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光武帝劉秀生長於民間，深知百姓疾苦。打仗有勇有謀，昆陽一戰幾近封神。稱帝后兢兢業業、“樂此不疲”，且不殺功臣、不搞封禪，在位33年選賢進能，休養生息，生民復甦。後世稱讚漢光武帝劉秀為“一代明主”，認同者眾。

劉秀在位時，制定了一項政策，旨在選拔良才，培育社會楷模。結果卻適得其反，竟導致寡廉鮮恥的偽君子層出不窮，對後世造成嚴重不良影響，流弊深遠。是何政策，有如此“殺傷力”？

劉秀稱帝后，欲消弭前朝、特別是王莽政權高舉的“五德終始說”大旗，提出了一個響亮的政治口號：表彰名節。表面上，此舉意在選薦“德行高妙、志節清白”之人；更深層次的原因則在於，要把忠臣不事二主，死心塌地忠於一姓天下，渲染為天經地義之事。

是否有名節，很難“標準化”評測，只能由舉薦之人主觀估量而定。而當時的所謂“名節”，實表現在人與人的交際關係上。東漢重視的人際關係有五，即君臣、父子、師弟（老師與弟子）、兄弟、朋友。

如何在處理這五種關係中“脫穎而出”“出類拔萃”，並因此聲名遠播而被舉薦或選拔？由於“競爭者”太多，必須另闢蹊徑、劍走偏鋒。當“名節”成為競爭之目標，虛偽造作則隨之而生、難以避免。

對於東漢尚名節的原因，清代史學家趙翼在《廿二史札記》卷五《東漢尚名節》中，一語中的：“蓋當時薦舉、徵辟，必採名譽，故凡可以得名者，必全力以赴之，好為苟難，遂成風俗。”說白了就是：有了好名聲，便可以藉此升官發財。

為了走上“捷徑”，駛入仕途的“快車道”，東漢士人“全力以赴”博得名節，無所不用其極。現選取一些“特立獨行”之事蹟，看看他們有多麼瘋狂，又是何其荒誕！

服喪求名

西漢初期，頗重孝道。但是，為逝去的父母服喪，基本不會達到三年。西漢末年，有人為父母服喪滿三年，而名動天下。當時，宗室中若有服喪三年者，即可加官進爵。到了東漢，服喪三年已是常態，很難因此成名獲利。

於是，有人動了歪心思：為母服喪三年之外，聲稱對先父未盡孝道，多補三年，共服喪達六年。更有甚者，除父母外，對祖父、祖母、七大姑、八大姨等，均要補上“年限”，服喪二十餘年而不止。

另外，還有為舉薦自己去做官的恩人（恩主）服喪者。其中，部分人頗懂“捨得之道”，特意棄官而去，為恩主服喪。憑藉此舉出名後，取得更大“進步”。

兄弟讓爵

當時，身有爵位的父親過世後，可由其長子繼承爵位。而在得名可獲利的大背景下，繼承爵位的長子，一般都會請求皇帝恩准，把爵位讓給弟弟。皇帝可能批准，也可能不批准。為何“讓爵者”氾濫呢？

趙翼分析道：“夫以應襲之爵，而讓以鳴高，即使遂其所讓，而已收克讓之名，使受之者蒙濫冒之譏。有以處己，無以處人。況讓而不許，則先得高名仍享厚實，此心尤不可問也。”

就是說，讓爵成功，讓爵者不僅可“得高名”，而且“仍享厚實”——其所能享受的“政治待遇”並無實質影響；讓爵失敗，便可宣稱繼承先父爵位，實屬“被逼”無奈，由此獲得好名聲。讓爵之徒的奸猾心態，可見一斑。

互讓遺產

當時，一位叫李充的人，與兄弟六戶同居。李充老婆省吃儉用，存了點私房錢。其他兄弟主張把這筆錢一起分了，李充竟然允諾。他召集家人開會，不僅把老婆的私房錢瓜分殆盡，還當眾痛斥老婆藏錢。李充憑此名聲鵲起，並被選拔為官。

還有一位叫許武的，為了讓弟弟成名，謀劃出一條“妙計”。他主持分家，將良田和大房子都據為己有，而把“不良資產”都拋給弟弟。暗中告訴弟弟，不僅要做到不吵不鬧、不爭不搶，而且繼續敬兄愛兄、情深意切。透過許武的精心“策劃”，弟弟一舉出名，被舉為孝廉。

更令人“拍案叫絕”的是，弟弟“成功”後，許武召集家人宗親開會，哭著懺悔自己當初的不講究、不地道。而後，他把侵吞的肥田廣宅悉數還給弟弟，唱了一出“左手倒右手”的好戲。許武本人，也憑藉此事名聲大噪。

擅報私仇

當時，無視法紀、擅報私仇的事例很多。有因為兄弟被殺，光天化日之下，手刃仇敵者；有為朋友“兩肋插刀”，報其殺父之仇者；有為恩主報仇，而殺其仇敵者……

縱觀東漢士人所熱衷的“名節”，大致有三個特點：

其一，過於重視人際關係，忽視家國情懷、社會責任感和法律道德，所以才會驚現“殺人妾子”“斬人父屍”等怪象。

其二，為了出名彰顯“忠義”，只是對父母、兄弟、恩主等個人的忠義，已然變了味兒。在此思想主導下，主從的關係可以超越一切關係，恩主的恩仇則成為一己的恩仇。

其三，將“好名聲”作為競爭的目標和博取利祿的手段，因此虛偽造作，不擇手段。

在東漢“創始人”劉秀的主導下，東漢時期的知識分子大多追名以逐利，加之其學術思想捲入支離破碎的古今文之爭，陷入神秘色彩濃厚的“讖緯之學”，致使一大批寡廉鮮恥的偽君子成為社會楷模。

誘導士風走上這條道路的始作俑者，乃東漢光武帝劉秀。他的政策可謂成功，“五德終始說”被徹底消滅。代之而興的，卻是一個頹廢迷惘的知識分子群體。這些人，遊離寄生於是非不分、虛誣詐偽的世界中。

長此以往，大部分東漢士人只知有家庭、朋友、師生，卻沒有多少對社會和國家的責任感。更嚴重的後果是，這些本應作為推動歷史車輪滾滾向前的“中流砥柱”，均熱衷於空談和“清議”，漠視“實幹興邦”，將治國平天下的大義、個人對社會國家的責任等至理，一一拋到九霄雲外。一如現在的某些“公知”。

如此，終致中國再一次分崩離析，陷入第二次“大分裂”。而興亡更替，最苦者，是天下蒼生。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