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晉的滅亡不是一次完成的，先是永嘉五年（公元311年）被劉淵攻下洛陽，喪失中原地區；再是建興四年（公元316年）長安失守，喪失關中地區。從地區上呈現一種自東向西的變化。

所以，對於南逃路線的方向不同、時間先後，對南朝各政權的更迭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首先，要明確幾件事情。在這一時期，世家是分等級的，而區分的依據是文化程度的高低，再具體些就是受儒家文化影響的深度。

因此，第一等的家族是傳統儒家豪族，次一等的家族是武將世家。

再說南逃的影響。

第一波南逃。

洛陽淪陷後，雖然晉愍帝在長安繼續建立了政權，但是原先居於洛陽的處於帝國統治核心的家族都不可避免的收到了衝擊。為了躲避災禍，大都採取了南下過江以避。當時的長江以南地區，開發程度遠遠不如北方，稱得上是大城市的屈指可數，曾作為東吳都城的建康更是難得的繁華之所，因此這就成了第一等的選擇。

但是，彼時的建康成遠遠容納不下這麼多人，怎麼辦；南下的人有錢卻沒有產業怎麼辦？

由此產生了一種現象，大家都在建康附近購買田產，導致房價暴漲。形成了以建康為中心，向外輻射的城市圈。

第一等儒家豪族最有錢，一般都住在建康城中。

次一等武將世家錢不夠，主要集中於建康附近的京口一帶。

第二波南逃。

伴隨著長安淪陷，西晉政權在北方的統治已經崩潰，南逃熱潮正從東往西蔓延。受制於地理因素和時間限制，這一波逃難的人大都沒有向建康一帶逃去，而是湧向了荊州大城——江陵。

這一波人中也分有儒家豪族和武將世家，在江陵的情況於建康無異。

最後，再談一下這兩個階層之外的低階層民眾和家族。這部分人因為家勢不大、資金不足，南逃後，沒有辦法直接東山再起，於是採取了與南方土著氏族聯姻的方式進行發展。但這一過程與民族融合無異，所以產生效果的化學反應較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