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皇帝以後，帝王戳辱大臣太甚 （總第四十一）

《資治通鑑》裡最具鑑戒意義的這些事兒

《漢書.賈誼傳》裡有這樣的語句：“人主之尊譬如堂，群臣如陛，眾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後世概括為“陛尊、廉遠、堂高”，用以喻君主尊嚴。

關於“陛尊、廉遠、堂高”，王夫之在《讀通鑑論》裡說：“等賢而上之，則有聖人；等貴而上之，則有天子。”大意是：同為賢惠之人，其中若有人能在這個基礎上更進一步，就會出聖人了；同等尊貴之人，若有人能更上一層樓的話，就要成為天子了。

王夫之的話告訴我們，即使已經是人們眼中尊貴、賢惠之人，他們也還在，也都要學習別人的，哪怕一丁點的長處，希望透過優點的不斷累積，以達到聖人，或者天子的境界。

顯然，王夫之是有感於賈誼關於“陛尊、廉遠、堂高”學說的精要之處而發。帝王尊貴至極，也還可積累優點，成為賢德的尊貴之人，而禮敬公卿大夫，實際上也是帝王所需積累，可為王道積蓄力量的，必不可少的優點。

但事實上，對於“禮敬公卿大夫”這一命題，讀完史上一些例項，或“可為之痛哭者”。賈誼《治安策》開首有：“臣竊惟事勢，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以長嘆息者六……”。

他把世人分為五等，獨讓天子高高在上，庭上群臣被等視之為平民，可以任意殺戮。

秦王朝時，始皇帝改分封為郡縣制，以治理天下，他把世人分為五等，獨讓天子高高在上，庭上群臣被等視之為平民，可以任意殺戮，所以才會有漢賈誼所發出的“主上對大臣戳辱太甚，大臣們竟然無恥地苟且於朝廷”的嘆息。王夫之感同身受，亦為之深深嘆息：“嗚呼！秦政變法，而天下之士廉恥泯喪者五六矣。漢僅存之；唐、宋僅延之而訖不能延之；洪武興，思以復之，而終不可復。”大意是：秦政變法以來，仕途之人廉恥之心泯喪者，已達五六成；到了漢朝，尚能維持這一比率；唐、宋也僅能保持，其後卻因為女真和蒙古人入主中原之故，士族的廉恥幾乎喪盡。

歷史翻到明洪武這一頁，明太祖朱元璋倒是有心想要恢復士族階層的廉恥之心，但他最終也沒能讓士大夫應該有知廉知恥之風真正復興起來。誠如一些大臣受到朱元璋鞭撻和侮辱而不感到慚愧那樣，士人一旦成為朝臣，君王極盡侮辱之能事，他們都會默默承受，只要能留在朝廷之上就行，如此，又怎能企望他們會“上憂君國之休慼，下畏小民之怨黷”呢？既然廉恥喪盡，身為士大夫，他們一會兒被主上恩寵如抱在膝上；一會兒又因為主上的憤恨而如墜深淵；他們已經習慣於被呵斥，被關押；他們被套上囚衣，飽受低階吏校的凌辱，只讓他們學會了隱忍，沒有人會吶喊，甚至不做辯解；相反，還要暗自慶幸，自己倖免了死罪。

也因此，君主遇到有士大夫階層偶發的 “清議”之聲時，對他們的譏諷，不是在他們死後，而是非要當即唾沫其面；士大夫若回以詛咒，下朝躲到破屋裡，而不是在人前。如此，士大夫“喪失廉恥”，又怎麼能夠對人宣稱“不可喪”呢？

士人一旦成為朝臣，君王極盡侮辱之能事，他們都會默默承受，只要此後還能留在朝廷之上就行。

除此之外，作為士大夫，他們本身也有自己不可推卸的責任。比如：漢高祖的輔臣蕭何，蒙冤後一出獄，又屁顛顛地去當那個什麼破宰相；幫漢文帝上位的那個宰相周勃，受屈一獲釋，又好像餓死鬼遇上天降大餅似的，受封做了什麼鳥侯爵。

問題就在於：作為臣下，若防止不了主上囚押或者奴役自己，那麼，不做這個破宰相，不當那個鳥侯爺，又有何不可呢！

明代士大夫遭受戳辱的情形更讓人痛心疾首，廷杖家常便飯。

王夫之對明代士大夫遭受戳辱的情形痛心疾首，他說：“北寺之獄，廷杖之辱，死諍之臣弗避焉，忠也。免於獄，不死於杖，沾沾然自以為榮，而他日復端笏垂紳於堂陛，是亦不可以已乎？”大意是：北寺的牢獄、廷杖加諸的侮辱，死諍之臣，對此不加回避，的確夠被稱為忠臣，問題是他們一旦僥倖而免於牢獄，沒有死於杖下，便會沾沾自喜，以此為榮；他日，復又端著上朝用的笏板，腰纏玉帶，恭恭敬敬地，就又立在朝廷之上了。

挨不挨板子，是否被套上刑具，自己做不了主，難道說，不當這個窩囊官了，也是自己做不了主的嗎？可為之痛哭者是：明代東林黨三君子之一，聲名顯赫的鄒爾瞻，應該是響噹噹的義士，結果他一樣，也是在出獄後就慌不迭地出任了九卿這麼個職務。歷朝歷代都如此，士大夫們又如何規避身體遭到傷害，親友被辱沒的惡行呢？

人們就不想想，人主以後在大堂之上提到他們時，會極端蔑視，用的就會是如此輕蔑、無比刻薄的語言：“這個人是曾經與其他囚犯關在一起，遭受鞭撻的人，他自己都不以為恥，對這樣的人，有必要改變態度去禮敬他嗎？”

對這樣的人，做了好事，主上用不著打賞他們，稍有差池，還可以隨時敲打，因為，他們就是這號人，習慣性地安於此。

作為臣下，既然能安於受辱，主上當然益發輕蔑他們了。以明仁宗的寬厚，尚且隨意就給國子監祭酒李時勉帶上枷鎖。怪就怪在李祭酒本性剛直不阿，然而，他在受到如此折辱後，尚且不思隱退，從這一點看，倒真是迎合了漢賈誼所提出的，為之“可痛哭者”的一場議論。