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到1912年2月清帝退位。辛亥革命首次開創了完全意義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推翻了統治中國幾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建立起共和政體，結束君主專制制度。

與此同時，它又傳播了民主共和的理念，極大推動了中華民族思想解放，以巨大的震撼力和影響力推動著中國的社會變革。但是，在這場前所未有的“大變革”的背後，還存在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那就是日本人。

辛亥革命

首先我們要明確的一點是，雖然這股勢力來自日本，但他們對辛亥革命的態度並不代表日本政府或軍方的態度，因此我們必須將其具體化、準確化。對這一群體，我們通常稱其為“大陸浪人”。

大陸浪人是指日本明治初期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期間，以中國大陸、歐亞大陸、西伯利亞、東南亞為中心地域在此居住遊歷及進行整治活動的一群日本人。他們以極高的熱情關心著中國革命發展的態勢，從政治、經濟、軍事等各個方面對中國資產階級革命運動進行滲透。

正是他們的積極參與，推動了辛亥革命的成功，並在革命的歷史過程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大陸浪人

雖然他們對中國的革命事業做出過一定的貢獻甚至是犧牲，但這一群體的構成是十分複雜的，他們的出發點和利益訴求也並不相同，甚至大相徑庭，其中不乏有反對革命者和騎牆派。

以學者趙軍的分類標準，可以將大陸浪人分為五類：一是以岸田吟香和根津一為代表的在經濟和教育領域深入中國進行調研活動的先驅性人物；二是同情和支援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大陸浪人，代表人物有玄洋社的頭山滿、平岡浩太郎，黑龍會頭目內田良平，在惠州起義中戰死的山田良政，以及與孫中山關係密切的宮崎滔天、平山周、萱野長知等。

三是以北一輝為代表的與“湖南派”革命黨人具有密切關係的大陸浪人，宋教仁遇刺後回到日本而遠離了革命黨；四是以川島浪速、佃信夫等為代表的反對辛亥革命、援助清政府的大陸浪人，武昌起義後支援宗社黨開展“滿蒙獨立運動”，企圖將“滿蒙”從中國分裂出去；五是混入中國民間的“馬賊”或“鬍匪”。

不過，僅認識到他們“身份”的不同還遠遠不夠。只有看清他們的政治立場，才能認清這些大陸浪人的“真面目”：左翼大陸浪人代表，如宮崎滔天、山田純三郎、萱野長知，他們做過不少支援辛亥革命的工作，他們在思想上和行動上與中國的資產階級革命派是相通的。

右翼大陸浪人，如頭山滿、內田良平、北一輝等從利用中國革命以擴張日本在華勢力的目的出發，在某些時期和某些場合下也幫助過中國革命黨人，但當他們發現妄圖利用中國革命為日本反動統治牟取利益的夢想落空時，他們為日本帝國主義侵略充當爪牙的面目就立刻暴露無遺。

特別是被譽為日本法西斯主義“理論家”、極端反動的北一輝曾公然咒罵孫中山的思想是“不適用於東方的西方空談”，汙衊孫中山本人“不過是革命浪潮捲起的一個泡沫。

”甚至惡毒的攻擊真心實意幫助孫中山和中國革命的宮崎滔天和萱野長知必為走狗”；而極右翼大陸浪人，如川島浪速等則完全是一支反動力量，他們站在中國資產階級革命的對立面，用扶持清朝封建統治集團和滿清遺老復辟封建王朝的方法來反對革命，開中國歷史的倒車。

宮崎滔天

那麼，這些大陸浪人如此熱衷於參與到中國的革命事業，其思想根源又來自何處呢？這就要講到他們奉行已久的“大亞洲主義”了（又稱大亞細亞主義）。大亞洲主義產生於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它本是大日本主義的變名。

大亞洲主義主張所有的亞細亞民族，都要聽日本人指揮，亞細亞的問題，都要由日本人解決，日本是亞細亞的盟主，亞細亞是日本人的舞臺。這幾乎與十九世紀二十年代由美國人提出的“門羅主義”，鼓吹“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實際上美國人的美洲）毫無二致。

大亞洲主義

大亞洲主義是一種包含多種傾向、多種流派在內的紛繁複雜的思想。而從思想體系、思想內容上來看，大亞洲主義同樣可以劃分為左翼、右翼和極右翼三大派別。左翼代表宮崎滔天的思想為“支那革命主義”思想。

他主張的革命路線是先在“人多地廣又處於革命危機中的中國”，使社會革命取得成功。然後在中國“奠定適用於一切理想的立極之基”，從而推進世界革命。宮崎滔天的這一獨特理論是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大亞洲主義的全盛時期提出來的，這一想法直接將亞洲聯合、協作的口號昇華到一個新的高度。

宮崎是真正呼籲日本民眾起來全力支援中國人民及亞洲各國人民的民主革命鬥爭的大亞洲主義者，與內田良平等人的主張有著本質的區別。他本人更是在《三十三年之夢自序》集中熱烈的表達了自己的理想，他信仰“人類同胞主義”,忌恨“弱肉強食之現狀”，奉行“世界一家之說”，憎恨“現今之國家之競爭”。

對大同世界，宮崎有著這樣的構想：即“車伕馬伕有車坐，窮苦農民亦富有，四海兄弟皆自由，萬國和平自由鄉”。這也讓我們在宮崎滔天的身上，甚至可以看出一些無產階級革命家才有的“浪漫色彩”。而右翼和極右翼們的想法看起來就不那麼浪漫了。

前者儘管對辛亥革命有著高度的評價，並將其與十八世紀的法國大革命相提並論，但這些人卻以擔心中國被西方列強瓜分之風險，希望日本與中國“合二為一”，組成緊密的“聯邦”，共治天下。

極右翼則更進一步，認為中國不可能建立起有力且穩定的政府，要讓中國沐浴在“皇恩”下，成為日本的一部分——日本妄圖全面侵佔中國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宮崎滔天

具體到“行動”上，他們參與辛亥革命的節點開始於武漢保衛戰：在漢口、漢陽，陸軍少尉野中保教率領小鷹氏等人參加了第一線作戰；黃興率軍自琴臺渡漢水夜襲敵軍時，工兵上士齋藤氏等人還為他們搭建了浮橋。

11月27日漢陽失守後，大部分浪人由萱野長知率領，隨黃興乘船東下，由漢口抵達上海。為了牽制北洋軍不再向南方增派援軍，萱野派金於克己、三原千尋、高橋正夫等人北上，與已抵達北京的平山周、小幡虎太郎配合，秘密籌劃刺殺袁世凱，但卻沒能成功。

平山周等人後與革命黨人白逾桓籌劃攻打天津事宜，但因打入敵軍的內應被清軍抓獲，敵人有所戒備，導致巖田愛之助、佈施茂在放火現場被捕。

此後，這些浪人一直活躍在革命軍中，直到清帝宣佈退位的那一刻，當時已經雲集大連的浪人們才就地解散。

武漢會戰

以上這些只是戰鬥在最前線的日本人，那些站在背後給予財力、物力上的援助的大陸浪人，發揮的作用則更大。像黑龍會首領頭山滿，親自參與了組建中國同盟會的工作，在孫中山二次革命失敗後，他和犬養毅疏通外務省，接納保護了孫中山，並由他聯絡日本礦主安川錦一郎每月給孫中山提供1萬日元費用（約合今人民幣22.4萬元）。

又如梅屋莊吉——孫中山最主要的“贊助商”、日本著名實業家。他為了支援孫中山1895年10月的廣州起義，費勁心思籌集了600支手槍。起義失敗後孫中山赴美避難，梅屋又寄給他1300美元。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他共援助給革命軍45.6萬日元的款項。1925年孫中山逝世後，他原計劃專門鑄造7座巨大的孫中山青銅像，後因資金不足鑄造了4座送給中國（目前3座銅像分別保留在南京、廣州和中山），這些銅像的製作和運送費用相當於今天的1.5億日元。

據後世學者研究表明，梅屋莊吉的一生為辛亥革命貢獻的資金，摺合成現在貨幣高達一兆日元之多。

梅屋莊吉與孫中山

無論這些大陸浪人出於怎樣的動機支援了中國的革命事業，都在客觀上推進了中國革命進而促成了辛亥革命的成功。至少他們也沒有像日本政府那樣“兩頭下注”、“見風使舵”。

但是，在同情和支援辛亥革命的浪人中，既存在像宮崎滔天那樣拋開國家觀念無私援助中國革命的國際主義者，也存在許多“懷著擴大在華權益、或將中國拉入日本主導的反歐美列強陣營動機的國權主義者”。

因此，宮崎滔天對中國革命的支援能夠善始善終，而內田良平和北一輝所代表的機會主義者，在看到中國革命遭遇挫折、革命派掌握國家實權的希望渺茫時便立刻退出，也就不足為奇了。而這也進一步證明了，想要維護本國的利益，實現民族的自強與復興，永遠都只能靠我們自己。

參考文獻：

《辛亥革命前後日本的大陸浪人》趙金鈺

《近代日本與中國的接點——以大陸浪人、大亞洲主義與中國的關係為中心》趙軍

《辛亥革命時期的日本大陸浪人》嚴平

《大亞細亞主義與中國》趙軍

《日本政治史》信夫清三郎

《宮崎滔天全集》第一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