差"的山區。老林密著、人煙稀少、物產富饒的陝南山區，無疑為流民集結提供了一個理想的場所，在這一廣大地區處於明初"禁山"政策形成的人口和耕地的"空白"狀態，因其地不僅有豐富的自然資源與可開發利用土地，而且官府難以管理，可以不用承擔賦稅、徭役，所以從平原耕地上被排擠出來的農民必然流向這一封建統治薄弱的地帶，尋求謀生的機會。

實際上除了上述五省，更有江西、湖北、湖南、廣東、廣西等地的流民都進入秦嶺山區，其中以陝西籍的流民最多，約佔一半。《明宣宗實錄》記載："陝西頃有邊事，日支糧草動以萬數，皆出於民。有一家用銀四五十兩者，一縣用銀五六萬兩者。公私匱竭，民不聊生，往往流移他方。"流移的方向也多為關中以南的秦嶺山地。

明代秦巴山區流民反抗集中區域示意圖

明政府面對數量龐大的流民，剿之恐其生變，撫之又無經費和田畝安頓，因此剿撫不定，政策搖擺，使得局面進一步失控，除逃民外，逃軍、逃匠、逃囚也成為流動人口的一部分，明憲宗成化年間，項忠為陝西右副都御史，受命撫治和遣還流民。據項忠在《報捷疏》中稱："已遣散九十三萬八千人，出山復業"。

隨後在《撫流民疏》中又稱："已遣回流民一百五十餘萬"。實際上遣返之民多無法妥善安置，隨後又流向山區。荊襄流民人數經常超過百萬，成為困擾明廷的一大難題，朝廷時剿時撫最終引發了正德年間秦巴山區歷時五年的流民起義，對明統治者在陝南、荊襄一帶實行的"山禁"政策產生了巨大的衝擊。

根據《明經世文編》的相關記載，對流民的山地生存境況做如下總結：

"或開山耕種，或結庵居住"——平原生活方式向山地的擴充套件。伴隨規模巨大的流民而來的，是平原地區先進的生產工具和生產方式，"耕種"、"結庵居住"等平原居民的生活方式伴隨著浩浩移民，開始向山地傳播，進一步促進了山區的開發。

"低山種包穀，高處只宜早蕎遲麥"、"刀耕火種"——適宜山區農業生產的經驗與實踐。此處的"包穀"即玉米，伴隨著這種適應性強的高產旱地作物的推廣種植，流民征服山地的能力和動力也得以提升，並且逐漸總結出一套適宜山區農業生產的經驗。

"山內木耳、筍、紙、鐵、炭、金各廠，皆留寓客民所籍資生者"——除農牧業外的手工業也得到發展。流民進入秦巴山區後，除種植糧食作物維持生計外，還兼營多種手工業，開設各種小作坊。據嚴如煌《三省邊防備覽》記載，有茶園、木廠、炭廠、鐵廠、造紙廠、鹽廠、香蕈、木耳及藥廠、淘金廠等。充分利用山地豐富自然資源以求得生存。

"官吏不收科徵，裡甲不敢差遣"——明確的逃避賦役目標。流民皆因不堪賦稅壓力而起，逃往官府控制力薄弱的山區，若遇到官吏收賦稅、派差役，則"鼠竄蛇匿"，抗稅糧，拒差役。這種現象也是流民與官府主要矛盾和抗爭結果。

"民間無族姓之聯綴，無詩書相啟儲"——社會組織較為自由鬆散。流民進入山地，或刀耕火種，或打獵為生，人無定居，到處流徙。流民的流動性和山地的自然特性使得流民社會並無較為緊密的宗族等社會聯絡，這也是流民脫離政府組織後自發形成的一種鬆散社會形態。

綜上可知，逃戶、流民在從平原地區遷往山地，並在山區求生的這個過程，逐漸將平原地區的耕作方式帶入山區，並充分利用山地的各種自然資源，從事農業及手工業等以謀生存。客觀上促進了陝南地區山區的開發程序。

然而流民的大量湧入，也對當時秦嶺山地的自然資源和環境造成了一定的不良影響。明人沈思孝在《秦錄》一書指出了明時關中地區木材緊缺的狀況：

長安宮殿惟秦漢最盛。想當時，秦隴大木多取用不盡。若今嘉靖間，午門三殿災；萬曆間，慈寧、乾清災，動費四五百萬金。府庫不足，取之；事例不足，又取之；捐俸不足又取之。開礦一木之費，輒至千金；川貴山中，存者亦罕；千溪萬壑，出水為難。即欲效秦漢，百一未能也。

就木材資源來說，在明代出現"一木之費，輒至千金"的現象，不僅僅是關中木材用量增加的結果，造成"千溪萬壑，出水為難"的另一個不可忽視的原因，就是大量流民對秦嶺山地的開發。

明代陝南山地的開發，是伴隨著流民進入山地開始的。明代陝西的天災人禍使得關中等地生民流離，最終不得不進入山地生存，流民客觀上為山地的開發提供了勞動力和技術等方面的條件，使得秦巴山地得到初步的開發。這不僅為清代及以後陝南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奠定了基礎，也使得陝南與關中地區的地域聯絡更為密切。而明後期規模愈益龐大的流民也對山地的自然環境造成了不利的影響。

與此同時，明政府的禁山政策又使得官民矛盾向山區蔓延，最終秦巴等山地也成為藏匿和培養反明勢力的一個重要基地，明末李自成義軍數次進出陝西，並最終成為明朝的掘墓人，都與隱藏在這片山地裡的反明力量息息相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