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是偽滿洲國成立的第十個年頭，雖然此時的抗戰在四萬萬中國軍民的奮起反抗下已進入戰略相持階段，東南亞戰場也因為美國的覺醒而不容樂觀，但日本人為了這一年的到來還是做足了準備。

戰場形勢的急轉直下不免令焦急的情緒在日本人心中開始蔓延且迫使他們開始思考改變的策略，所以在偽滿洲國成立十週年之際，日本人決定讓他們控制下的兩個政權進行一次公開的訪問交流，以此來向世界宣揚他們所創造的“大東亞共榮圈”是多麼的美好。

或許這種充滿輿論宣傳色彩的所謂的“兩國訪問”能對戰爭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日本人如此想。但對於即將進行訪問交流的兩個“國家”的“首腦”來說，實在是五味雜陳，我想如果有的選擇的話，他們一定會拒絕，畢竟曾經的過往經歷和當時的形勢於他們而言是尷尬的，所以他們的內心一定是非常抗拒這場見面的。

不消多說，兩個“國家”就是當時的偽滿洲國和偽南京國民政府，而兩個“首腦”就是偽滿洲國皇帝溥儀和偽南京國民政府汪精衛。

不得不說，日本人極力促成的這場見面最尷尬的就是溥儀和汪精衛了。

還記得1910年，年輕氣盛的汪精衛深受革命思想的洗禮而決心刺殺當時的滿清攝政王，後來汪精衛失敗被捕，在獄中他寫下了“慷慨歌燕市，從容做楚囚。引刀一成快，不負少年頭”的絕筆詩句。

若單看這句詩，我想沒有人不會被他的豪情壯志和麵對死亡的臨危不懼所感染所欽佩。

而事實上，當年的汪精衛也確實如此詩所展現出來的那般充滿了鬥志，他是孫中山先生堅定不移的支持者和思想的實踐者，我非常相信那時候的汪精衛是心繫革命、心懷萬民的。

“汪精衛刺殺攝政王”一事雖然失敗，但也讓汪精衛一戰成名，所有人都佩服他的勇氣，但有一個人卻對他恨之入骨，這個人就是溥儀。

因為汪精衛刺殺的攝政王正是溥儀的親生父親——載灃。

由此說來，汪精衛也算是溥儀的“殺父仇人”。

都說仇人見面分外眼紅，我認為溥儀對汪精衛也一定如此，可以想象到，當日本人告知溥儀要準備與汪精衛見面時，溥儀的內心一定是非常憤怒的，但身為日本人的傀儡，他除了將憤怒隱藏之外沒有任何去拒絕的實力和勇氣。

他除了聽從不敢對日本人說半個“不”字，日本人扶持他做皇帝圓了他的皇帝夢，但同時也打破了他另外一個夢，這個夢就是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

當溥儀來到長春坐上那把夢寐以求的龍椅後，他才驀然的發現，除了如廁他沒有半點權力。

一夢成真，一夢破碎，萬念俱灰下他只能沉浸在自我催眠中，惶惶不可終日的同時又時時矇蔽自己的雙眼。

而如溥儀這般境地的在相隔千里的南京還有一個人，他就是汪精衛。

三十年前，他是刺殺攝政王的英雄，三十年後，他成了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沒有人再記得他的英雄事蹟，永恆難忘的唯有他背叛祖國的種種罪行。

他無話可說，因為這是他的選擇，百般辯駁是無能的表現，唯有心安理得才能讓自己的歲月變得清靜一點。

可是一旦入了賊窩，一切都只能聽天由命了，半點由不得自己。

這是溥儀經受的痛苦，也是他汪精衛經受的痛苦。

所以當日本人要求他前往長春，代表南京國民政府前往偽滿洲國參加偽滿洲國成立十週年，還要與偽滿洲國皇帝溥儀交談的時候，汪精衛也是苦笑不得。

曾經的他將“覆滅滿清政府”為己任，如今的他卻要親自到偽滿洲國送上“祝福”；曾經的他因刺殺攝政王而一戰成名，如今的他卻要與攝政王的兒子握手言和。

諷刺，莫大的諷刺，汪精衛無言也無奈，委身倭寇早已沒了當年的豪情，做了倭囚也做了一顆棋子，任人擺佈而已。

兩人的見面從一開始就充滿了各種問題，溥儀想借此機會大肆羞辱汪精衛，以此來報當年的“殺父之仇”，所以他堅持會面時讓汪精衛行跪拜禮，而汪精衛似乎也有自己的堅守底線。

他心裡明白投靠倭寇已成自己一生中最大的汙點，在不可挽回不可饒恕的情況下，拒絕向溥儀行跪拜禮成為了他維護的最後一絲尊嚴。而且作為當時被日本人所承認的合法政府的合法首腦，他的地位應該等同於偽滿洲國，而不是一種上下關係。

於情於理，跪拜禮都不合適，最後在日本人的斡旋下，他們達成了行西方握手禮的共識。

兩人的見面並無太多話可言，只需按照事先編排好的劇本走完流程即可，可是當汪精衛一行人來到溥儀的皇宮後，他們驀然發現溥儀早早就站在臺階之上，以居高臨下的姿勢傲然俯視著汪精衛等人，那種流露在溥儀臉上的得意與鄙夷的神態，汪精衛永遠也忘不了。

溥儀似以一種前所未有的神氣在等待著汪精衛，當汪精衛出現在他眼前時，溥儀的嘴角微微上揚，因為一場好戲即將拉開。

當汪精衛準備走上臺階與溥儀握手時，只聽溥儀身邊的侍衛突然高喊一聲“一鞠躬”，突然的喊聲令汪精衛措手不及，但事已至此他也只能照做了事，三鞠躬後，溥儀心滿意足的笑了，而汪精衛也只能硬著頭皮走上臺階與溥儀握手。

那一握是三十年仇恨的化解嗎？很顯然不可能，但在世人看來，卻是一次漢奸與漢奸之間完美的合體，令人作嘔。

日本人也心滿意足的笑了，因為他們的目的達到了，汪精衛被溥儀羞辱的過程他們並不在意，或者說正常儀式都不能引起日本人一絲的在意，日本人在意的只是他們握手的那個瞬間的某一張照片。

禮畢後的當天，汪精衛哭了，他痛哭流涕的行為令很多人不解，或許只有他自己心理清楚，這種被羞辱，尤其是被溥儀所羞辱是多麼的痛苦而難熬。那一刻，汪精衛一定是萬念俱灰的，那一刻再聯想到曾經的年少輕狂時，他又會不會有一種壯志未酬的失落呢？

雖然我們無法走入他的內心去一探究竟，但在他與溥儀握手的那一刻起，他已經完全否認了他的過往，而跟隨他一起消去的還有殘存在他心中的最後一點執念，最後一點對往日的回念，可以說他親手斬斷了過往，也親手毀掉了自己曾引以為傲的過往生平。

在從長春返回南京的途中，汪精衛曾做過一次演講，當他走上臺後曾沉默了好一陣，之後他說：“那年我在被清朝逮捕入獄後，有人問我中國何時能好，我說在三十年後，我想今日在座可能也要問，我還是如此答”，說完後泣不成聲。

這算是他漢奸歲月中難得的一次真情流露嗎？我不知道，但我可以篤定的是，如果當時人人都如汪精衛，中國又如何能好？

正如某些人所言，汪精衛的“曲線救國”政策對當時的中國來講未必不是一件好事，也或許汪精衛對國家的熱愛也是真誠的。

他人的情感我們無法感同身受，但汪精衛的行為卻是有目共睹的，他可以以他的方式去“愛國”，而我們也必然會以自己的判斷標準去定義他的“愛國行為”，那就是“叛國”，這是任何時候任何人都不可能改變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