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留良為浙江人，著名的理學家。明朝滅亡後，他始終不與清朝妥協，後來因為拒絕參加博學鴻詞科考試，乾脆削髮為僧，在和尚廟裡著書立說，堅持反清倡明的立場。留良死於康熙二十年(即1683年)，可是在四十多年以後，卻遭到戮屍示眾的厄運，連累了子孫和門生，這就是雍正年間最大的一次冤獄。

呂留良和一般的明朝遺民不同，一般遺民的“抗清”，只是吟詩、作文暗寓譏諷，發些牢騷罷了，而呂留良卻是一個思想家，他提出的一些理論，同清朝統治者是格格不入的。他主張皇帝和臣子的關係，不能同父子關係一樣，而應當以義為重，反對尊君卑臣的風氣。他還主張把驅逐異族統治者、恢復漢人的天下，看作是比君臣之義更重要的道德原則。這些思想顯然是反對滿洲貴族統治的，所以雍正皇帝說道:呂留良寫的文章和日記，全是叛逆的詞句，凡是做臣子的，都會不忍看、不忍讀、不忍寫出來的。這說明清政府對呂留良的反清思想深惡痛絕。

可是，湖南生員曾靜對呂留良的思想卻十分欽服崇拜，他派門生張熙去浙江呂家訪求呂留良的遺稿，呂留良的兒子把全部遺書交給張熙。曾靜看到這些著作，如獲至寶，反清思想更加激烈。他經常和呂留良的學生嚴鴻逵等人來往，圖謀把抗清的思想變為實際的行動。但是，曾靜不是依靠人民的力量，而是企圖利用漢族將領發動政變。當時川陝總督嶽鍾琪，傳說是岳飛的後代，曾靜就派張熙帶了密信去遊說嶽鍾琪，信上列舉了雍正皇帝謀父、通母、弒兄、屠弟、貪財好色、誅忠用奸等罪狀，勸說岳鍾琪和他們共謀舉事，推翻清朝。可是嶽鍾琪並不想反清，他採取卑劣的手段，欺騙張熙，終於弄清了主謀者，然後向皇上告密。於是，呂留良、曾靜大獄便發生了，這是雍正六年(即1728年)的事。

那時，清朝皇室內部矛盾尖銳，各地人民的反抗鬥爭也時常發生。在這種情況下反滿抗清思想化為實際的行動，這不能不引起清政府的高度重視。因此，雍正帝決定利用呂留良、曾靜的案件，嚴厲地打擊反清的思想和行動。雍正的“上諭”指出，以前浙江發生過汪景祺、查嗣庭的案件，海寧、平湖也有“騷動”，那都是呂留良思想的“遺害”；

如今曾靜、嚴鴻逵等人，相距千里，居然能夠相互呼應，共謀反清，可見問題嚴重，已到了非加嚴辦不可的時候。

當然，砍頭、戮屍是不可少的。呂留良和他的兒子呂葆中、學生嚴鴻逵都已死去，仍遭剖棺戮屍的下場。呂留良的另一個兒子呂毅中以及嚴鴻逵的學生沈在寬都被砍了頭，子孫遣戍，婦女為奴。曾經為呂留良建祠、刻書和私藏呂氏著作的人，一律論死。可是，發動“叛逆”的首要分子曾靜和張熙，卻出人意料地被免罪釋放了。這是清朝統治者玩弄的一種手法。

雍正皇帝利用這個案件，大造輿論。他指出，曾靜等人住在偏僻的農村，受到流言蜚語的迷惑，而造謠者是允禩、允禟等諸王的黨羽;曾靜等人還受到昌留良“邪說”的矇蔽，才會企圖謀逆。雍正把曾靜表示改悔的供狀，連同他親自寫的諭旨，合本刊成《大義覺迷錄》一書，發到全國各府州縣以及遠鄉僻壤，要求做到家喻戶曉，不論是讀書學子還是鄉間小民，都要懂得書上所講的“道理”。他企圖用這種手段來消除反清思想，分化反清的力量。

雍正皇帝還企圖利用這個案件，大肆追查“謠言”。他不僅下今向曾靜、張熙等人追問:從哪裡聽到有關皇帝的“謠言”，而且一步步地尋根刨底進行追查。官員向人們勸說道:只要把這些謠言在哪裡、聽什麼人講的說出來，本人就沒有罪了，否則替別人隱諱就是犯罪。在他們層層追查逼供下，有的人交代出，是在湖南某地的路上，聽一個犯官說的，又說傳播謠言的人是“京內旗人模樣”等等。這樣，雍正帝就把“造謠”的首犯說成是諸王的黨羽，目的在於進一步打擊他兄弟諸王的勢力。

但是，《大義覺迷錄》並沒有收到根除反滿思想的效果，不殺曾靜以示寬容也起不了多大欺騙作用;而《大義覺迷錄》的頒佈，倒是從中透露了不少皇室內部爭奪統治權力的訊息。所以，雍正皇帝一死，乾隆皇帝在即位的當年，就把曾靜和張熙凌遲處死，連《大義覺迷錄》也加以查禁，不準流傳了。

呂留良、曾靜大獄案究竟冤死了多少人?雍正皇帝為什麼如此處理此案?乾隆皇帝後來又為什麼推翻了他父親的處理結果?這些都成了大清王朝的一大爭論不休的奇案冤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