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非師從於荀子，戰國時期法家的代表人物，他提出的“法治、術治、勢治”三者合一的封建君王統治術，對後世影響很大。——毛澤東

他本有濟世大才，奈何身在韓國，且為韓國公子，更加無法奔走他國實現抱負一展才華。戰國時期的韓國一直默默無聞不思進取，國家內政不加以改革只學詭術妄圖以此來打壓六國，可陰謀詭計終究不是治國之本，反而鬧了不少笑話，韓非學成歸來後也想改變韓國現狀，可國家腐敗已入根基，不是一朝一夕可能改變的。

公元前280年，韓非出生於韓國新鄭，宗師貴族的身份成了他一生的枷鎖。在他記憶之中的韓國太過弱小平庸，亂世之中實難立足，他不忍看到國家衰敗，於是出國遊學，到齊國稷下學宮拜荀子為師，學帝王之術，將來為韓國謀劃。

在荀子的教導之下，韓非見識能力更加出眾，他在國家政權方面主張建立統一的中央集權，將權力牢牢把握在君主手中，防止再次出現戰國這般諸侯手握兵權政權，勢力龐大之後難以約束的局面；變法圖強也是他的重要思想之一，他繼承了秦國商鞅變法理念思想“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進一步提出了“不其修古，不法常可”的觀點，改革變強應該按照現實需求而來，不是一味空口胡言，也不必一定要準守古時候的傳統規矩，歷史是向前發展的，當代走向文化等必然超過古代。

韓非也主張以法為本，他的著作總結了前期各位法家代表的實踐經驗和理論，形成以法律為中心的法、術、勢相互結合的新政治思想體系，他最為欣賞的便是商鞅的法和申不害的術，同時指出申不害變法失敗的原因，他認為是因為申不害沒有將法和術結合應用，國家想要變法強大，不僅臣子要盡心盡力，上方的君王也要善用權術。

也是從韓非開始，他第一次明確指出“法不阿貴”的思想，也就是天子犯法與庶民同罪，此思想維護了法律的尊嚴，也壓制了貴族特權，使國家更便於管理，對後世影響頗深。不僅要制定法律，他認為還必須要宣傳法律，讓百姓養成懂法不犯法的習慣。如此以往，社會風氣定然欣欣向榮，天下太平，安居樂業。

韓非學成回國後，他想要在韓國著手改革，他列舉了國家削弱之因，解決之法獻給韓王，可韓王熟視無睹，依舊偏安一隅，公元前262年，秦軍一舉拿下了韓國五十城，大半國土丟失，韓國的統治階層也逐漸分崩離析，儘管如此危難時機，韓王依舊不作為。自韓非回國後，五年裡，他屢屢諫言，韓王屢屢置之不理，一腔報國熱血付之東流，面對韓王的不務正業，不思進取，韓非極其憤怒，可有無可奈何，他畢竟是臣子，強迫不了韓王，於是埋頭於創作他的論述。

韓非雖然有輕微口吃，但他文筆不凡，文章出眾，同門的李斯也自嘆不如，他在書中直言雖然拜在儒家門下，但他的思想最先起源於道家老子，故而後世也有人將他稱為道法家代表，他闡述道本是千變萬化的，無論是天地乾坤還是人文社會無一不再變化，所以這治理天下的方法自然也會隨之改變。但是道也有它相應的穩定性，便是人們應該遵守的行為規範，這樣的規矩便叫做法，法憑藉道而建立，道變無常，法也要隨時代而變，不必一定要固定何為何不為，只要可順應發展便好。

韓非自知這番思想理論在韓國是已經得不到發展了，並且依照秦國如今的國力軍力，遲早統一六國建立新政權，不如把這些身外之物獻給更需要之人，將來若是秦王賞識，以他的理論作為治國之道，那也會起到了造福百姓的作用，不枉費自己多年苦學，韓非之書傳到秦國，秦王政看後對他很是欣賞。

公元前235年，秦軍對韓國攻勢更加迅猛，在此危急存亡之際，韓王終於想到了被自己冷落多年的韓非，將他帶來一同商議解除危機。於是韓非被派遣出使秦國，秦王對他很是喜愛，但因為他韓國公子的身份，遲遲沒有決定是否留用。

由於李斯為秦始皇提出了統一天下大計中最先要滅掉的便是韓國，於是韓非寫下《存韓》書嚴厲批評了李斯的思想，他是韓國之人，自然事事都要為韓國思量，他的政見於李斯相左，妨礙了秦國統一的步伐。

李斯深知韓非能言善辯，怕秦王政被他說服矇蔽，於是上書勸諫秦王：“韓非為韓國公子，此次前來不過是為了韓國利益，他用辯論辭藻，掩飾詐謀，想要在秦國處為韓國謀取得利之事，我王切莫被他欺騙。”秦王認為李斯說得有道理，當即便將韓非抓捕入獄，最後被逼服毒自盡。

他的法治思想一定程度上適應了中國歷史發展階段的需求，為之後建立的中央集權制度起到了一定的指導作用。不少人認為韓非思想過於極端，有以利益驅動人心的思想，可那樣甘願為國家前往死地，委曲求全，冒險勸說嬴政留韓的愛國之人，他的內心懷著的應該是美好的理想與柔情，確實不是冷血無情的急功近利之徒。

參考資料：

《史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