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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春夏之交,是我最難忘的時刻.1939年是百年未遇的大水災,秋天,老鄉們好不容易將極少的糧食打在場,10月21日白志沂武裝包圍靈邱縣政府,企圖向我奪取政權。我部隊連夜從攻打敵據點的淶源走馬驛撒回,又連續作戰,被迫武裝自衛,將白志沂趕跑。日寇集聚大批兵力趁虛入山,大舉掃蕩,燒殺掠奪無所不用其極,尤其是將場上僅有的糧食燒光,這就造成4年春夏之交的飢餓、瘟疫蔓延。

在靈邱、渾源一帶,老鄉們天剛亮就下地找野菜,什麼苦菜、甜苣、桃葉、柳葉、槐樹花、榆樹錢,連榆樹皮都剝得精光,總之將一切可食之物蒐集來和糠充飢,因營養不足,人多浮腫,而且瘟疫蔓延,死亡甚眾。當時,犧盟會短期培訓班剛結束,組織上讓陸大姐攜款帶隊組織春耕救災工作隊,赴災情嚴重的渾源縣王莊堡區從事救災活動,我便是其中之一。

為加強這一工作,除學員20多人外,又將犧盟縣區會幹部抽調作骨幹,隨學員混編為三組,分佈在王莊堡區各村進行工作。我在的那個組在王莊堡村附近,王莊堡西南河水滾滾,進村後只見淤泥已埋沒了房頂,滿目淒涼,我小組約7、8人,住在離王莊堡約二里山坡上一家人的小村裡,老鄉借一間房給我們,男同志在地上鋪草而臥,我則睡在只能容一人的小炕上。我們早出晚歸,在風吹雨淋中進行抗日愛國、政府愛人民的教育宣傳工作。

老鄉們目光憔悴,在灰黃的臉上露出了一絲笑容,我們的到來,給予鄉親們極大的安慰,約一星期後,我開始發高燒,胡言亂語,20多日不吃東西,最後出了紅疹才退了燒,後來才知患了紅疹傷寒。退燒後,我被抬回到靈丘南坡村縣群眾團體所在地養病。這時縣婦女救國會主任趙倫同志也是傷寒剛退燒,兩人都須營養,但食堂僅有黑豆,黑豆糊糊充飢,既苦又難嚥,打那養成我細嚼慢嚥的習慣。

在自己剛能走動時,一個噩耗傳來,和我同一個工作隊的一個主力隊員的屍體抬到村邊的小廟前,悲傷的心情迫使我不得不拄著柺棍吃力地向山坡下走去,走向趙璽陽的身邊,趙因紅疹未出,憋得渾身發紫而死去,我緊緊地握著他那早已僵硬的手,久久不願離去,眼淚不住地流……心想是我傳染了他,他就睡在我同屋的草鋪上。這個五臺四區十八歲的愛國青年,剛分來雁北。正遇我們辦學習班,參加一段學習還尚未正式分配工作就一同赴渾源參加春耕救災了。他短暫而閃光的一生,他那服從分配勇向困難進軍的精神,使我永不忘懷。

他的屍體被埋在村邊的那棵梨樹下;在我養病期間,常去梨樹下守望孤墳,以此寄託我的哀思。在他死後不久,他的哥哥趙璽明隨隊伍路經這村,當得知弟弟病逝的噩耗後,請假到梨樹邊,立正敬禮,禮畢,二話不說,立即歸隊。

還有靈邱五區犧盟會負責人宋遠同志(也是十八歲)是與我從五臺派至雁北開闢工作的三個成員之一,他是作為骨幹帶領學員去渾源的。他得傷寒回靈邱後,由於病後飢餓過甚,年青的小夥子不論什麼食物,不管是黑豆糠菜都狼吞虎嚥,他從此得了慢性腸潰瘍,因當時醫療條件所限,隨著漸漸的消瘦,終於亡故了。

宋遠同志是三房合一子,經與家庭鬥爭,衝破重重阻撓而出來工作的,他的不幸使宋家絕了後。他的姐姐宋自奮在五臺因難產而又無助產師也死去了。想到戰爭年代缺醫少藥,飢腸轆轆而死去的戰友們,心裡真是說不出的滋味。

我和趙倫傷寒雖好,但傳染給了房東一家。這家房東因勞力多,算是富裕中農,其生活當時算是好的。房東老太太對我和趙倫深表同情,說:“你們出門在外真不易”。欲認我倆為乾女兒,常在草灰盆上烘烤豆渣玉米餅給我倆吃,當時覺得真香。不久老太太也得了傷寒,不久就去世了。他的兒子們得了同樣的病,有的好了,有的死了,死了的用席子一卷就埋了。傷寒這病真厲害,而且傳染也兇,我病好後頭發全部脫落,變了個禿子,不得不戴個軍帽,再穿一套軍裝,使人莫辨男女,外號:二小子。

在那個艱苦的戰爭年代,靈丘有好多被日寇掃蕩過的村莊,很多老鄉因吃糠咽菜啃樹皮,浮腫拉黑湯(實則拉血)而死亡,實在慘不忍睹。不過,我們都不會悔,那是我們的芳華。

講述人:八路軍女兵 陸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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